戚安道英文新著《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建康帝国”》的启示

杨  英

目前国内传统的六朝史研究，由于老一辈学者的高水平积累和资料一时无重大更新而出现了瓶颈，面临在原有叙事框架和研究思路下选题困难、观点难以出新等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者戚安道（Andrew Chittick）著《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建康帝国”》（The Jiankang Empire in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为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该书是“牛津早期帝国研究丛书”（共八册，Oxford Studies in Early Empires）中的一本，202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代表了国际汉学界在六朝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本文试图以该书的观点、方法为例，展望未来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采用全球史视角并有所推进的可能性。

戚安道采用“建康帝国”作为关键词，将“六朝”视作一个整体的区域性帝国进行考察，认为“建康帝国”并非后来大一统隋唐王朝出现之前的序曲，而是能跟同时期的萨珊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相比的大型区域性帝国。然而，植根于大一统视角的“历史书写”存在已久，“建康帝国”在这个历史书写中一直是“看不见的（invisible）”，它的重要性被刻意降低，它的制度、经济等细节被刻意模糊，它的文化也被一直解读为柔靡、哀艳。作者对这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将“建康帝国”放在全球中古史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建康帝国”跟北方的“中原—草原帝国（Sino-Steppe Empire，即北朝）”形成了全方位竞争，并对“建康帝国”境内的族群、官僚制度、经济、文化展开了全方位剖析。原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原初族群的身份”（Proto-ethnic Identities）对“建康帝国”治下人民的族属进行了研究（第2、3、4节）；第二部分“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al）”则从巩固疆土、缔造政治秩序（第5、6节）、缔造经济秩序和商业繁荣（第7节）几方面入手，分析了“建康帝国”与这几个方面有关的政治文化；第三部分“帝国政治合法性的整套知识体系（Repertoires ofLegitimation）”研究了组建“建康帝国”政治合法性的整套知识体系（本文按古代历史传统称之为“王化”），包括南方土著文化（第8节）、传统华夏文化（第9节）、佛教文化（第10、11节）。结语部分对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古帝国比较研究进行了展望，并附“建康帝国”人口（附录1）、南下移民迁徙（附录2）、各类家族占有重要官职的地理分布（附录3）的研究。该书的全球史视角和许多研究方法对国内六朝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戚安道认为“建康帝国”是一个长期被隐没在中国古代史的大一统叙事方式中的“看不见”的帝国。大一统历史叙事的核心观点是：汉帝国灭亡后的四百年遭受无休无止的内战和分裂，这个时期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寻求统一，直到隋唐帝国的建立。这一叙事模式在国际汉学界也深有影响。但直至目前的研究表明，它是晚唐和宋代学者们在一步步推进“汉族”凝聚过程的叙事之后才加强的，因此在大一统叙事之下展开的研究属于“后见之明”。戚安道该书想要研究的是：在宋代产生类似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前，应如何看待早期中古族群？作者的核心观点是：六朝时期中国人的民族身份（ethnicidentity）并未彻底发育完成（序言第1页），并运用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社会学等方法考察了“建康帝国”治下的人民族属，详见下文。

作者首先运用了民族学和语言学方法。族群（ethnie）乃至民族（nation）是内涵复杂、彼此有套叠的概念，围绕它们有极为复杂的解释框架。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1939—2016）认为“民族”是具有名称、占有领土，拥有共同神话、共享的历史及普通公共文化的人类共同体，“族群”则与领土有关，它拥有名称、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及共享文化，但通常没有政治目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Anderson，1936—2015）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成天生拥有边界和至高无上，同时也享有深刻的同志之爱的共同体”。这是最有影响的几家关于“民族”“族群”的观点。戚安道认为“族群”是开放且可塑的，并提出“原初族群”（Proto-ethnic Identities）概念，认为“建康帝国”治下的人民属于不同的“原初族群”——“吴人”“楚人”“中人”（由汉人大族和鲜卑贵族共同构成的中原精英集团）分别有不同的自我认同：“吴人”是一个古老共同体，5世纪早期的北朝精英集团称南方政权治下的人民为“吴人”，是在偏见和族群化（ethnicizing）的语义下使用“吴人”这个词，相应地吹嘘自己的政治、军事和族群政策。被称作“吴人”的南方人民在本书作者看来拥有“原初族群”的特征：清晰的族群名称（ethnonym）、共享的语言和饮食方式、共享的历史，长期存在的政治制度以及生机勃勃、富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但是南方政权治下的精英和人民从不自称“吴人”，因此“吴人”除了指政治含义的“原初族群”之外，也有指代区域分布的含义。

作者认为六朝统治下的“原初族群”还有“楚人”存在，它们对于理解“吴人”的概念是重要的相辅相成的例子（95页），“楚人”同样是古老共同体，本书的“楚人”指4世纪早期的淮、楚流域的军事集团及当地人民（141页），他们在建康朝廷和地方的军事力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所在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中人”则指留在北方并投靠鲜卑统治者的中原世家大族加上鲜卑精英融合形成的集团，在作者看来也属于“原初族群”。因此“吴人”是当时各种“原初族群”中的一种，是中古时期存在过的南方汉族的前身，当吴地经历隋唐帝国，牢固地成为北方政治统治体系中的南方领土之后，这种历史记忆开始变得模糊。到宋代，士大夫用“汉 / 非汉”来表示族群差异，说明“吴人”已被彻底归入汉人，这种中古早期“原初族群”的特征才彻底消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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