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年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新趋势

汪罗 王乐怡

文章对2019—2020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68篇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研究成果的收集与筛选主要着眼于能否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新，能否在新知识的生产上有所推进、有所突破。对研究成果发展轨迹的审视与概述中，隐含着视“跨文化传播研究”为“研究领域”（research field）而非狭义“学科”（discipline）的认识论前提。当然，这样的认识论前提也存在一定问题，即作为“研究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指涉宽泛且进路繁杂，难免会挂一漏万、评述失当。为此，文章主要以“主题词检索”的方式，对2019—2020年度刊发于核心期刊（包含北大核心、CSSCI及个别热门期刊）中涉及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对外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精读，提炼归纳出三种新的研究趋势：其一，经由对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溯源，廓清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关键概念、多学科特性及经典思想；其二，经由“技术–社会”与“技术–知识”的双重视野，界定了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取向；其三，经由对主流的媒介生态、重要的时间节点及重要事件的阐释，申明了中国的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取向。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类新趋势并不是客观统计的结果，而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在逻辑与结构方面呈现的一致性做出的归类。

首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溯源表现为廓清这一领域内的关键概念。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首次将inter-cultural与communication并置，开创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之后，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化，产生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四种命名传统。每一种命名传统都昭示了一个共同的预设：文化是有边界的。以此为前提，跨文化传播才能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生成诸如“介入、在……之间”（inter），“跨骑、穿越”（cross）及“超越、贯通”（trans）等描述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协商的句式表达。从学理上来说，跨文化传播是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传播行为与传播实践。因此，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跨文化”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只有弄清楚何为“跨文化”，才能真正理解跨文化传播到底在何种层次上、跨越了哪些“文化边界”。

针对这两个问题，尽管此前已有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但在2019—2020年，研究者不仅厘清了文化边界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还对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边界的表征进行了探讨。赵月枝教授（2019：115-34）以菲南多·奥梯茨概念化“跨文化”一词中设置的后殖民语境变量为基础，阐释了“跨文化传播”中因“文化”概念的多义性而导致“跨文化”一词在全球政治历史及时空场景中的多重面向。她认为，“intercultural面向的跨文化概念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成型过程中强调不同文化博弈的文化概念，相应地，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问题化’后而得以学科化的‘跨文化传播’就天然地与殖民诉求及西方文明等级论相互勾连，其话语主体指向的是爱德华·霍尔这类欧美国家的建制派学者；另一方面，trans-cultural面向的跨文化概念则源于后殖民主义的语境，强调的是文化混杂、文化协商或是文化抗争，其话语主体指向的是弱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呼唤本地文化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学者”（赵月枝2019：125）。从理论上来讲，文化边界大致囊括了“地域、族群、语言、性别、年龄（代沟）、阶级及宗教”（杜维明2001：98）等维度。其中，语言作为一种显性的文化边界，能够直接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现实效果。按照这种理论假设，李智教授（2020：86）呼吁将国际新闻传播中的语言书写视作“不仅是地缘文化决定的‘话语图示’共同体，还应是跨越语言决定论的‘文字符号共同体’”。从现实层面看，厘清文化边界内涵的目的，是要在“具体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建构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跨文化关系，重新发现与评估作为跨文化传播实践主体的‘文化他者’的意义与价值”（冯济海2020：164-72）。为何要将文化边界问题化？文化边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赵汀阳（2019：131-41）在其文章中如此发问。针对前一问题，他认为跨文化研究领域探讨文化边界的主要是为了验证其区隔属性，因为文化边界总是与文化与文明间相互隔离、排斥甚至是敌对的状态息息相关。针对后一问题，他解释道，民族国家的兴起、文明间的竞争、宗教的建制，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推进，为文化边界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正是现代意识形态的兴起，‘一神教’才能够转变为‘一神论’，以文明为单位的文化边界才能在历史中出场”（赵汀阳2019：131-41）。顺延文化边界的区隔属性，杨扬和中传岩（2019：82）辨析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之间的区别，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遍布全球的人类政治建制以来，‘传播’被各种强势的政治形态国家所统摄，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形态就是‘国际传播’，而以‘去政治’‘去国界’标榜自身的‘全球传播’因缺乏相应制度条件的配合与保障，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姜飞（2019：105）在论文中厘清了跨文化传播能力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及‘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三类范畴的不同侧重”；而赵立敏（2020：23）则将由文化边界区隔属性生成的“跨文化冲突”（inter-cultural conflict）置于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分析了“汉传佛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的道教与儒家的理论冲突、身份冲突及权力冲突”。

其次，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溯源表现为廓清这一领域多学科特性的内涵与外延、深度与广度。“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领域，有多种思想在这里交汇，有多种说法在这里缠绕，有多种方向让你选择”（姜飞2013：71）。2019—2020年，研究者能够在充分理解跨文化传播多学科特性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譬如，余霞和钟年（2019：395）阐述了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心理学学科互涉的特征及影响，认为“文化心理学的全球化视野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思考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观念、文化敏感、文化适应及文化冲突等理论直接规定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文化心理学中对于交流模式、受众心理及形象建构等方面的思考能够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借鉴；而作为一种回应和反哺，跨文化传播为文化心理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践案例支撑”。郭镇之（2019：120）探讨了文化地理学中诸如“区域”“区域文化”及“地域文化”等概念在促成文化传播中的借鉴作用，“电子传播消灭了时空，人对于文化的接受可以瞬时实现，文化的传播亦不再局限于自然而然的过程和传统的地理航线”。因此，文化的传播要充分意识到电子传播时代文化地理变革的媒介逻辑和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关注“区域文化”的王祎（2019：136-44）则将研究视野下沉，主张用处于学科交叉点的“接触地带”理论建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复杂性及中国本土经验的主体性。在他看来，“应用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重新爬梳史料，不仅能洞悉人类跨文化实践及跨文化关系的演变规律，更能推动跨文化传播研究超越学科藩篱，使其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智识形态”。盛阳（2020：6-23）重校了全球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知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交叉点，认为深入理解传播现象的全球化语境与政治经济过程，“不仅可以提升全球传播理论的实践回应程度，还可以发展‘去依附性’的传播研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化的理论基点”。

最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溯源还表现为对这一领域的思想史脉络、经典文本及经典实践进行重新评估与确认。在2019—2020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延续了这种自觉性与研究路径，引入了对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预设及对思考视野的反思。“国际传播研究的诞生与美国国内传播效果研究直接关联，但在‘学术与政治’（政府、基金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纠缠中与拉斯韦尔倡议的功能主义范式相结合，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中现代化理论范式成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主导范式”（展宁2019：92-100）。同样，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也存在“主导范式”。在问题意识层面，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往往“着重描述强调爱德华·霍尔与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学术贡献而忽视文化人类学及后结构主义等学科思想的可见性”（汪罗2020），因此，应树立从“文化地理、文化政治与文化哲学三个层面重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汪罗2020：25-26）。能否充分意识到“中国跨文化传播

（未完......）

本文发表于《跨文化研究论丛》第7辑 第50—63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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