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微言大义和隐性/双重叙事进程的阐释与翻译

申丹

袁洪庚教授的《微言大义：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下简称《微言大义》）视野开阔，援引古今中外相关论述，从多个角度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与翻译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探讨。如该文副标题所示，其聚焦点之一是笔者的新著，感谢该文对拙著的评论和肯定。《英语文学研究》编辑部邀请笔者与该文展开对话，进一步阐明“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的实质性内涵，进一步探讨如何在翻译中对之加以妥当处理。从文中可以看到，除了拙著，作者还探讨了更具普遍意义的相关话题。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如何看待文本中意义的表达和理解。

《微言大义》第一节聚焦于意义的难以表现和难以理解，其主题句是“关于理解，包括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迄今为止我们了解的所有理论与假说均不免令人沮丧。”（袁洪庚，2023）该文引用了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并接着说：“与陶渊明不谋而合的是，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对文本所表现的事物无法再现的绝望。后现代主义者‘寻找那些新的表现形式，并非要欣赏它们，而是要更强烈地传达出那种感受，即有些概念本是根本无法表现的。’（Lyotard，1984）”（袁洪庚，2023）其实，这里涉及意义的产生/存在和理解/阐释这两个不同层面。就前者而言，陶渊明和后现代主义者有本质区别，因为他相信文中确有“真意”，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有些概念是“根本无法表现的”。后现代主义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看法有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即众所周知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语言符号理论，认为语言中仅有能指之间的差异，语言表达在于能指的流动和嬉戏。

学界普遍认为，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符号理论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提供了支撑，但倘若我们仔细考察索绪尔的理论，则会发现德里达在阐述索绪尔的理论时，进行了“釜底抽薪”。的确，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强调符号之所以能成为符号并非因为其本身的特性，而是因为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是一个由差异构成的自成一体的系统。但在同一本书中，索绪尔也强调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指出只有在“分别考虑所指和能指”时，它们才仅具差异，而无本质（negative），但只要将两者相结合，就会产生实质性（a positive fact）。索绪尔明确指出，“在语言这一符号系统里，唯一本质性的东西是意义与音象（sound image）的结合”（Saussure，1960）。索绪尔的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在语言符号系统中，一个能指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任意武断的。能指之间的区分在于相互之间的差异。英文词sun（/sΛn/）之所以能成为指涉“太阳”这一概念的能指，是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的能指。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差异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譬如，lun（/lΛn/）、sul（/sΛl/）和 qun（/kwΛn/）这几个音象之间存在差异，但这几个音象却无法成为英文中的符号，因为它们不是“意义与音象的结合”，这种约定俗成的结合才是符号的本质所在。

德里达和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片面地考虑能指本身，忽略了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之关联的强调。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实际上区分了三种关系：（1）由能指之间的差异构成的任意系统；（2）由所指之间的差异构成的任意系统；（3）能指和其所指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也是实质性、本质性的关系。第三种关系是连结前两种关系的唯一和不可或缺的纽带。德里达有意或无意地屏蔽或忽略了第三种关系之后，能指与所指就失去了约定俗成的联系，结果语言表达就成了从能指到能指的能指之间的指涉，成了能指本身的流动和嬉戏。这样一来，任何符号的意义都永远无法确定。其实，倘若语言表达仅仅是能指本身的嬉戏，日常交流都是无法进行的，遑论文学表达和阐释。

《微言大义》援引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洞穴理论”，来说明为何概念无法表现——因为“真相”难以寻觅。的确，洞穴里被绑在凳子上背对着洞口的人，仅能看到身后篝火发出的亮光将物件投射在洞底墙壁上的影子。然而，《微言大义》同时也提到，他们当中终于有人挣脱束缚，逃出山洞时，就可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也就是说，“真相”并非总是遥不可及，只要挣脱绳索的束缚，也就可能会观察到真相。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的束缚确实难以摆脱，比如《微言大义》接下来提到的阅读中“前理解”的藩篱。这种束缚让读者“循着自己的既成思路”“形成受到自己思维定式影响的阐释方案”。有趣的是，我们在《微言大义》中就可看到这种藩篱的一个实例。该文提到拙著“辑录三位评论家对〈心理学〉的见解体现出时空差异造成的视差，以及‘前理解’潜移默化的影响”（袁洪庚，2023）。这三位评论家的阐释有着中西的距离差和近百年的时间差。在《微言大义》自身的“前理解”框架中，“对作品的批评在不同批评家眼里大相径庭”（袁洪庚，2023），因此看到的是三则评论之间的“视差”。其实，《微言大义》此前已经阐明：“申丹［……］推翻了以往评论界关于该作品主题的共识，即男女主人公相互激情暗恋，并希望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关系，不逾越雷池一步。她敏锐地指出‘在情节背后的隐形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女主人公单相思，不断把自己的激情暗恋投射到并未动情的男主人公身上。’（申丹，2021）”（袁洪庚，2023）拙著指出：“《心理》发表于1919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外批评家对其情节发展进行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总结。”（申丹，2021）视野限于西方学界的学者也认为，西方近百年对《心理》情节发展的理解具有共识（Siegelman，1992）。那三则具有跨中西时空差异的评论尽管在文字表达上各不相同，但在情节理解上是实质相通的，看到的都是男女主人公相互激情暗恋，却竭力压制自己的情感。与此相对照，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女主人公单相思，男主人公并未动情。在这股叙事暗流的映衬下，那三则（对情节的）评论之实质相似并不难看到。但由于当代学界一致认为处于不同时空的读者难免会对同一作品做出不同的阐释，《微言大义》转而聚焦于那三则评论由于“时空差异造成的视差”和分别受到的前理解的束缚。

毋庸置疑，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往往是难以把握和难以穷尽的，对于有的作品而言，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中外学者跨越时空，对《心理》情节发展大同小异的阐释共识却提醒我们，在看到不少文学作品晦涩难解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共享阅读（shared reading）的可能性（参见Phelan，2007）。在笔者看来，至少存在五种共享阅读的方式：（1）不同读者对作品做出大致相同的阐释（正如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对《心理》情节发展的共识）；（2）在读到某位学者的阐释时，即便自己未读过相关作品，也认为这位学者的阐释不无道理；（3）读者在阅读某一作品时，觉得作品表达了某些效果，当他人明确表达出这些效果时，就会加以共享；（4）在读到另一学者的阐释时，即便与自己先前的阐释相冲突，也觉得那一学者的论证有理有据，更加合乎情理；（5）另一学者发现了文中隐藏的某一层面的意义（如拙著挖掘出的以往被忽略的隐性进程以及它与情节发展的互动），自己肯定和赞赏那位学者的发现。就拙著中的作品阐释而言，如果读者共享笔者的阅读，往往会属于第四或第五种情况。袁洪庚教授在《微言大义》中表达的对笔者的阐释（包括对学界共识的颠覆）的认可，正是如此。不难看出，“共享阅读”首先有赖于语言符号能够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达出大家能够理解的意义，当然也有赖于学术训练、文学阐释规约等诸种因素的作用；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读者希望能阐释出作者旨在表达的意义，因此会根据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对创作语境的了解，争取较好地把握作者的创作目的，而不是任凭自己主观发挥。就“共享阅读”而言，笔者特别赞赏和一直身体力行的一种批评立场是修辞性的，即强调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强调读者要力求进入“作者的读者”（authorial audience）的阅读位置（申丹，2020）。

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今日，中外学界众多学者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于分析框架、认识视角或主体位置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有必要说明：就不少作品而言，读者有可能会尽量摆脱受到身份、经历、立场等影响的阐释框架的束缚，接受作者的邀请，达到对文本大致相同的理解。当然，与此同时，也需要强调必须考虑作者创作时假定其读者具有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上的价值观，只有这样，处于不同社会历史语境的读者才有可能较为成功地进入作者心目中理想读者的阅读位置。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