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的新路径：18世纪欧洲“仿东方小说”初探

金雯

18世纪是欧洲早期现代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西方现代性正式奠定的前夕，也是欧亚文学交流史上一个关键节点。此时，东方文化与叙事传统对西方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欧洲作家从东方文学经典和早期东方学中发现了新的写作契机，竞相创作仿造东方故事风格或假托为东方作品译作的虚构叙事，欧洲人写的所谓“仿东方故事”和长篇的“仿东方小说”成为一时风潮，为启蒙时代欧洲的东方文化热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维度。这个奇异的文学现象最早出现于在虚构叙事传统上领先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国，随后蔓延至英国和德语地区。从法国马拉纳（Giovanni Paolo Marana，1642 —1693）的《土耳其间谍的来信》、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的《波斯人信札》到德语地区海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的《乌松：一部东方史》，许多东方题材叙事在面世之初便广泛传播并在20世纪晚期进入文学经典行列。从18世纪初开始，东方题材叙事中也出现了“仿中国小说”的类别，说明在中国文学作品被译入欧洲语言之前，中西文学关系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欧洲人仿照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作者风格书写中国题材小说，将早期汉学中包含的中国知识转化为在欧洲阅读公众中影响深远的文化常识，这些作品是中西文学之间生机勃勃的重叠地带，也是18世纪跨文化交流的错综版图中尚未被中国学者涉猎的一条关键通道。

中国文学文化西传历史的研究已结出丰硕成果，但有关接受和影响的探讨相对薄弱。目前多数相关成果都着重追溯少数文化精英和汉学界人士对中国典籍的译介和品评，中国文化传播到底如何渗透进西方阅读公众视野、思想和情感，此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笔者认为，推进这项研究需在追溯中国文学文化译本流布和中国形象演变的基础上做出补充，考察西方传播度较广的文学和文化表达如何在中西文化互动的推动下发生结构性转变。通常情况下，中西互动不是孤立事件，是全球范围内交流互渗动态的一个环节，必须置于世界史和世界文学史的框架中考察。关注18世纪欧洲出现的“仿东方小说”“仿东方故事”以及其他流传广泛的东方题材就是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下重新审视欧洲文学，揭示东方对18世纪欧洲文学传统发生的深刻影响。16—17世纪建立的早期东方学和紧随其后出现的早期汉学在欧洲催生了强劲的东方文化热潮（包括中国学者熟悉的“中国风”），这股热潮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西学东渐。此时的欧洲并没有仅仅将亚洲视为野蛮或衰弱的他者，也同时积极地从后者那里汲取思想资源，由此形成了18世纪独有的东西互鉴格局。

18世纪中叶，英国作家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和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对于早期现代的罗曼司传统进行了写实化改造，同样的写实转向也发生于18世纪初法国的虚构叙事。然而，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18世纪并不是一个新型写实小说独占鳌头的时代，18世纪的每一个阶段都出现了大量脱胎于罗曼司、充满幻想和寓言色彩的小说，其中不乏以东方文化为背景和题材的作品。

18世纪欧洲“仿东方小说”与此时期的“东方”观念密切相关，中国在18世纪欧洲的文化形象与阿拉伯、土耳其、波斯等东方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关系甚深，也必须放置在“东方”观念形成的总体语境中看待。欧洲“仿东方小说”的兴起缘于欧洲与阿拉伯地区和印度部分地区的长期接触，尤其与17—18世纪东方学的发展和东方文化典籍的译入有关。欧洲本土有很长的传奇类长篇虚构叙事的传统，从古希腊英雄传奇到中世纪骑士罗曼司绵延不断，因以游历、征战为主题而在空间上跨越东西方。早期现代的欧洲对罗曼司热情不减，又接受了东方叙事传统的影响，两者相互作用，孕育出许多以东方地域文化为背景的幻想故事。阿拉伯、波斯等东方文化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到了17世纪，随着欧洲各国殖民扩张和传教活动的推进，有关这些文化的知识正式进入学术话语，构成早期东方学著作，如瑞士语文学家、神学家霍廷格（Johann H. Hottinger，1620—1667）用拉丁文编撰的东方典籍录《东方史》和法国东方学家德伯洛特（Barthélemy d'Herbelot，1625—1695）编撰的东方知识与文化辞典《东方全集》。这两部著作中的“东方”主要涵盖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基于17世纪奥斯曼帝国学者卡蒂普·切勒比（Kâtip Çelebi, 又名Ḥājjī Khalīfa，1609—1657）编撰的阿拉伯历史和文化辞典，对其他阿拉伯和突厥语典籍也有所涉猎。

在德伯洛特去世之后，18世纪初的法国东方学家加朗（Antoine Galland，1646—1715）将其书稿完成、出版并为之作序。也正是加朗在1704年至1717年间将阿拉伯语的《一千零一夜》译成法文，并添加新故事，分十二卷出版。《一千零一夜》中的部分故事之前就在欧洲流传，但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出现的完整译文标志着“东方”观念在西方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自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受挫，西方对伊斯兰文化一直怀有恐惧和排斥的态度，到奥斯曼帝国兴盛的15—16世纪愈发如此。然而，《一千零一夜》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东方变成了可以任由想象驰骋的空间，西方作者对东方题材叙事趋之若鹜，竞相翻译、改写东方故事并创作波谲云诡的“仿东方故事”和“仿东方小说”。如法国德拉克洛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1653 —1713）的《一千零一日， 波斯故事》翻译和改写自14 —15 世纪产生的流行波斯故事的土耳其语选译集《脱险集》。法国 作家格莱特（Thomas-Simon Gueullette，1683—1766）的《一千小时零一刻钟：鞑靼故事》是一部仿照东方叙事译文风格的虚构作品，作者从加朗译文中借取了部分人物和故事情节，与西方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互相穿插，编织成一个长篇。这些作品都鲜明地受《一千零一夜》的影响，以东方作为神奇异域文化的普遍性喻指。

18世纪欧洲人写的“仿东方故事”和“仿东方小说”大多具有政治寓言的功能，其中不少作品都聚焦于对君主行为的描摹和评判，体现了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西方人对于君主权力机制和边界的集中思考。东方不仅成为梦幻式想象的代名词，而且成为西方的域外参照系并具备了多重叙事功能，时而成为启蒙思想假想的对立面，时而折射西方自身的思索和困境，为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条件。东方叙事的政治维度与其想象维度一样有多重叙事源头，欧洲本来就有“君主之鉴”的叙事传统，从印度传入的动物寓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印度与欧洲很早便有交集，古希腊古罗马与古印度有直接的文化交流，与阿拉伯文化长期纠缠的历史也使得印度文学有迅速传播到欧洲的可能，印度的动物寓言《五卷书》的传播史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早在公元5世纪这部今天已经佚亡的故事集就有中古波斯语译文，并很快被转译为叙利亚语，7世纪时又被译为阿拉伯语，再从阿拉伯语被译成其他伊斯兰地区语言和希伯来语，随后由希伯来语译成拉丁文版本《人生指南》，这个拉丁文版本成为后来许多欧洲俗语译文的底本。加朗也从突厥语译过一个包括《五卷书》故事和埃塞俄比亚智者洛克曼的故事的合集，译本名为《比德佩印度寓言与洛克曼寓言》，在他殒后的1724年出版，其中印度寓言依照欧洲俗语译文的惯例以讲述寓言的贤人比德佩命名。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寓言写作在《五卷书》等东方寓言集流布的语境下蓬勃发展，为欧洲激烈的政治论辩提供了合适的载体。法国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的《拉封丹寓言》大量借鉴、改写《五卷书》故事寄寓有关政治权力的道理。其他东方寓言也为欧洲文学写作提供了重要养料。1711年，英国《旁观者》杂志以改写法国人德拉克洛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1653—1713）翻译编写的《土耳其故事》与《波斯故事》中的寓言的方式表达辉格党的政治立场，暗讽绝对君主制。18世纪的许多“仿东方小说”也采用了政治寓言的形式，以域外奇事为途径思考君主权力和君臣关系，如爱尔兰女作家谢丽丹（Frances Sheridan，1724—1766）的《努尔吉哈正传》。法国作家格莱特的《中国故事》也有明显的政治讽喻作用，在描摹转世游历的同时反思君主统治衰败的缘由，成为一部非常典型的“仿东方小说”，而又因为牵涉中国而独具特色。

 至于此时欧洲读者对于东方题材的虚构叙事到底有多么爱好，目前还没有深入研究，只能通过出版相关书籍的数目、版次、同时代书评这些旁证推测，或者从日记或小说中搜寻有关阅读东方故事的记载。《一千零一夜》的法语译本出版后很快被转译成许多其他欧洲文字，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丹麦语、希腊语、俄语，并进而推动其他东方故事的翻译和改写。法国的东方学学者德拉克洛瓦、凯鲁斯伯爵（Comte de Caylus，1692—1765）和夏多内（Dennis Cardonne，1721—1783）都出版过东方故事的翻译；生于苏格兰的东印度公司军官亚历山大·道（Alexander Dow，1735—1779）也翻译了一组波斯故事。与此同时，欧洲各地也出现了仿造东方故事风格写的原创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催生了在一个叙事框架下嵌入许多“仿东方故事”的长篇叙事形式，也渗透进结构更为完整的“仿东方小说”。有的“仿东方小说”籍籍无名，但也有很多相当畅销，《波斯人信札》《拉塞拉斯》《世界公民：中国哲学家来信》等作品都给各自的作者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收益。上述信息显示了东方题材虚构叙事在18世纪欧洲文化中的热度。

18世纪欧洲“仿东方故事”和“仿东方小说”凸显中国元素的亚类型，是因此时欧洲人的“东方”观念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半岛等印度以东的“远东”地区。“远东”的崛起是早期现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产物，也是知识全球化的表现。从全球经济来看，经历了晚期中世纪以来的停滞，欧洲与“远东”的贸易关系在16—18世纪复苏。从16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之前几个世纪发展的基础上，开始缔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世界经济体系。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竞争激化，各国动用武力争夺全球资源和贸易主导权。英国在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后奠定了世界霸权地位，也在印度获得了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一直觊觎而不得的控制权，经由普拉西战役战胜了竞争对手法国支持的地方力量。美国革命之后，英国失去美国殖民地，加强了对非洲和中南美殖民地的控制，也同时进一步转向“远东”。明末清初，中国实行海禁，但并没有阻断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打通了到广东的航线，在18世纪时超过葡萄牙和法国，成为进入广东的主要贸易国，从中国购得茶叶、丝绸、漆器、象牙雕刻、屏风、陶瓷等奢侈品，极大地推动了已席卷欧洲的“中国风”，也因此产生了巨大贸易逆差。为了扭转逆差、打开中国国门，英国仿效葡萄牙，从1770年代开始从印度运送鸦片进中国。

“远东”的地位在国际贸易网络和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得到提升，在国际知识传播中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从16世纪开始，耶稣会教士等天主教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地传教。他们踌躇满志地前来开展前所未有的“伟大的事业”，同时也带回许多远东的典籍和知识。17世纪，在欧洲传播中国知识的主力中介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转移到法国、英国和德语地区。英国新教教士虽然迟至19世纪初才进入中国，但英国人积极译介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的 《中国近事报道》等早期汉学名著，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等厚古派对儒家道德观也相当推崇。德语地区的教士和学者亦纷纷开始编撰汉学著作，如1667 年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的《中国图说》、1724年毕尔芬格（Georg Bernhard Bilfinger，1693—1750）的《中国古代道德与社会学说选粹》等。虽然17—18世纪欧洲的东方学以研究近东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不过，此时的中国研究还只是东方学中一个稚嫩的领域，缺乏独立地位，尚未完全从由近东文化代表的“东方”概念中分化出来。德伯洛特编撰的《东方全集》中有部分有关中国的词条，但主要依赖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对中国的介绍。1777—1779年间在海牙出版的《东方全集》新版附上了法国耶稣会教士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写的名为《有关〈东方全集〉中阿拉伯和波斯历史学家对中国和鞑靼报道的观察》的长文，对有关词条逐个检查，指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历史文献与中国历史文献中对于不同事件记载的差异，对照解读。直到法国早期汉学家傅尔蒙时期，我们才在西方看到比较完整的对于中国文献典籍的梳理，傅尔蒙在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移民黄嘉略（Arcadio Huang，1679 —1716）梳理的基础上编撰了《皇家图书馆手稿目录》，第一卷即为“东方手稿部”，细致区分了“近东”不同语种的文献与中国、鞑靼、印度和暹罗这些“远东”地区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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