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位于城市中心向郊区辐射的街道旁一座建于“18世纪甚至是17世纪的花园”中，部分还保留着建成之初的样貌；住宅本身也并非常见的中产阶级住所，而是“宛如过去年代的狩猎或风月小行宫”（GW 1,12）。然而这所宫殿并不仅仅是传统的象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携带着其所穿越的不同时期的痕迹。“准确来说，小宫殿的拱顶是17世纪的，花园和二层以上看起来是18世纪的风格，正面在19世纪经过修缮并且已经有些损坏。”（GW 1,12）这便是小说主人公乌尔里希在经历多年的旅居生活、回到故国后为自己选择的住所。

小宫殿在城市中的位置无疑再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原本处于郊区地带的行宫被囊括进了现代城市庞大的身躯之中并被由街道组成的交通网络连接，纳入城市生活。小宫殿使用功能的变迁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它原本是帝国时期宫廷社会的遗产，作用是供贵族消遣娱乐。然而文本中的宫殿已经不再象征着贵族的消闲，而是被喧嚣的城市街道所环绕，成为容纳城市居民的场所，与普通的住宅并无差别。同时，在这样一所小宫殿居住也不再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中产阶级也可以通过支付足够租金的方式，获得房屋的使用权。小宫殿与所有私人住所一样，服从于商品的运作规则。乌尔里希就是通过支付租金获得了这座宫殿的居住权。总体而言，这座处在都市中的宫殿象征着20世纪初奥匈帝国大城市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资产阶级代替了贵族，现代生活取代了宫廷社会的模式。

除了使用功能之外，小宫殿在文本之中更为明显的作用是它的象征性与审美功能。不同于新型的公寓式住宅或商住两用楼，小宫殿明显携带着怀古气息，不同时期的审美偏好与对于住宅功能上的需求印刻和重叠在这座建筑之上。作为整体的建筑，小宫殿是一个风格模糊的杂合体，虽然保留着“18甚至17世纪”（GW 1,12）的整体结构，却经历了19世纪的修缮，携带着现代的审美风格；花园外的“锻钢栅栏”（GW 1,12）这种象征着工业时代的建筑材料以及小宫殿临街的位置，也与建筑物本身的怀古气质极不相符。诸多风格的混杂，使这所小宫殿的“整体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像是多重曝光的照片”（GW 1,12）。某种程度上讲，这座小宫殿破碎杂糅的外观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维也纳建筑整体风格的缩影：彼时的维也纳正处于政治动荡与新旧转折时期，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奥地利帝国开始从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制，贵族开始逐渐向资产阶级让步。1866年，奥地利帝国在普奥战争失败后，皇权进一步走向衰落，以维也纳为首的城市逐渐将军事用地开放为民用，而原本环绕着维也纳城市中心皇宫的一片宽阔的防御和缓冲地带，也被修建为象征着流动和新旧交织的环城大道。建筑风格上的混杂成了多种政治力量角力的再现。整座城市建筑上冗杂的风格，被穆齐尔投射在了乌尔里希的住宅上。小宫殿外在风格的混杂共生，是对彼时维也纳精神生活与经验世界的反映。在这个共时的空间中，人们可以看到历时性的过程，怀古与现代、新与旧的两种倾向同时体现在这座宫殿之上。在这种意义上，建筑本身像是双面神的两副面孔，同时面向着过去和未来。

与此同时，小宫殿风格上的杂糅也是现代经验冗杂与破碎的一种具象性展示。20世纪初，基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个体的感知体验逐渐被确认为受到内在与外在的共同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同时，现代生活的加速与变迁进一步加剧了个体经验的冗杂。西美尔概括了都市人在面对大量震惊体验时所感受到的疲乏；本雅明则在其书信中将这种无法被人转化为真正经验的堆叠的体验描述为一种叠化（Überblendung），这与穆齐尔小说中“多重曝光的影像”的表述不谋而合。基于西美尔等人的相关论述，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在其著作《加速》中将现代经验表述为“矛盾的同时性”（paradoxe Simultanität）：大量的震惊体验在短暂的时间之中堆积，矛盾与异质之物发生在同一时空之中。而在其小说中，穆齐尔将这种矛盾体验的堆叠具体化为风格破碎的小宫殿：这所由诸多矛盾、异质的碎片所拼贴起来的建筑物，象征着现代的加速与纷繁异质经验的瓦砾。

风格混杂、堆叠的建筑物象征着现代生活的冗余繁杂；与建筑的风格相类似，现代人的感知与其存在被过多的经验肢解为碎片，同时也丧失了精神上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在穆齐尔的文本中，失去统一性的人通常被修辞性地展现为没有固定外在形态的人。在其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随笔之中，穆齐尔系统地将这一特征总结为“无定形性”（Gestaltlosigkeit）。1923年的短片《德意志人作为症候》（Der deutsche Mensch als Symptom）具体论述了“无定形性的定理”（Theorem der Gestaltlosigkeit）（GW 8,1368），穆齐尔在其中反对当时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进步论的观点，认为人类从本质上讲并没有根本的进步。而人类为何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之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究其根本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在穆齐尔看来，人的形态是被外在的环境所规定和塑造的，而非自身的精神性（GW 8,1368）。由此，穆齐尔否定了本体论意义上人具有坚固的本质，而“无定形性”在现代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现代的“无定形性”除了来源于精神分析发展之下对主体不稳定性的认知以及现代经验的冗杂繁多之外，也来源于不断复杂和精细化的社会分化与分工之下不同话语对人提出的多重要求，来源于冗余的现代文化与人类单一的认知模式之间极其不对称的关系。这一时期已不再存在对于人的理想化想象，不存在如古典时期那般以理性与道德为标准的“完整的人”的形象。

面对过剩的经验时，现代人所采取的对策是以区分的方式对纷繁异质的现象进行归纳与分类，将它们放置到不同的类别与表格之中，以此来掌握事物。这种分类法在穆齐尔看来是一种建构的、人为的秩序，是一种形而下的（Spekulation à labaisse）、局部（topisch）的应对措施（GW 8,1389），它虽然缓解了人在面对震惊体验时的消化困难，让人拥有了表层上对于事物分类与认知的能力，却切断了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亲和性。人也只能受困于个别的表格之中，而不再拥有对于世界的整体性的把握。究其根本，这种分类法源于人理性计算（ratio）的逻辑与单一僵化的思维模式。

被归类的思维模式所驯服的不仅仅是物，现代人用同样的手段认知自身，即对人进行归类。在不同的话语之中，人会被不同的标准所标记，如精神科学以及医学以健康或病态来衡量人；在家庭生活中人则担任着父母、孩子或者伴侣的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则具有职业身份和阶级属性。每一种分类都对个体提出相应的要求，而人就仿佛被关押在不同的囚室之中并不断地被押送到其他囚室里的精神病人，反复受到不同标准的规训。现代社会仿佛“一个巴比伦式的精神病院，不同的声音、思想、音乐从上千扇窗户中呼啸地扑向行人。个体明显地成了任人践踏的场地，在其上充满着无政府的思想”（GW 8,1088）。提供了更多侧面的现代生活，看似与更受束缚的状态相矛盾；表面上来看，现代生活似乎为人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然而实际上，多面性的现代生活，却并没有生产出相应的更自由的人，而是从更多的方面对个体的生活进行干预。在多重外在风格与规则指挥之下建成的小宫殿，与个人的处境极为相似：个人不再具备统一、连贯和独立的精神性，而是被重重的外在规则所支配和肢解。与这座建筑一样，个体经过了种种外在经验的拼贴，呈现出了颇为怪诞的外形。

现代社会的区分原则导致了人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之中被赋予不同的角色。在小说第八章中，作者罗列了双元帝国公民拥有的九种性格：“一个国家的居民至少有九种性格，一种职业的性格、一种民族的、一种国家的、一种阶级的、一种地理的、一种性别的、一种有意识的、一种潜意识的以及也许还有一种私人的性格；他将它们集于自身，但它们却将他溶解”（GW 1,34）。穆齐尔所罗列的九种性格，每一种都代表着在某一种分类法之下人所被赋予的不同属性。在任何一种话语的归类之下，人都被剥离了其自身丰富的统一性，只是简单地作为某种社会属性的承载物被归纳到某种类别之中；而在另一种话语的分类之下，人又以另外的形态出现并且被该种类别的标准所审视。外部世界所提供的无以计数的分类法与人的不定型的内在性之间极大的不对称，便使得人被不断地放置在不同的身份属性之下，归置到不同的面具背后，通过外界的要求去重塑自身，用他的柔软的、不具特定形状的质料填塞到不同社会角色既定的铸模之中。正如穆齐尔在《德意志人作为症候》中所述，人是一团没有形状的泥（GW 8,1370），他的外形不是独立的精神性与内在属性的表达，而是外在秩序规训的结果，被其外在形状是由容器所规定，受到环境不断的捏造和重塑。

而当人脱去了外在的束缚，在脱去了公共性的、展演性的外衣后，暴露出来的却是瘫软的形态。在这种意义上，人已经不再拥有私人的属性，而是彻底沦为外在规则的载体。现代生活的多重规则，以一种威胁的、近乎暴力的方式侵入着个体的生活，甚至在最为私人的领域——私人住宅中也不例外。种种外在的话语与声音侵入了住宅这个原本私密的领域，指挥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个人生活。在其散文《房门与大门》（Türen und Tore）中，穆齐尔描绘了被公共性所支配的私人生活：在现代生活中，人们不再拥有真正的私密性，其私人空间已然被公共性挤占。即便是身处私人的住宅之中，个人也难以逃脱被外界的规则所左右的命运；在他人想要“隔着房门偷听室内的秘密”（GW 7,504）之前，内室之中的一切就已经通过各种媒介传扬出去；而即便是人们想要关上房门免受外界的干扰，外界的经验也会通过广播、电话挤进私人居室。房门成了不具有实际功能的装饰物，不再能真正地区隔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同时，失效的房门也隐喻着私人与公共、内在与外在之间消失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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