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Chih-Tsing Hsia，1921—2013）与浦安迪（Andrew Plaks）是北美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两人的研究皆聚焦于明清小说名著且成就突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与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 Works of the Ming Novel, 1987）是北美明清小说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学术辈分上看，夏志清属于北美明清小说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的《中国古典小说》“是第一部对明清小说进行详尽艺术分析的英文著作。书中有不少精彩的论述至今仍为人称道。此书的问世也标志了美国的中国明清小说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版本的考据了。”夏志清自称其《中国古典小说》面世之后极获好评，引导很多年轻学者开始认真研究书中讨论的六大小说。浦安迪就是在夏志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他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在《中国古典小说》出版19年后问世，被誉为“注定将会成为经典”的著作。这两部北美明清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皆列专章讨论《金瓶梅》，但对《金瓶梅》的具体阐释却呈现出不同的学术个性与评价差异。简言之，夏志清对《金瓶梅》评价过低，掩其长而揭其短；浦安迪对《金瓶梅》评价偏高，扬其长而护其短。比照辨析他们《金瓶梅》阐释的特点与差异，是一个饶有兴味且富含启示意义的学术话题。

在明清六大长篇小说中，夏志清对《金瓶梅》评价最低，他称“《金瓶梅》，此书描写琐屑沉闷不堪，即是性的描写，虽然很露骨，好像和正文没有多大关系”，认为“《金瓶梅》as a novel糟不堪言”。他以西方长篇小说（novel）为尺度衡量《金瓶梅》，认为《金瓶梅》不是一部好小说，甚至不如《肉蒲团》引人入胜。但他对德国汉学家库恩（Franz Walter Kuhn，1884—1961）节译本《金瓶梅》却“颇有好感”，原因在于库恩的节译本根据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对《金瓶梅》做了大量删节，仅保留了小说的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他欣赏库恩的节译本与欣赏西方长篇小说的审美标准一致，带有明显的“以西律中”的观念，这种批评观成为他阐释《金瓶梅》的出发点。

在《中国古典小说》第五章《金瓶梅》中，夏志清说：

就题材而论，《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它已跳出历史和传奇的窠臼而处于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创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居住着栩栩如生的饮食男女，他们抛却了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生活在真正的中产人家之中。虽然色情小说早已见多不怪，但像书中那样对一个中国家庭卑俗而且肮脏的日常琐事进行工笔描绘，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创举，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也几乎后无来者。

他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题材”方面的创新性——跳出历史的窠臼而开创了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新领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眼光独到而中肯。但随后观点突转：

不过，尽管它开拓了小说的一个新领域，但从它的表现方法来看却又是另一回事了。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更像是特意为那些熟知各式说唱娱乐形式的听众设计的。它包含了过多的词曲与笑话、民间故事和佛家宝卷，经常损害小说叙述的自然主义肌理。所以从文体与结构而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过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

他先扬而后抑，批评《金瓶梅》文体、结构混杂，损害了小说叙述的连贯性与自然性，是六部小说名著中最差的一部。夏志清在此基础上讨论《金瓶梅》作者问题，判定作者是熟悉当时流行的各种大众娱乐的卑微人物，因为晚明才人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如此文辞低俗、思想平庸的小说”。夏志清对《金瓶梅》的文体、结构、文辞与思想几近全面否定，具体评价时常用一些带有贬抑色彩的词句，如“思想实在太平庸了”“七拼八凑的性质”“索然无味的笑话”“低俗的喜剧”“明显的粗心大意”“离奇情节的仓促叙述”等，毫不讳言对《金瓶梅》的失望之情与贬低之意。

浦安迪虽承认自己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受益于夏志清，但对夏志清贬抑《金瓶梅》有所不满，他没有直接反驳夏志清的观点，而是通过对《金瓶梅》进行价值重估以提高该小说的地位与声誉。

浦安迪对《金瓶梅》的推重首见于其对“四大奇书”的排序。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按小说产生的时间顺序编排章节，《金瓶梅》排在“四大奇书”之末，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则逆时而序，将《金瓶梅》列为首位，其后依次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他解释了如此排序的理由：“鉴于《金瓶梅》最容易勾画出16世纪中国小说文体的轮廓，所以我想颠倒年代顺序，从这部作品着手论述。”浦安迪之所以将《金瓶梅》作为16世纪中国小说文体的典范而列为“四大奇书”之首，是因为它最符合浦安迪所揭橥的“文人小说”性质与“奇书文体”概念，是体现其明清小说研究观念的最佳范本。

以“文人小说”观念为基准，浦安迪断定，《金瓶梅》作者是代表晚明高雅机智的文人或怀才不遇的才子，《金瓶梅》是一部文人自觉创作的小说，“《金瓶梅》这一被公认为具有多方面惊人‘独创性’的艺术作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出自一名作者的独立构思。……纵然有风格和行文的各种不连贯处，但它浑然一体的特点在中国早期白话小说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浦安迪充分肯定了作者的独创性与《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虽然他也承认《金瓶梅》有“风格和行文的不连贯之处”，却着意阐发其创新的优点。与夏志清贬低《金瓶梅》的价值相反，浦安迪喜用褒扬性词句评价《金瓶梅》，如“一部卓越的独创文学作品”“描摹世情最精辟入微的杰作”“深思熟虑的构思”“行文缜密的手法”“处理重要细节上的老练手腕”“深刻的反讽”等，毫不掩饰自己对《金瓶梅》的喜爱之情与称赞之意。浦安迪在评价《金瓶梅》崇祯本评注时，虽承认评注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仍称赞其“充满着令人惊异的洞见”，并坦言“我的意见也许时常听起来像是在护短”。这种“护短”意识也体现于他的《金瓶梅》阐释，与夏志清的“揭短”意识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二者在阐释视野与价值评判上的巨大差异。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吸纳了众多原始素材加以改写，使之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文体风貌。美国汉学家韩南在《〈金瓶梅〉探源》（“The Text of the Chin Ping Mei”）中对小说的素材来源进行考索，发现所引作品来源之广令人惊讶，引录长短篇小说、戏曲、词曲、说唱文学等一百余种。对各类作品的广泛引用造成了《金瓶梅》文体杂糅的特点，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议。夏志清、浦安迪皆借用韩南的研究成果讨论《金瓶梅》的文体特征，然而看问题的角度与所得结论则截然相反。

夏志清对《金瓶梅》引用如此众多的素材极其不满，“小说作者对于各种资料的大量借用与改写，亦由此说明了此书七拼八凑的性质”，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小说叙述的自然形态，淆乱了小说文体的统一性与纯洁性，降低了小说的艺术水准，并指责作者在小说中广引流行散曲是“耍弄小聪明”，以博得读者的“拍手称赞”，“这本小说差不多是一部将之纳入叙述性框架中的曲词选”。《金瓶梅》虽然存在引用词曲过多的问题，但夏志清不加区分地将小说引用词曲表达情感、描写人物、烘托场景的艺术功能一笔抹杀，乃至贬之为“曲词选”，显然有失公允。论及《金瓶梅》对其他故事素材的借用改写，夏志清亦持否定态度，“这些平白加添的情节几乎无一例外地损害了这部小说的力量。……看上去只不过是把经过改写的故事胡乱堆砌一通”。一概而论地将小说糅合多种素材的创作手法全部否定，也失之过激。

与夏志清相反，浦安迪对《金瓶梅》引用其他素材则给予充分肯定：“《金瓶梅》小说实际上吸收了大量早先的原始资料，因此，它以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而能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就更显得非同一般。”出于对作者的理解之同情，浦安迪认为《金瓶梅》的作者通过加工改写这些材料，使之成为一部卓越的独创文学作品，倾注了作者的心血，这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对原始素材进行的创造性改写成就了《金瓶梅》的卓越，“有很多地方作者刻意注入了新的反讽意味，使老素材在新文本的上下文里重放异彩”。浦安迪高度评价了《金瓶梅》作者刻意在旧素材里注入反讽的新血液，使小说焕发出新生命，体现出独特的艺术创造性，而非夏志清所指责的“胡乱堆砌”。浦安迪的评价有其道理，《金瓶梅》作者在努力将旧素材融入小说的新叙述方面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实现了小说创作的突破。但浦安迪的评论也有赞誉过度之处，因为《金瓶梅》作者并没有使所有的旧素材都焕发出新生命，也存在旧素材因未能与小说叙事整体契合而产生了叙述裂痕，对此浦安迪避而不论，就难免有“护短”之嫌。

《金瓶梅》的百回结构方式与叙述细节也是夏志清与浦安迪的共同关注点，两人所论也存在分歧。夏志清将《金瓶梅》的百回叙述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8回，主要来自《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似在探索一种适用于家庭小说的模式；第二部分是9—79回，始于潘金莲嫁入西门府，止于西门庆之死，为小说中的“独立小说”；第三部分是80—100回，情节散漫，人物结局安排近乎闹剧，叙述也沦为互不关联故事的堆积。夏志清批评《金瓶梅》结构凌乱无序，尤其是最后20回情节散漫，是用西方小说的结构艺术标准来衡量《金瓶梅》的叙事结构，其观点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也肯定了被其称为“独立小说”的部分，认为此部分是自成体系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潘金莲是核心人物。他细致分析了潘金莲的性格特点以及她与西门庆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从人性、心理、社会等不同角度阐发了人物形象与小说文本的内涵，亦颇见精彩，显示出夏志清出自“新批评”门下长于文本分析的真功夫。

夏志清对《金瓶梅》叙述结构的分析大多是挑毛病，尤其着眼叙述细节的矛盾之处，以证明作者的粗心大意与小说艺术水平的低下。如描写潘金莲私处“并无毳毛”与诗中咏其阴毛之矛盾；对西门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日期、账簿、商业交易细节描写的粗疏；小说结尾写西门庆既化身为孝哥出家又托生到东京富户家为子的不一致等，这些细节描写的矛盾使读者对这位小说家丧失了信心，影响了对小说的基本判断。夏志清揭示的这些矛盾现象说明小说的局部叙述存在疏漏之处，但这些矛盾叙述在小说中毕竟占比很少，夏志清以个别细节失误而否定小说整体艺术的做法犯了以偏概全、以个别否定整体的错误。

夏志清对《金瓶梅》文体混杂、结构凌乱的批评，曾引发美国研究者对《金瓶梅》结构统一性的讨论与争议。浦安迪通过正面立论对夏志清的观点予以拨乱反正，认为《金瓶梅》的整体构思代表了明代文人小说的普遍模式与文体观念，是作者自觉创造的结果，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金瓶梅》整体结构与叙述模式的创新性与整一性。浦安迪也将《金瓶梅》的百回结构分为三部分：开篇20回，中间60回与结尾20回。开篇20回写西门庆家庭新增三妾初具规模，结尾20回写西门庆家庭趋于瓦解，首尾部分的故事多发生在西门庆家庭之外。中间60回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西门庆家庭之内，内外照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并以每10回作为一个基本单元，详论其结构层次的严密性。从空间结构看，作者精心设计了以西门庆家花园为中心，辐射到周围的市区，连接京都，暗示出家国一体的命运；从时间叙述看，通过四时景物交替以及元宵节等节日意象的描写，将季节循环与家庭、社会的盛衰聚散编织在一起，使《金瓶梅》成为一部暗含寓意的“炎凉书”。浦安迪对《金瓶梅》结构系统性与多重性的分析，阐发了小说结构艺术的特点与深层寓意，颇见新意。

似乎是有意回应夏志清对《金瓶梅》细节描写吹毛求疵的批评，浦安迪声称：“不管大家如何看法，我认为这些细节的矛盾错乱丝毫无损于作品其余方面高超的艺术成就，它的笔法之妙不但震惊当时的文坛，也为全世界小说艺术增添了光彩。”浦安迪从三方面论证了《金瓶梅》行文缜密的艺术成就：一是意味深长的细节描写，如对烟火、雪霰、帘子等景物的描写；二是章回内部结构的设计，如每回的对称式结构，由意象与细节结合而构成的意象结构；三是由“形象迭用”原则建立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叙事结构，如猫与情欲主题，鞋在叙事中的作用等。浦安迪对《金瓶梅》细节与叙事意象的细致分析，在吸收崇祯本评点与张竹坡评点的基础上发掘出小说叙事技巧的精致笔法与缜密之思，对理解小说的叙事艺术具有启发性。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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