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国文学典籍纷繁，源远流长，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开山之作《贝奥武甫》（Beowulf, 800 A. D.）问世到马洛礼（Thomas Malory, 1405—1471）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 1470），经历了600余年的漫长历程。作为世界古典文学之林中的一大景观，中世纪英国文学覆盖了整个英国文学历史的前半段，不仅为以后600余年的文学想象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而且也形成了某些题材与形式的规律性沿革与流变。值得关注的是，文脉绵长的中世纪英国文学折射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多部在英国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的经典力作不约而同地将“共同体”作为文学想象的重要客体。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往往是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社会群体与其中个体的境遇和命运的生动写照。不少作家在描写人的社会角色、话语权利和精神诉求时体现出强烈的“命运”意识和“共同体”理念。在对中世纪英国文学历史做一番哪怕是最粗略的浏览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自英雄史诗《贝奥武甫》起，英国文学中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一脉相承，绵亘不绝。例如，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1387—1400）、兰格伦（Willian Langland, 1332?—1400?）的《农夫皮尔斯》（Piers the Plowman, 1360—1399？）、高尔（John Gower, 1330？—1408）的《呼号者之声》（The Voice of Clamants, 1382）和民间诗人创作的《罗宾汉民谣集》（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1495）以及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等古典作品都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体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英国文学不仅深刻蕴涵了对共同体的丰富文学想象，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历代作家对共同体建构与解构的双重美学选择。显然，作为英国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民族身份建构的深度参与者，中世纪英国文学见证了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的历史变迁，历代作家对共同体全方位的美学表征无疑构成了本体论和认识论评价体系。本文旨在系统阐述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的成因与演进，并深入探讨作家对各类共同体的文学想象与美学选择。

英国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与其古代旷日持久的社会动荡和挥之不去的命运危机噩梦密切相关。自公元前55年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率领罗马人入侵不列颠起，英伦三岛战事频繁，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这个时代……以政治和社会动乱为特征，包括两个时期的外国统治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可以说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Ackerman xi）。关于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的社会成因不妨借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关于“城邦”的观点加以阐释。英语中community（共同体）一词，源自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共同的”。“共同体”概念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其思想的起因是哲学家对人类群体生存方式的探讨。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以对话与故事的形式描绘了人类如何实现正义和理想国度的途径。他明确表示，“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133）。而亚里士多德则在其《政治学》中更加直接地提出了城邦优先的观点。他认为，个体往往受到其赖以生存的城邦的影响，并从中获得道德感、归属感和自我存在的价值。“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8-10）。从某种意义上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是人们生存的必要环境并且可以塑造人的观点，对深刻理解中世纪长期处于动荡和战乱之中的英国人的共同体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中世纪英国文学生动反映了社会主体的境遇和命运，那么其丰富的文学想象始终受到共同体思想演化的影响。“英国文学不可避免地以多种方式反映席卷中世纪英格兰的重大文化演变”（Ackerman xi）。事实上，中世纪英国作家对共同体的探索几乎贯穿了社会与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在保存至今的“大约三万行古英语诗句和不到一千页的古英语散文作品”（xii）中，便有不少关于古代不列颠三岛凯尔特族人日常生活的描写，他们由于血缘、土地、生产和宗教等因素生活在相互割据的部落或城邦之中。这种早期聚集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的氏族部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列颠人互相依赖合力生存的共同体意识。英国著名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这种建立在血缘、家族、土地和精神关系上的“共同体相对较小，并具有一种直接感和地缘感”（qtd. in Miller 1）。这便是英国共同体思想的源头。当公元43年罗马人征服凯尔特人之后，英伦三岛这种原始的共同体意识随之有所进化。在罗马人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期间，不列颠人纷纷建要塞、修堡垒、筑道路、围城墙，以防异域族群和凶猛野兽的攻击，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抱团驱寒”、共同抗拒命运危机的观念。应当指出，这一时期不列颠部落族群的命运意识和集结方式本质上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早期在劳动谋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共同体”。公元5世纪中叶，居住在丹麦西部和德国西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并最终成为新的统治者。从此，英国开启了历史上以盎格鲁-撒克逊氏族共同体（tribal community）的社会生态和文化习俗为基础的古英语文学时代。

中世纪英国共同体思想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社会分隔与治理中逐渐繁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下，不列颠的大片土地上出现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氏族部落。异邦的骚扰和侵犯不仅使部落族群常年处于焦虑和紧张气氛之中，而且还不时引发氏族部落之间的血肉征战和互相倾轧。无休止的相互威胁和弱肉强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氏族共同体挥之不去的噩梦，使其长期笼罩在命运危机的阴影之中。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数百年的冲突轮回最终产生了七个军事实力较强、领土面积较大的王国，其中位于北方的诺森伯兰和南方的威塞克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较为发达，后者的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国王艾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849—901?）。经过联合、并吞和重建之后，不列颠剩下的这些部落和王国成为建立在文化、方言、习俗和生产关系之上的氏族共同体，其结合机制、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与公元前凯尔特人的“自然共同体”不尽相同。引人注目的是，在罗马人入侵到艾尔弗雷德大帝登基长达近千年的历史中，英国始终处于混乱无序、动荡不安之中。持续不断的异国入侵和部落冲突几乎贯穿了英国早期历史的全过程，从而强化了不列颠人的“命运危机”意识和加盟“共同体”的欲望。威廉斯认为，历史上各类“共同体”大都具有“一种共同的身份与特征，一些互相交织的直接关系”（qtd. in Miller 1）。从某种意义上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氏族共同体依然体现了个人需要联合他人，以集体的力量来弥补独立生存与自卫能力不足的社会特征。应当指出，作为人们互相依赖，合作谋生的社会组织，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氏族共同体无论在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社会管理方面都比罗马人统治时期的部落城邦有所进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特征。更重要的是，虽然盎格鲁-撒克逊人生活在诸多分散独立的氏族部落中，但他们似乎拥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除了具有相同的习俗和生产方式，他们似乎都向往大自然，崇拜英雄人物，赞美武士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共同体人口有限，规模不大，因此其中的个体之间在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精神诉求方面体现了威廉斯所说的“共同的身份与特征”。显然，氏族部落共同的身份、境遇、习俗和观念为古英语诗歌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下的文学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无疑是英国文学的开山之作《贝奥武甫》。这部令英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史诗以古代氏族共同体为文学表征的对象，通过描写主人公为捍卫部落族群的生命财产奋力抵抗超自然恶魔的英勇事迹，深刻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共同体理念，不仅为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书写开了先河，也为历代英国作家提供了一个绵亘不绝的创作题材。“这部史诗的统领性主题是‘共同体’，包括它的性质、偶然的解体和维系它的必要条件”（Williamson 29）。不仅如此，以现代目光来看，这部史诗的价值与其说在于成功描写了一个惊险离奇的神话故事和令人崇敬的英雄人物，倒不如说在于反映了氏族共同体的时代困境与顽瘴痼疾，即旷日持久的冲突轮回和命运危机。“这部史诗中一个核心主题是社会秩序所遭受的威胁，包括侵犯、报仇和战争，这些都是这种英雄社会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却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生存”（28）。引人注目的是，《贝奥武甫》的冲突轮回主题，在主人公与妖魔的三次殊死搏斗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奥武甫与恶魔的斗争既是善与恶的较量，也是一种对氏族共同体生存威胁与冲突轮回的象征性演示和集体意识的拟人化表征。就此而言，《贝奥武甫》通过描写人类与超自然邪恶力量之间的斗争破天荒地折射出文学作品的象征意义。显然，以妖怪面目现身的格兰代尔母子和火龙，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和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社会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如果说格兰代尔连续十二年对丹麦王国的袭击、其母亲的疯狂报复以及后来火龙对耶阿特王国的发难均暗示了来自共同体外部无休止的威胁与破坏，那么主人公三次奋勇迎战恶魔的场面则象征着部落之间流血冲突的不可避免和循环往复。显然，《贝奥武甫》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反映氏族共同体困境的诗歌，同时也是一部在人物塑造和主题表征方面具有象征意义和示范作用的经典作品。以“冲突轮回”这一顽瘴痼疾为焦点，对氏族共同体的混乱与危机给予丰富的文学想象，无疑是这部英雄史诗在千年文学史上不断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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