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高校日本研究长期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人才知识结构和人才专业结构失衡、研究力量与研究资源地域分配不均衡和机构分割的困境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早在21世纪初，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就注意到了包括高校日本研究在内的我国日本研究面临的瓶颈与难题，并开始思考破解之道和发展出路：日本研究应基于已有成果有破有立、有扬弃的继承，大胆创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构建跨机构、跨地域的研究协同机制和跨学科、跨专业的融合发展机制。

回顾包括高校日本研究在内的我国整体日本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日语学科与作为区域国别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研究的天然纽带关系，两者的融合发展是必由之路。我们认为要破解高校日本研究发展面临的困境，需要构建“一体两制”的融合发展机制。同时，本文提出的高校日语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科融合发展的思路，对其他外语学科的创新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日本就是我党十分重视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延安时期，党中央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的雏形机构——中央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的西方革命史研究室和国际问题研究室……直接服务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帝国主义及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就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杨洁勉 202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日本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点，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和1993年日本“五五年体制”结束是学界较为统一的两个划分界限，且呈现出与国际形势、双边关系变化及政策需求同步的鲜明特点。

2.1 我国日本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我国日本研究的恢复和发展期。囿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状态，加之条件有限，大规模、系统、深入的日本研究未能展开。该时期成立的专门日本研究机构很少，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仅限于一些涉外部门或同日本有往来的单位，研究内容也局限于满足基本对日工作需要。1962年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天津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身）是较早成立的日本研究机构之一。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就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呈报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做出同意批示。遵照这一批示，中央决定“在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教育部之下设立若干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初晓波、李尧星 2020：137），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1964年5月，辽宁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研究问题的指示精神和东北局的决定，组建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日本问题研究机构 “辽宁省日本研究所”（又称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二所）。随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东南亚研究所日本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等机构也相继创建（李玉 2000）。

与此同时，各大高校开始组建日本研究机构。1964年，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同年，吉林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成立日本问题研究室并创办了学术期刊《日本情况》（现为《外国问题研究》）；河北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室（现为“日本研究所”）并创办了学术期刊《日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日本研究室、南开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研究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河南大学历史系日本研究所等也相继成立。

1966—1972年，我国的日本研究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日关系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加之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日本研究进入最好的历史时期。即使在两国关系出现较大波动时，我国日本科研教学机构数量依旧保持着增长势头且分布范围不断扩展：1990年以前成立的机构多集中于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三省，2000年以后成立的机构多分布于上述地区以外。调查显示，1996年，我国有98个日本研究机构，其中73个为研究型机构，25个为语言教学机构；2009年，相关机构数量为86个，其中研究型机构62个，语言教学机构24个；2018年的第四次普查显示，相关机构数量已增至149个，其中研究型机构96个，语言教学机构53个。不难看出，机构数量增长明显的推动力更多来自语言教学类，20多年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多。这一数据虽未展现出中国日本研究和科研教学机构发展的全貌，但也反映出2000年以来机构数量迅速增加且语言教学机构比研究型机构增长明显的客观现实。宋志勇等（2020）基于2018年的全国日本研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的日本研究之所以总体保持了稳定的发展势头，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对日本研究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国家重视日本研究的表现，两者是日本研究发展的基本条件。

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研究热点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层面揭示“日本成功”的谜底，研究其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及译著达3200余册，论文多达近1400篇。其中经济类、文化教育类、语言类、历史地理类、政治类论文分别达到78、162、169、96、100篇等”（北石 2005：229）。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加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借鉴日本经济成功经验的热情有所减退。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日本政治保守化日趋明显，研究焦点逐渐由日本经济转向日本政治——日本为何不愿彻底反省侵略历史。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美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学术界关注重心落在日本“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及中日关系“重新调整”上。据统计，1949年10月1日至1993年3月，全国有关日本研究的3529部著作、译作中，于1979年至1993年3月出版的就有3157册，约占总数的89%（李玉 2000）。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和日本研究深入发展，各界对日本经济、政治与外交背后的总体民族特性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力图从总体上认识日本和日本人，这标志着我国日本研究进入更加深入的综合研究新阶段。

2.2 高校是我国日本研究的主力军和重要支撑

在我国日本研究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高校始终是主要组成部分和主力军，并担负着人才培养和研究支撑的重任。

第一，高校日本研究机构和人员数量最多。据2009年的调查显示，大学、社科研究机构、政府调研部门和社会传媒四大系统的日本研究人员占比大致如下：大学研究机构专职研究人员及各专业学院教师占70%，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和各有关省市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占10%，国家有关部委及各省市政府下属调研部门的研究人员占10%，新闻出版等传媒系统的研究人员占10％。

第二，高校日本研究成果占比最高。卢振波、李晓东（2014）基于1998—2011年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有关日本研究的9400余篇文献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14年间我国发表日本研究论文数量占比排名前30位的机构中，只有4家是专业研究机构，其余26家都是高校，约占87%；排名前10位的机构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1家是专业研究机构，其余9家均是高校，占90%。

第三，高校始终担负着日本研究人才培养的重任，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研究机构纷纷恢复活动的同时，各高校纷纷成立日语系/教研室或开设二外日语课，加之日语广播讲座、函授班等的开设，迅速出现了日语学习的热潮。此外，截至2021年底，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已有400多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谢韬等 2022）。

3.1 高校日本研究与日语学科的融合发展是破解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都面临机构发展、人才专业结构和人才知识结构及研究力量和研究资源等亟待打破的瓶颈。就日本研究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高校日本研究机构依然面临经费不足和萎缩的困境。北石（2005：235）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少数日本研究机构外，大多数日本研究机构的存活步履维艰，经费短缺，设备不足……呈现出萎缩倾向，经过调整，有些机构已经被合并到大的院系当中。”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加强学科统一建设和专业学院制管理的高校改革中，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国别及区域研究由于具有复合学科性质，难以在已有学科目录上准确定位，导致实体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研究力量被分散、组织功能趋于弱化。在日本研究领域，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现已升格为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由原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整体转变而来）等少数几个日本专业教学科研机构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他如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等的日本研究机构被纳入专业学院管理，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和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保持了独立建制，但不少研究人员被分散到各专业学院，专职研究人员相对以往高峰期的三四十人减少到不足10人。

二是人才专业结构存在失衡现象，人才知识结构相对单一。调查显示，中国日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三十余年间总体上未出现明显变化：日语语言文学和日语教育占35％—45％，政治外交与历史研究占20％—30％，经济约占15％，文化与社会占15％，其他研究方向占5％；虽然不同时间点的数据稍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没有明显变化（园田茂人 2020）。其中，日语语言文学类研究者大量增加的原因是，各高校急速扩增日语专业促发了对日语教师及日本研究者的旺盛需求，并与研究者来源较偏重日本文化及文学有关。如何保持日语语言文学研究与日本经济、政治、历史等研究方向尤其是综合研究的协调发展，成为今后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时，高校教师中，专业研究人员占比少，教师兼顾教学与科研的特征明显。此外，日本研究人员知识结构较为单一，跨专业、跨学科研究人员少，“同时研究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维持在总数的20％左右”（园田茂人 2020：351）。而且，日本研究存在学术研究与现实相脱节的现象。例如，研究日本经济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经济，研究日本文化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文化等，使得难以对日本展开深入的研究（北石 2005）。

三是高校日本研究力量和研究资源的地域分配不均衡。首先是研究人员的分布不均，据2018年完成的关于我国日本研究现状的调查显示：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研究人员有590人，占比38%；来自东北三省的研究人员为276人，占比14%；来自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四省的研究人员为358人，占比24%；上述地区以外的内陆省份的研究者数量明显偏少，而且这一现象在2009年的调查时就已出现（宋志勇等 2020）。其次是我国日本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与研究人员的分布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特点：参加调研的机构多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东北三省及浙江、山东等沿海省份，西北和西南诸省较少且多以高校日语教学单位为主，缺乏专业性的日本研究机构（宋志勇等 2020）。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日本教学科研的智力资源和地域分配的不均衡现状。

因此，高校要突破日本研究面临的人才知识结构和人才专业结构失衡、研究力量和研究资源地域分配不均衡和机构分割的困境，亟需走出一条跨学科、跨院系、跨高校、跨地域的融合发展路径。

3.2 高校区域国别学与日语学科融合发展是国家教育顶层设计的应有之义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0）。基于中央领导关于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工作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全国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建设。2015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对“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的总体定位要求是“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提高研究质量，着力推进成果利用，努力建成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研究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5）。如是国家教育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区域国别学和区域国别研究的总体要求和定位：研究对象是有关国家和地区，服务对象是国家，研究目的是服务国家对外决策。这就要求研究要具有时效性、全面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同时，该定位也明确了研究与人才培养同步推进的发展理念。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最新版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国别和区域研究”进入作为独立学科的新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这无疑为高校日语学科和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明确的定位指向。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是直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学科建设举措。当今世界正以前所未有之变化颠覆着我们的已有认知，保护主义冲击全球主义，单边主义阻挠多边主义，全球发展环境正面临着区域分裂与地区冲突的巨大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图谋遏制中国的崛起进程。我们亟待更新知识体系、切换认知视角，更加准确、全面、深入、及时地研究这一背景下的国家、区域与世界。作为世界重要发达经济体的邻国日本，一直是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对象。我国的日本研究需要整合已有学科资源，走创新融合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要破解高校日本研究发展面临的困境，首要是构建“一体两制”的融合发展机制。“一体”是指要紧紧围绕“日本研究”这一主体，“两制”是指日本研究创新发展的两个创新机制建设：一是解决人才知识结构和人才专业结构失衡问题的根本思路，在于建立跨学科、跨部门的智力资源互补与共享机制；二是解决研究力量和研究资源的地域分配不均衡和机构分割困境的根本思路，是建立跨院系、跨机构、跨学校、跨地域的信息和知识资源共享机制。

区域国别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只是指它要从头出发、另辟蹊径、孤立发展。其本质是“交叉学科”，只能融合其他学科既有的资源、人才、知识，建机制、搭平台，走“1+1＞2”的路径。根据国家对区域国别学的内在定位要求，结合我国高校日语学科的现状与积淀，两个学科的跨界融合发展可以围绕以下两个层面的思路和布局推进。

4.1 树立科学融合发展观，搭建基于已有智力和学科资源的多维协同平台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从国家教育顶层设计层面指明了区域国别学科的定位，即“本指引所称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是指高校整合资源对某一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实体性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7）。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在高校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史等一级学科框架下发展……如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政治学学科下设的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二级学科以及世界史学科下面设立国别史研究等（谢韬等 2022）。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2020）在分析二战后的美国区域与国别研究时指出，当今世界一流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如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都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平台，其成果涉及许多学科和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区域与国别研究开拓了知识创新的新天地，“其新颖之处不在于开辟了一个新‘学科’，而在于组建了一个新的平台”（钱乘旦 2020）。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广泛吸取其他学科已有知识和研究方法的“消费学科”，高校日语与区域国别的跨学科融合发展，不应是一个“除旧布新”、另辟蹊径的过程，而应本着“推陈出新”的发展思路推进。

4.2 从广义区域国别研究视野出发，构建“全息图谱”式日本研究大格局

国外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定义十分宽泛：英国卓越研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将其定义为“对世界上所有地区及地区相关的或在其中居住的群体的研究”（REF 2012）；日本学者国分良成等（2017）将其界定为“发现并解析世界各地个性的知识探求”。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涉及多学科联动的交叉学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众多学科如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均可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作出贡献（谢韬等 2022）。各学科（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理、工、医、农）只要有共同的研究对象（指地理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撑，共同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最终拼出一幅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达到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专业知识和学术基础的目的（钱乘旦 2020）。因此，不能将区域国别研究或区域国别学科视为完全的热点研究和政策研究，因为没有跨学科的基础研究支撑，对策性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科学性和实操性是值得怀疑的。

4.3 打破研究局限，开创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研究新局面

未来的日本研究要超越纯微观的固有研究范式，拓宽研究视野，开展世界与区域体系中的日本研究，加强国别比较视角的日本研究。一直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视野过于聚焦研究对象本身，缺乏“区域（东北亚、东亚、亚太）中的日本”“国际社会中的日本”的研究视野。这容易使研究陷入纵向深度有余、横向视野不足的境地。

以日本的对华政策研究为例，其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自不待言，但也不能忽视来自他国的、区域的、国际的客观影响。正如北石（2005）所言，需将日本研究置于地区和国际的视野中展开，尤其是研究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等诸多领域时，应该将日本放在亚洲或世界的大范围中加以考究，以便开阔视野。高增杰（2000）也认为，应看到日本与世界的联系，将日本纳入世界和区域体系视野开展日本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一体化进程进入到一个全新时期，脱离全球体系、脱离东亚框架，无法准确地把握日本；日本研究需要了解其他参照物、日本与研究者所处国家的对比研究以及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和上述关于我国高校日本研究和日语学科跨学科融合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分析，就高校日语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发展路径提出以下设想。

第一，搭建校内跨学科融合发展机制平台。

立足本校，基于自身已有资源，推进校内的跨学科融合发展机制建设。一是要积极创建校内本院系内专业教研室之间的协同机制，二是要加强学校层面跨专业和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团队和平台的建设。以日语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为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可先整合校内属于人文科学门类下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研究方向的学科资源，再将校内社会科学门类下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学科的已有优势进行联合、整合、提升；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综合类院校，可交叉融合的学科甚至可以拓展到更为广泛的理、工、医、药等自然科学以及经、商、法等广义的社会学领域。此外，在校内跨学科融合发展机制建设中，宜采取“虚实结合”的布局理念：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设立实体的“区域国别研究院/学院”等机构，在发展独具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科的同时，统筹协调校内跨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和跨校协同；也可以搭建虚体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等，以具体研究问题、研究课题和研究项目为导向，统筹协调本校资源开展外语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融合发展。

第二，构筑跨校协同的科研、教学机制。

走出本校，将自身与其他国内兄弟院校、国外友好院校的资源共享与协同联合。日语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至少有三条可行的跨校协同机制：一是本校日语学科与本校较弱或不具有国内兄弟院校优势学科资源的学科开展跨学科、跨院校协同机制；二是本校日语学科与研究对象国日本院校包括日语语言文学在内的广义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跨学科、跨院校、跨国协同机制；三是本校日语学科与日本以外的外国高校创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

同时，两条跨学科融合发展机制的建设不是平均用力，要基于自身特点，走搭建校内融合发展机制为主，校外融合机制为辅的道路。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在2022年7月20日召开的“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讲师团培训会的讲话中提到，2021年我国高校外语学科学生数量达到100万人。显然，专业语言教育基础上的多专业领域知识学习与问题研究日益成为外语学科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目前，全国有500多所本科高校开设了日语专业，日语学科作为外语专业中除英语之外专业设置数量、教师数量和学生数量最多的学科，面临着更大的改革和发展需要。而人数众多的日语学科师资队伍中，教师专业研究领域多样性的不断扩大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人，无疑也将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中日本研究快速而深入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撑。

《国别和区城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明确指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注重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造就大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建立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研究团队，推动形成高校科研工作新的增长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7）。新时代高校日语学科的发展需要守正和创新，日语与区域国别的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日语学科的重要创新，也是日本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获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发展的新源泉。

本文发表于《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3年第1期第30—36页。由于篇幅等因素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已省略。

武萌，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区域国别、日本问题研究。

周异夫（通信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日语语言文学。

1）在期刊官网

（http://www.celea.org.cn/class/25）阅读本期刊讯；

2）在CNKI下载论文全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uoqIhG8C44YLTlOAiTRKu87-SJxoEJu6LL9TJzd50ludgnJxfH44gkogJbmbachPLHAcpI-v35u1XpbCZXEqskN9l0rA_wT&uniplatform=NZKPT（复制网址，粘贴到浏览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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