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问：胡文仲 Michael Byram
名誉主编：孙有中
主 编：马海良
常务副主编：刘立华
跨文化互动中常出现冲突、误解和重复沟通的情况。这些现象不应被简单归因为语言能力不足。事实上，互动者运用语言进行跨文化互动时，也是在实践自文化和他文化，并创造新的更为多元的文化混合体。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跨文化互动中显现出的文化差异是互动者合作建构而成的，跨文化互动的多元形态则是文化相对性建构的结果。“文化相对性建构”为分析跨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也为文化教学与培训开辟了新的思路。
全球化的浪潮将人类卷入越来越深厚的交流、贸易及交通之中。文化作为一种无法自现的共识，一方面失去了原本清晰的地域性边界与民族性边界，另一方面却持续塑造着人们的行为及不同文化背景成员间的交流。在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共同关注下，跨文化交际研究自然携带了跨学科研究的基因。互动者能够跨越文化间的沟壑进行理解与交流，研究者可以对不同文化的互动者进行跨领域、跨学科及跨文化的调查与研究，这业已成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所蕴含的且毋庸置疑的理论预设。然而互动者如何理解彼此及研究者何以理解研究对象，这既是跨学科研究中理论生成的语境，又是不同学科对话的成果，同时也是跨文化交际研究发展所依托的基石（胡文仲2010；孙英春2010；胡正荣，姬德强2011；陈辉，陈力丹2017）。本文将跨文化互动中为了达成理解而进行的文化实践解释为“文化相对性建构”，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旨在为概念的重构开辟新的视野与思路。
发源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不仅以语言人类学提出的语言相对论为基础，将以语言差异为代表的文化差异作为研究起点；它还延续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悬置自文化观点、采取他文化视角，延迟对他文化风俗习惯的评判，在他文化的行为与制度中形成对自文化与他文化价值观与和信仰的理解。“文化相对性建构”则更进一步，以跨文化互动双方所存在的文化差异为基础，以悬置双方观点为方法，解释双方在文化实践中如何通过协商共建出多元的文化互动形态。
“文化相对性”产生于人类学话语体系，既关照文化间的差异，又是对文化差异进行研究的视角。文化“作为一套共享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是“使得社会中的成员能够互相理解的标尺”（哈维兰2014：28）。运用这套标准，来自相同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得以预测和理解彼此的行为，并能合体地回应。但在跨文化交际中，互动者来自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他们运用自文化与他文化的标准来指引行为，进行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互动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显现与否以及显现的方式，正体现了“文化相对性”，即各文化的独特性以及文化间的差异性并非绝对的、客观的，而是相对的，是在彼此独特的文化视角下以及双方差异性的文化实践中，由双方互动协作而成，如中华文化中内敛的行为方式在儒家文化盛行的东亚国家及地区中并不瞩目，但在与较为主动、外放的北美文化及欧洲文化中却反而彰显，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
文化相对性建构这一概念可以从内涵、外延与机制三个角度进行解析。
首先，文化相对性建构起源于互动者对文化的实践，其结果是新的文化，也是文化的混合。它既来源于互动的文化，又不同于互动文化本身。这一特点在互动双方都缺乏跨文化互动经验时尤为明晰，例如，习惯握手礼的个体与习惯躬身礼的个体在初次见面时，会出现坚持各自的礼仪或互相模仿的情形，从而产生施礼不同步的现象，这一过程既来源于各自的文化，又不同于各自文化中互相问候时的行为序列，这就是文化差异被社会建构后的结果。
文化相对性建构的过程极大地取决于各文化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传递。互动者以各自的文化经验储备作为主要参考系统，进行文化实践。在文化共同体内部，文化规则的实践方式越外显，人们对互动行为的理解及对它赋予的意义也越明确，在与他文化互动者的社会交往中，越能直接传授自文化的互动规则并交流信息。反之，文化规则的实践方式越内隐，越容易造成互动个体对规则的“习而不察”，对行动差异性的规避和排斥，进而造成协商的困难，甚至是误解，在行为序列中形成多元形态的文化混合体。
其次，文化相对性建构包含两种类型：将语言作为外显性知识进行使用的“外显化的语言实践”，以及将语言作为内隐性知识进行实践的“内隐化的语言实践”。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语言作为文化知识为互动者所运用。而两者的不同则在于语言实践中文化差异的显现，包括了互动双方对彼此的身份认定、对语境的认知、对交流渠道及语境化策略的选择等。在外显化语言实践中，互动者在双方共同认定的低语境及文化设定的社会关系中，开放交流主渠道，进行信息的直接交流。常见的情境有课堂教学、法庭论辩、商务谈判及学术会议等制度性语境；在内隐化语言实践中，互动双方以自身文化经验的储备为参照，对当下情境进行鉴别，因双方并不共享同一套文化实践规则，仅是按照约定俗成，在不清晰的互动规则中摸索，凭借着对文化知识的掌握来进行社会互动，常见如日常寒暄、旅游购物、工作交流与交友婚恋等的社会交往。在此过程中，语言能力弱势的一方往往在某些情境中完全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应该如何采取程式化的互动流程解决当下的交际问题。他们在文化实践时，会在自文化与他文化之间、语义与语用层面上，难以达到平衡。语言能力较强的一方也需要调动其他情境性的知识，对当下语境进行协商。“文化相对性建构”关注的社会互动更侧重于第二类实践类型，即“内隐化语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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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化与他文化可以通过密切的交流，创建低语境的交流情境，共享核心的内源性概念，如文化概念的传播与洽谈；但更多概念的独特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沉积到社会成员交往的模式之中，成为文化的密码，静待人们在互动中进行协商与探索。这既是文化相对性建构的体现，也是深化文化相对性建构的基础。
因而，“文化相对性建构”这一概念赋予了文化教学与研究者一个新的视角，即在语言教学、文化培训及跨文化交往中去探究学生沟通不畅的过程，聚焦他们的文化实践，发现互动双方在语境中如何习而不察、用而不知地使用着文化概念，辨识概念使用时的策略；同时“文化相对性建构”也为语言教学和文化培训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可以超越语言与文化的知识输入，在文化自省和文化实践方面加大对受训者的能力培养，使他们在跨文化互动中都能更好地觉察和实践他文化与自文化，从而跨越文化的沟壑，讲好文化故事。
本文发表于《跨文化研究论丛》第6辑，更多文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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