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不论是语言对比研究抑或语言比较研究，都是理论语言学发展的基石，但两 者的概念不同：前者重异而不重同，而后者重同而不重异。本文主要讨论前者， 且仅聚焦于英汉对比研究。

英汉对比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当前仍有三大问题亟待厘清：其一，是从英汉 的结构差异分析切入探究语义差异，还是仅止步于彼此的结构差异分析而罔顾 其语义差异？其二，是从英汉的结构差异切入洞察其语义差异，还是将结构差异 与语义差异相提并论？其三，是从英汉的结构差异切入探究语义差异，进而洞观 英汉民族的概念化方式差异，还是撇开彼此的结构差异而直接跨入其语义差异分析和英汉民族的概念化方式差异分析？辨清这三大问题，语言对比研究才能 行稳致远，为理论语言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英汉对比研究涉及语音、词汇、短语、句法、篇章、语义、语用、民族概念化方式等不同层面，但前五点的对比属于英汉语言外在层面的研究，而后三点的对比则属于内在层面的研究。前者不论是听到抑或看到，都是有形的，具有结构，而后者却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借助结构透视其内在的实质。

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学界的大多数研究仅停留在对英汉的结构差异分析，忽视了结构差异背后的语义差异。例如：

对（1）的对比分析，现有研究往往仅着力于其结构差异分析。（1a）是一个英语主从复合句，前果后因，由关联词because连接，表示原因；而（1b）是两个简单的汉语陈述句，语义上虽是因果关系，但没有关联词。对于（2），则会分析（2a）是一个名词谓语句，而（2b）是一个有动词的主谓句，谓语表现为现在进行体；汉语里地点状语“蓝蓝的天空”在句首，而英语的地点状语in the blue sky则在句末，若出现于句首，则是倒装句。类似这样的对比分析尽管也涉及语义，但其着力点终究是结构差异分析。在表示因果关系的主从复合句中，为何英汉语的主导性语序倾向分别为前果后因和前因后果？其语序差异究竟体现出怎样的语义差异？学界对此类问题并未给予足够关切。同样，对于（2），也不太会去究考汉语的地点状语通常出现于句首，而英语的地点状语则一般出现于句末所带来的英汉语义差异。尽管结构差异分析实属必要，但这种分析大多止步于感性认识，难以达到理性的参悟。

关于第二个问题，时下有些研究将英汉结构差异与语义差异相提并论。例如：

（3a）是一个英语并列句，通过谓语动词be的形态变化分别表达“过去”和“现在”，且前后两句由连词and连接，表现出具有强时间性的线性勾连和延续。（3b）是由两个单独的句子构成，没有连词，且前后两句均没有谓语动词，全由名词短语构成，表现出具有强空间性的块状和离散。如果因为“星期四”和“星期五”在语义上蕴含时间的进程而具有序列意义，就认为汉语是“时空同态”（刘正光、徐皓琪2019：168），那就疏忽了英汉的结构差异，从语义上断定（3b）也具有时间性，这明显是将英汉的结构差异与语义差异并为一谈。况且，若不顾结构差异而仅关注语义，那么英语里像over the past years、behind the schedule和in a minute的时间表达中，介词over、behind、in在语义上其实都是表达空间概念，因此也能得出英语同样是“时空同态”的结论（孙崇飞、张辉2021：15）。

需特别关注的是，（3a）既然已有明确的时间词yesterday和today，而且Thursday和Friday也同样蕴含时间的进程而具有序列意义，为何英语不能像汉语（3b）那样可以不使用任何谓语动词，更无须对谓语动词be进行形态变化操作就能表达时间？其实，如果（3a）像（3b）那样操作，就不符合英语句法要求，如（5a）。（4a）也是一个名词谓语句，没有动词，但结构完整，句子完全成立，其强空间性明显，而（4b）虽在语义上与（4a）对应，但句子结构须有谓语动词，其形态也须与主语的人称和数保持一致，否则就有句法错误，如（5b-c）。

（未完）

任何外在结构都具有特定的内在实质，彼此相依相生，但一旦离开外在结构，内在实质就无处寄寓。在语言对比研究中，语言之间的外在结构差异分析是透视语言之间内在语义差异之门。若离开这一道门，我们就难以洞观语言之间的内在语义差异。

其实，关于语言结构之于语义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早有洞见。徐思益（1994：99）曾断言：“语言的结构特点才是语言的本质，我们应凭借形式去发现和解释意义。”该文进一步指出，一种语言与他种语言的本质区别不是意义，而是在于表现意义的形式。徐思益的这些话不仅强调了语言研究的基本要求，更点破了语言对比分析中对形式或结构研究的必要性。Dubois（1985：363）对此说得更为透彻，指出“语法最会编码那些说话人做得最多的事”（Grammars code best what speakers do most.）。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告诉我们，从语言结构切入研究语义，是语言研究的要旨，也是语言对比研究的要义。语言结构是现象，我们只有透过这一现象，才能看透语言的内在语义。若无视语言的结构差异去谈语义对比，我们就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被动局面。语言结构差异分析是我们洞察语际语义差异的最基本依据和抓手。例如：

从结构上看，（7a）是一个单一的句子，谓语动词核心地位明显，借助介词of和连接词and的勾连，构成一个长句，即便没有时间状语，我们依然可通过谓语动词lie的过去式lay，知道其事件是发生于过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英语具有强时间性，除了凸显谓语动词及其过去式之外，还使整个句子结构表现出英语所具有的勾连性和延续性（王文斌 2013，2019：4），以此达到线序结构的目的，即英语句子结构总体上是喜长而不喜短，其目的就在于表达其强时间性语义。相比（7a），汉语（7b）的时间性并不突出，从句子的谓语动词“放”及其体标记“着”，我们难以判断这一事件是发生于现在还是过去。该句共有四个句段，尽管有谓语动词及体标记，但其时间性弱而空间性强，对事象和物象的描述相对独立，如“放着一堆雨伞”“少说也有十二把”“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等，而且“五颜六色”是两个并列的定中结构，而“大小不一”却是主谓结构，反映出汉语所具有的块状性和离散性（王文斌   2013）。换言之，汉语句子结构除了句子各成分所传达的语义之外，还依凭四个句段的表述方式表现其对空间性的偏爱以及对事象和物象的块状性和离散性铺排，展示出汉语句子结构总体上是喜短而不喜长，其目的就在于表达其强空间性语义。而（7c）采用与（7a）英语句子结构相应的长句表达，翻译腔就很浓，我们虽也能读得明白，但显然不如（7b）的句子结构更合乎汉语母语者的表达习惯。再如：

（未完）

上文已交代，语言结构差异分析是观察和描述语义差异之门。通过这一道门，我们还需往前走，踏上解释民族概念化方式差异之路。需注意的是，对不同语言之间语义差异的观察和描述并非语言结构差异分析的终点，而是一个中转站，其终点是对不同语言民族概念化方式差异的探究。也就是说，以语言结构差异为起始站，从中去观察和描述语言结构差异所反映的语义差异，以此为中转，进入解释民族概念化方式差异这一终点站。一旦民族的概念化方式差异解释清楚了，反过来就能更好地阐析形成语言结构差异和产生语义差异的深层缘由。

上文已强调，所谓语义，就是概念化，因此，语义表达方式的差异其实就是概念化方式的差异，而概念化方式的差异在根子里是源自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语言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不同母语者世界观的差异（王文斌、杨静2022：369-370）。对于这一观点，中外学者其实也早有论断。徐通锵（2005：221）指出，语言结构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更是民族思维方式的重要标志。潘文国（2006）和季羡林（2009：2-4）也持类似看法，即西方印欧语系与汉语存在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因此，需从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来解读英汉的结构差异。对此，Langacker（1991：282，303）也曾指出，只有那些在我们的经历和对世界的概念化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认知模式才会形成独特的句法结构，蕴含着民族的概念基型（conceptual archetype）。Frege也曾强调，句子的结构可映现思维的结构（转引自Kroeger2018：220）。除此之外，Wierzbicka（1979：313）、Humboldt（1999：81-87）和Nisbett（2003：89，137-163）等学者都曾在不同时期强调了语言与民族思维方式的紧密联系，提出每一种语言都能昭显民族的思维特质。然而，民族思维方式是潜隐的，如同一座冰山深埋于海洋，我们只能通过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去知晓冰山的存在。语言结构就犹如冰山一角，通过浮现于水面的这一部分，我们才能勘探深藏于海洋的真正冰山，即我们在此讨论的概念化方式和民族思维方式。例如：

（未完）

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这是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与语言之间具有差异性，这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我们不能因彼此之间具有相似性而轻忽其差异性，也不能因彼此之间具有差异性而忽视其相似性。然而，语言对比研究更需关切彼此的差异性，借以探寻彼此的个性。英汉语之间的个性差异分析，需要以其结构差异为突破口，探寻潜藏于结构差异背后的语义差异，进而挖掘其基底的英汉民族概念化方式差异，透视其思维模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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