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大战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辩论涵盖了美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涉及大战略研究的方方面面。美国有大战略吗？美国能不能制定并有效实施大战略？大战略有没有过时？美国是否还需要大战略？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大战略？这一连串问题背后，前提、基础和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是否存在并有意义？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们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种是理性选择论。这种观点认为，大战略可能、可行、有意义，美国应该积极追求明智的大战略。关于大战略的多数讨论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国家一定有大战略，可以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美国应该追求明智的大战略。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离不开成功的外交政策，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拥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植根于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思维和传统。美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都是战略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有学者鼓吹冷战的胜利并把其归功于美国“遏制”战略的成功，也有学者对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自由霸权战略提出批评和质疑。基辛格认为，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变化、新挑战，美国需要战略上的深谋远虑，有必要制定一项连贯的长远战略。一些人主张美国应该加强战略规划，认为只有明确了大战略，才能制定具体的对外政策，才会实现政策目标和手段的平衡，并有效应对复杂的全球性挑战。长期以来，美国大战略辩论的焦点不是大战略本身是否可能、可行、有意义，而是美国应该选择和追求什么样的大战略，各种大战略的利弊得失和成本收益如何。收缩（retrenchment）与克制（restraint）、选择性干预（selective engagement）与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深度介入（deep engagement）与自由霸权（liberal hegemony）成为美国大战略的主要选项。支持大战略、认为美国应该积极追求有效大战略的声音在美国学术和政策话语中占据主流。 

另一种是幻想过时论。这种观点认为，大战略不可能、不可行、无意义，美国大战略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美国早已有人对战略概念和大战略本身提出了质疑。战略对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并不意味着战略制定和实施就是可能的，“有效的战略经常是一种幻想”。风险与不确定性、行为体心理障碍、组织行为困境、政治竞争与战略一致性的矛盾都是明智的战略通常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从托克维尔开始就一直有人质疑美国是否能够并且应该制定和实施大战略。有研究指出，大战略已死，以不变应万变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美国海军已经认识到战略所存在的局限。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是否有大战略也深受质疑。对美国大战略持否定态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时代环境。美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快速崛起并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战略效果，也有地理、机遇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即使曾经实施过成功的战略，美国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冷战初期，很难说乔治·凯南或保罗·尼采（Paul Nitze）等人已经对整个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有了清晰的想法并提前进行规划，当时碎片化的对外政策回头来看也许只是显得是一种连贯的战略。况且，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当今世界，权力转移与权力扩散进一步加速，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并存，气候变化、传染病等全球性风险突出，导致大战略思维过时，美国应该放弃追求抽象的大战略，转而寻求灵活有效的治国术。二是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导致国会和行政系统以及行政系统内部相互争斗，不利于产生连贯一致的大战略。近些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激进多元主义和民粹主义凸显，无助于大战略共识的形成。三是战略目标、资源与手段间的关系。美国领导人很难在相互竞争的短期和长期目标以及多重交错的挑战中明确划分优先级，国家拥有的资源又远远不能满足战略需求，政府提出的战略愿景和政策手段之间经常不相匹配。美国对外政策的过度军事化表明美国不同战略手段之间的失调，是战略无能的表现。面对美国国内政治和整个世界发展所显示出的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质疑大战略的声音也在逐渐变多。 

还有一种观点被称为审慎灵活论。这种观点主张大战略非常复杂，既要有原则性，同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要保持充分的灵活性。在 2016 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如何制定对华政策时，基辛格谈到，早期的美国将对外政策视为解决一系列独立的挑战，而不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开始将对外政策视为连续的过程而进行战备设计；今后，美国必须制定一项更灵活的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换句话说，美国历史上既存在有大战略的时期，也存在没有的时候；美国既需要严格的、保持内在一致性的、相对稳定的大战略原则，又要根据形势变化保持战略的可塑性、延展性和灵活性。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里，对外政策只能追求介于临时应对和大战略之间的方向性原则（orienting principle）。然而， 这种混合式的观点必然存在内部矛盾，战略一词容易成为美国可以凭借其超强实力决定未来的一种心理安慰，战略是否存在、成功与否将失去评价标准。总之，这种观点既认可战略原则的存在，也不否认对外政策的灵活变动，战略成为一门艺术，依靠伟大政治家的运筹帷幄。

理性视角分析国家战略是战略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国家自身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特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国家战略产生着不可忽视甚至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战略遵循着理性与不确定性交织下的复杂逻辑。

 1. 国际关系战略研究的理性分析传统 

国家战略的理性认识来源于国际关系的理性分析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理性有理智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之分。起源于欧洲哲学传统的理性和理性主义，主要含义是，人本质上是理性或理智的物种，而非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存在，理性能够使人按照自然法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具有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结成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国家之间不光有冲突，也有交往和合作；国家不只追求权力，也相信道德原则的至高价值；国家不仅追求狭隘的一己私利，也存在共同的国际利益。理性主义对人和国际社会抱持乐观态度，后来被国际关系学者当作理想主义的主要特征。与此相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理性的理解，大多与经济学中效用最优化的工具理性主义或称功利主义联系起来。在国际关系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往往假定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即理性的行为以目标为导向，行为者努力创造令人向往的结果。然而，政治行为中的理性和效用最优化是有所区别的。理性最基本的含义是人类行为背后通常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行为体的行为和目标之间有直接关联。但这既不意味着行为体只追求自私的而排斥利他的目标，也不意味着总要实现效用最大化。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以个体理性为前提假定，它们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基本的、理性的行为体，寻求实现利益（权力、安全、财富、荣誉等）的最大化，为此，国家必须进行权衡，运用合理、明智的政策手段，实现成本最小、获益最大。理性主义以个体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为基本出发点，体现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总之，理性有理智、行动的理由、预期效用最大化等不同的含义，意味着决策或行动自觉而有目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战略的理性认识普遍以后两种含义为主。

2. 国家战略不确定性的缘由 

针对理性主义的缺陷和问题，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分析视角逐渐兴起。不确定性是指“物质运动的非重复性、非决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一种有疑问、知识不完备乃至无知的状态”，或者“认知主体不能确切地知道某一事件或某种行动变化的后果”。尽管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普遍认为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但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和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对人的理智和政治领导人的理性决策都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不确定性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人的思维具有局限性，认识、情感、习惯等诸多因素往往超越理性影响人类的决策和行为。国际政治心理学关注领导人的人格、认识与情感，很多学者认为情绪是理性的一种损害因素。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和群体关系除了遵循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的逻辑之外，还会常常受到习惯和实践的影响。其次，国家理性不能简单等同于人的理性，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集体，是否具有个体理性存在疑问。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但国家本身是一种概念的虚构，国家是否具有心理学上的人格，哲学和政治上不乏争论。即使个人是理性的，也不能据此推断国家就是理性的。最后，国际关系的不断变化和复杂环境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国际关系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历史虽有相似但不会重复，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表出现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以个人类比国家、以过去类比将来、以简单性应对复杂性是理性主义存在的巨大问题，国家的群体本质、决策和行为过程的有限理性、影响国家行为的诸多复杂性因素成为国家战略始终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 

3. 理性与不确定性交织下的国家战略逻辑 

现实当中，国家战略的理性和不确定性都有明显的体现，国家行动遵循理性与不确定性相互交织的复杂逻辑。国家战略的理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国家战略的目的性与规划性、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对威胁和机遇的认识和评估、对不同政策选项的利弊权衡，等等。一国执政者及其精英团体通常以用最合理的手段、最小的代价、最大程度地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为己任。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同时，国家战略的非理性或不确定性也很突出，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追求理性政策和理性行为困难重重，次优的国家政策、盲目的对外行动、非本意的政策结果屡屡出现。国家理性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挑战。理性与不确定性构成一对矛盾体，理性排斥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理性始终有限。与此同时，理性与不确定性彼此共存、相互依存，理性可以作为判断不确定性影响的基础和参照，对理性局限的认识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和评估本身又是理性作用的体现。完全理性和完全的不确定性都不存在，国家战略现实往往是理性与不确定性作用的混合，国家在理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下行动。

理性的逻辑支持国家大战略，主张国家应该追求大战略。不确定性逻辑否定大战略，认为大战略是一种幻想或者已经过时。更多的时候，人们认为应该对不确定性进行理性的评估，在理性中认识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进行理性选择，保持大战略的灵活性。国家战略的理性与不确定性既来源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行为主体，也受制于大战略所处的内外环境，还作用于大战略的不同阶段和整个过程之中。 

1. 理性与不确定性视角下的大战略 

理性的逻辑一般认为国家应该追求大战略，不同的战略会对国家安全乃至长远兴衰产生重大影响。从理性角度看待国家大战略一般有两个重要前提：其一，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其二，国家是理性的。就解释国家的关键决策而言，理性视角认为单一行为体的假定不仅有用而且有效。国家拥有主权，在对内依法施政和对外保持独立方面拥有最高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当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决策权高度集中，因此单一行为体的假定非常准确，在解释问题上成效卓著。此外，理性理论相信现代国家有能力对国家实力、攻防对比以及敌对国家的动机或者意图做出有效的评估和判断，可以合理考虑自身利益2及所面对的国际约束和机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权衡取舍，选择最佳战略。总之，国家行为是有目的性的，国家可以制定并且应该追求合理的大战略。即使存在不确定性，决策者也可以对其进行认识、评估和研判，保持国家大战略的灵活性、适应性，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与不利影响。 

大战略的不确定性逻辑与上述认识截然相反。首先，国家并非单一的行为体，因此也就不存在单一的、整体的国家利益。事实上，国家可能并不真正存在，只有个体以及个体联盟才被认为拥有利益，将国家想象成拥有自己权利并在利益上与其成员相分离的行为体，仅仅是出于研究需要或者方便的考虑。国家大战略的目标往往并不那么清晰，不同的国家利益或国家目标之间也会有所冲突。其次，国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无法准确有效地认识国际环境、衡量国家实力、识别他国的意图， 人的认识在能力、意图、利益、决心和外部环境五个维度上面临着巨大挑战。由于上述原因，国家很难进行理性决策并做出战略选择，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平衡、不同战略手段之间的协调，乃至不同领域或地区战略之间的有效配合方面障碍重重。处于复杂国际体系的复杂国家行为体在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和挑战的情况下，充其量只能进行相对理性的决策，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只能是实践性或习惯性的，通常表现为日常应对和路径依赖，因而不可能有所谓的大战略。

2. 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对国家大战略的影响 

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对国家大战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大战略的行为主体能否取得共识并进行理性决策。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参与影响、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的主体复杂多元，有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决策团队、情报体系、官僚部门、学界智库，等等。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决策层对战略全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战略形成和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情报和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略评估阶段，公众和社会力量与战略动员息息相关，官僚机构与组成人员对战略执行影响重大。情报部门、智库系统可以为领导人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支持与辅助支撑。国防、外交、经济等各部门既是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落实和实施国家大战略的主要力量。国家大战略牵涉国家安全、繁荣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往往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也需要整个社会舆论的支持。大战略只有在上述行为体复杂互动下才可能最终变为现实。一种情况是，这些行为体受国家整体利益影响，其行为容易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在国家政策目标和行为选择上有可能达成主流共识，最终形成国家大战略。但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权力不对称、利益不相容、信息不完善的条件下，各个行为体自身的利益、认识、选择与行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导致国家无法形成并有效实施大战略。 

第二，国家能否客观、准确地认识和评估大战略的内外环境。时间上，一定时期的大战略往往建立在对之前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前一阶段国家战略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是对历史的某种延续或变革。空间上，国家大战略的决策和实施处于一定的国内外环境之中。国际环境主要包括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国际体系主要威胁的来源和性质、全球与地区的地缘态势和国家间实力对比等，而国内环境主要涉及国家的资源与实力条件、政体类型与社会凝聚力、决策者的政治领导力和组织动员能力。大战略的形成和实施离不开对以上所有环境条件的审慎评估。对过往战略得失的总结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新的大战略方向；对国际环境的评估直接影响国家利益的排序与政策目标的形塑；对国内环境的认识则关系着大战略的手段选择和执行效果。在对历史经验、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总结、评估与认识中，理性与不确定性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三，大战略在不同阶段能否保持一致、连贯并得到有效落实。一般而言，战略行为可以分为评估、决策、动员和执行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主要行为体不同，目标任务不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不相同。在目标任务方面，战略评估需要对过往经验、国际环境和国家能力做出全面、客观、准确的分析研判；战略决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明确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和安全威胁的来源与性质，并对不同的政策选项进行利益权衡，最终做出抉择；战略动员的目标是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并充分调动国内外的战略资源为战略实施做准备；战略执行主要涉及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网络等政策工具与手段的单独或综合运用。在困难挑战方面，战略过程的四个阶段分别面临着战略环境的复杂多变、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安全威胁的分散多元、工具手段的平衡协调等各种难题。其中，如何在理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下准确判断他国的动机或意图，正确认识国家威胁的主要来源和性质，恰当处理政治目标和军事手段的关系，把握自身实力的长短和极限，成为战略成败的关键。

不同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对大战略行为主体的构成认识不同。理性选择模式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看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或多或少有目的、有意图的规划和行动。官僚组织模式则认为美国的决策过程分散化、碎片化，是国家内部不同组织或利益集团之间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过程。认知心理模式把对外政策决策者作为分析对象，重点研究决策者个体或群体心理对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影响。从现实来看，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以及大战略决策的主体主要是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团队。除此之外，美国国内不同的政府部门、国会、利益集团、智库媒体、公众舆论等都会影响美国的大战略决策。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就是这些不同的行为体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冷战结束后三十多年，美国大战略的决策主体相对明确，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够形成一定的战略共识，战略理性凸显。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体制中，总统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处于核心位置，起着咨询、决策、沟通、协调的关键作用，对大战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主导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三十年多来一直把维护美国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促进经济繁荣、推广美式价值观作为核心国家利益和主要的战略目标。除以总统为核心的战略团队外，不同党派成员、行政部门、智库学者、新闻媒体舆论也会影响美国的大战略决策，在国家战略走向特别是面临外部威胁和挑战的重大危机时刻，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往往能够停止斗争（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形成一定共识，或出现所谓的“聚旗效应”（rally-round-the-flag effect）。“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略、近年来的大国竞争战略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这一点。

一国战略环境主要包括历史与当下、国际和国内等方面。 

首先，对冷战结束后美国大战略的肯定与批评往往与冷战期间美国大战略的表现进行联系与对比。美国赢得了冷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归功于美国的强大和战略的成功，是多数美国人的历史记忆。美国的获胜纵然是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美国精英对世界准确的判断力和理解力，美国领导人的良好直觉与丰富经验，成为美国强大的重要原因，正是他们的准确判断和理性选择为美国战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支持自由国际主义、主张深度介入战略的人们认为，二战结束后，美国成功创建并领导了一个以经济开放、多边制度、安全合作和民主团结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在冷战后得以进一步扩展，虽然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但未来仍然充满希望。而批评者不以为然，他们提出，美国及其盟友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强大秩序，既不“国际”，也不“自由”，而是一个有限的、主要目的是与苏联进行安全竞争的现实主义秩序；直到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到来，这一秩序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政策违背国际政治运行基本逻辑，在均势政治和民族主义面前必然失败，取而代之应该追求克制的大战略；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结束后的美国缺乏战略一致性。可见，对冷战期间美国大战略的认识影响着美国学者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判断。历史经验为美国领导人和学界精英评估当前美国大战略提供了有用背景，然而，如何理解历史，汲取有用的历史经验，避免简单的历史类比，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其次，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排序和对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界定。美国眼中的冷战后世界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征。政治与安全方面，国际格局成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尚未出现强有力的针对美国霸权的制衡力量。经济方面，美国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美元霸权是美国领导世界的重要保证。思想文化方面，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受到大部分国家的效仿与追捧。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将冷战结束后全球信息时代的权力格局比喻为一个复杂的三维棋局：在棋局顶层，军事权力几乎是单极的，美国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主导地位；在棋盘中间，国家之间的经济权力是多极的，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是主要参与者，其他国家的重要性也在增加；棋盘的底部是不受各国政府控制的超出国境的跨国关系领域，权力广泛分散，谈论单极、多极或霸权没有意义。美国对于外部环境的认识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在一些特征的把握上总体而言保持着相对稳定。据此，从克林顿开始，美国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繁荣、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把维护霸权、主导国际秩序、增强国际领导力作为战略目标。但是，就在这个美国拥有巨大优势的和平年代，美国并没有感到很安全，反而四面出击，持续不断地对外使用武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将权力侵蚀和权力转移视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防范大国崛起、中小国家挑衅和核武器的扩散等方面。与此相对，全球气候变化、疾病与自然灾害、经济衰退与发展不平等这类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可能更大的威胁反倒不是美国大战略关注的优先重点。 

再次，对自身状况的判断也深刻地影响着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认识。关于自身，美国最关心两个问题：美国实力是否衰落，以及美国民主是否依然充满活力。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心理：一方面，实力强大、社会民主的认识在绝大多数美国精英和民众内心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近些年出现的很多变化却使他们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尽管很多研究认为，无论单一领域还是综合实力，美国优势依然突出，但是“美国衰落论”却依然此起彼伏，美国人崇尚实力，但过度迷信和崇拜容易产生错误和危险的大战略。实力超群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惨淡结局很能说明问题；实力越大利益愈广，在多样化的国家利益和多元化的外部威胁面前，国家实力总会捉襟见肘。即使在军事领域，国家强弱有时也很难进行精确比较，更遑论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相对实力有时存在不可比性的问题。实力和权力本身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对美国实力地位的不同认识，由此产生不同的大战略选择，进而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国内状况也是美国大战略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民主架构是否有利于美国大战略存在争论，但近年来美国民主退化和政治衰败却是不争的事实。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孤立情绪、贫富分化、种族冲突、政治极化、政府财政赤字等问题，困扰着美国的决策者，妨碍美国大战略共识的形成，不利于广泛战略动员。总之，实力地位和社会状况影响美国的大战略及其调整，而这两方面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更是助推美国大战略的激烈争论和左右摇摆。

除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之外，战略实施也是分析和认识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维度。理解大战略的一种方法是寻找由持久、核心安全利益定义的长期国家行为，以及国家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和推进这些利益。从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美国的核心利益相对持久、稳定，那就是增强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扩展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围绕核心目标进行战略谋划、制定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使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也是美国很多学者一直坚称美国奉行的是自由霸权战略的主要原因。美国大战略的相对稳定特征体现了理性的逻辑。 

但是，在战略目标保持延续和总体稳定的情况下，美国大战略在不同阶段又有很大差异，战略更迭频繁，执行效果往往不如预期。冷战结束后美国相继提出了“参与和扩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战略、“反恐”（counterterrorism）战略、“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战略以及“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不同阶段的美国大战略，战略重点和政策手段各有所异，战略落实与执行效果也有所区别。事后判断，这些战略总体表现并不完美，实际效果与政府预期相差甚远，大战略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贯彻和执行，几乎每位总统的大战略都为当时及后来学者所诟病。 

克林顿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在苏联威胁消退以后，确立一项能够凝聚全民共识的战略使命，重新定位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方向。然而，现实当中，美国所主张的经济、安全、民主人权三大战略支柱之间常常处于混乱状态。美国在如此多的国内外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很难分清轻重缓急，对外政策陷入应对各种事件尤其是媒体关注和报道的事情上面。因此 20 世纪 90 年代是美国战略迷失的年代，美国在享受“和平红利”的喜悦中处于战略惯性的轨道上。小布什时期，美国大战略重新回归“威胁导向型”特征，战略应对性十分鲜明。相对于克林顿时期重视经济、人权和多边主义的立场，小布什更加依赖军事手段，奉行单边主义。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在着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也给美国的国际声誉和经济实力造成很大的创伤。战场上的即时压倒性胜利带来的却是政治上的长远损失。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奥巴马政府先是将战略重点重归经济，随后又将视线移向大国关系，提出“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此时的美国更加注重通过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重塑美国的战略优势。奥巴马政府的大战略体现了从政策应对到战略规划的转变，但由于多方掣肘，战略构想流于表面，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特朗普上任后，挑战了美国多年来形成的国际战略传统，威胁美国自身所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主导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突出大国竞争，从经济和地缘两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提出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战略。然而，在短暂的任期内，特朗普本人个性鲜明、缺乏经验，政府内部决策混乱，官僚组织不健全，导致国内民众高度分裂，政策无法贯彻落实。虽然任期内高调提出“印太战略”，但正是特朗普本人导致整个战略矛盾重重、无法前进。拜登继承并意图全面加强“印太战略”，以民主为名重塑联盟体系，推动北约和亚太盟友紧密互动，以同时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和所谓的“中国挑战”。 

总之，美国的大战略决策、对战略环境的认识和战略实施过程明显反映了国家战略的理性和不确定性逻辑。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不同时期战略重点有所不同，不同阶段的国家利益、安全威胁、应对手段有不同的优先排序，是国家战略理性逻辑的直接体现。与此同时，美国大战略也表现出了不同战略目标之间的冲突、安全威胁的错误认知、对外政策工具与手段的失衡、决策与落实之间的脱节，深刻反映出国家战略的不确定性逻辑。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大战略，理性中有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追求理性，呈现出清晰与模糊、稳定与摇摆共存的特点。由此，也就产生了对美国大战略的各种不同认识及其相互争论。

美国大战略应该选择什么方向，大战略是否可能、有无过时成为美国大战略辩论的焦点。现实中的国家战略非常复杂，常常表现出国家既追求大战略，又面临重重困难，导致大战略摇摆、模糊、矛盾甚至虎头蛇尾的局面。对国家有无战略和战略是否过时、有效的判断与人们采用何种逻辑分析大战略有关。大战略这一概念体现的是国家的目的性、规划性和利弊权衡的确定性，是对外政策决策者审慎选择、理性行为的过程。而大战略所遇到的种种挑战、一直以来受到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根植于国家战略评估、决策、落实等整个过程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国家可以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并着力降低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不可能彻底逃避它的存在。国家行动的理性与不确定性逻辑及其复杂互动导致了国家战略的复杂性，也成为引发美国大战略辩论和争议的根源。 

理性和不确定性对国家战略的复合影响决定了美国大战略辩论将长期存在下去，也为大战略研究与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美国在短短二百多年时间内快速崛起为世界强国，自然条件和历史机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合理有效的大战略同样重要。美国大战略体现了大国理性的力量，在维护美国利益、支撑美国霸权方面功不可没，其留下的历史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与此同时，美国大战略也蕴含着广泛的不确定性，战略缺失、战略摇摆、战略失效的一面非常突出。美国决策者并非总能理性行事，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也会犹豫不决甚至做出错误的选择。一些战略流于空想，造成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给美国自身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动荡与伤害。大战略的理性和不确定性要求国家既要积极探寻大战略背后的历史规律和成功经验，深刻认识大战略对一国兴衰和人类福祉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要对战略理论和大战略决策保持足够的自省、谦虚与谨慎，对战略及其后果的不确定性应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估。

责任编辑：张颖

公众号图文：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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