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项事业和一个新兴学科，从对外汉语教学时期到汉语国际教育时期，再到国际中文教育时期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现在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到了对事业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了。新时代我们遇到很多新的挑战、新的问题，也面临新的机遇，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寻找我们事业发展的增长点和推动力。崔永华（2020）提出了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研究的新课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赵杨（2021b）认为 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是这个转折的标志，但是他也指出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目标并没有变，变化只是在工具层面上，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李泉（2020）建议把 2020 年当作国际中文教育转型的元年。李宝贵和刘家宁（2021）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正处在转型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应该防范风险，推动本土化、特色化和智慧化发展。郭晶和吴应辉（2021）认为“国际政治风险是语言国际传播中的最大风险，但国际政治也能给语言传播带来重大机遇”。弥漫全球的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国际中文教育带来了很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顺利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并保证这一事业可持续发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崔希亮，2020；陆俭明等，2020）。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无论从事业的角度还是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国际中文教育都需要有自己的定力。任凭世界风云变幻，我们的一些基本建设和基础研究是不会变的。本文提出十二个重点研究领域，这不代表其他的研究就不重要，只是从优先级上来考虑，这十二个领域是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需要继续加强和不断完善的地方。

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新兴学科，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围绕这个学科的定位、内涵、知识体系、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体系等问题，学界有过不少讨论，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陆俭明，2014；崔希亮，2015，2019；吴应辉、梁宇，2020），因此，国际中文教育主要应该研究什么问题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其他要素怎么变，面向国际中文教育的语言本体研究是不会变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国际中文教学属于语言学中的第二语言教学，而第二语言教学每天在课堂上碰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并不长，汉语的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篇章研究还很不充分，因此一线教师在碰到一些具体的语言问题时会有无力感。例如“这件事情不要问我，我又不是专家”，这里边的虚词“又”应该怎么解释？“这个傻小子，穿皮鞋送快件，也不怕累”，这里边的虚词“也”又该怎么解释？还有一些特殊的句式，比如“他在家里活活不干，孩子孩子不管”“你看你哈，话话说不清，字字写不好”，应该怎么给学习者讲清楚这个结构？“还不是老样子！”与“还是老样子！”意思一样吗？如果一样，为什么否定形式和肯定形式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要素，那就是汉字和汉字教学的问题，这对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来说是过不去的“火焰山”。如何更有效率地进行汉字教学，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很多教师都在思考的问题。语言本身的问题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主要原因是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不够透。比方说量词使用的问题，同样是时间词，为什么可以说“一年”却不可以说“一个年”；可以说“一个月”，又不可以说“一月”；可以说“一个星期”“一个小时”，也可以说“一星期”“一小时”；可以说“一天”“一分钟”，却不可以说“一个天”“一个分钟”，为什么？量词的使用有什么规律？“一张纸”“一张桌子”“一张脸”“一张饼”“一张照片”我们都用“张”，使用同一个量词的名词，有哪些共同的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为什么“一张嘴”也用“张”？能否从认知上给一个解释？所以语言本体的问题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语言本体的问题不解决，对中文教师来说就是要做无米之炊。我们都知道汉语语法在很多个范畴里没有形式标记，因此虚词和语序就特别重要。而汉语的虚词和语序问题，到现在还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包括权威词典里的解释也不尽完美。尽管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多，但这是一个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过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问题，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因为在学界的确有人不重视语言本体的问题。语言本体的问题搞不清楚，语言教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我们必须把教学内容研究透彻，这样才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涉及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问题。而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就不太一样。学科问题是个科学问题。语言学习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会遇到哪些困难？哪些学习策略会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和不同性格特点的学习者，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是否相同？不同的学习环境（比如线上和线下的环境）对学习者学习成绩的影响是什么？不同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影响是什么？语言学习的成绩和语言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吗？语言测试如何影响语言学习的进程和学习者的学习动力？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要想知道答案，必须做实证研究。我们都知道语言学习是一个认知的过程，而对于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哪些认知阶段，认知过程究竟是什么，影响其认知进程的因素有哪些，等等，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教学理论和教学法，而对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关注是很不够的。目前国际上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如火如荼，但是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起步时间并不长。在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关于语言学习和教学法、教学理论的研究吸引了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界的许多学者，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各方面的合作研究才刚刚开始，探索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施春宏等（2017）对汉语构式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冯胜利和施春宏（2011，2015）及施春宏等（2021）对“三一语法”和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探索都是非常好的尝试。赵杨（2018）对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40年的历程做了总结和回顾，特别强调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提出了应该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纳入二语习得的学科框架，增强理论意识，挖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规律和特点，这一点我们非常认同。因此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究，应该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

互动语言学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视角。从本质上说，语言交际是一种互动行为，因此互动语言学是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DA）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CA）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范式，它特别重视自然语言中的口语，甚至认为口语语法与书面语语法是两套不同的语法体系。方梅等（2018）从句法选择、形式验证、会话序列、韵律和多模态研究等方面介绍了互动语言学研究的相关课题及其进展。互动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能不能拿来为语言教学服务？互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基于用法的研究，而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研究也是基于用法的研究，因此互动语言学与汉语教学有交叉点。我们期待互动语言学基于用法的研究能够从本质上揭示汉语语法的规律。互动语言学不光研究“说了么”，还要研究是“怎么说的”。这一点与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不谋而合，但是互动语言学走得更远。当然言语行为理论除了研究说了什么之外，即“言有所谓”，还要研究说话人的用意，即“言有所为”。语言学家要研究言语行为中的语力（force），研究言语行为中的言内之力和言外之力，研究间接言语行为所呈现出来的语力，研究言者的交际意图，研究言语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比方说请求和警告、感谢和道歉、承诺和声明、质疑和许可等。这里也会涉及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涉及语用意义中的蕴含、预设、推断和话语的会话含义。这种纯理论的研究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是有启发的。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话题设置和情境设置，离不开言语行为中的这些具体的言语行为。国际中文教育应该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并用语言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

陆俭明和马真（2016）对汉语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文化修养进行了具体阐述。陆俭明（2017）认为：“三教”问题中最核心的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对汉语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基本功）、能力结构和思想心理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陆俭明（2017）指出目前所培养的汉语教师的质量令人担忧，原因是培养的路子走偏了，培养模式有了问题。那么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否有问题呢？问题究竟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有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目前全国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本科在校生有6万多人，各校的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不尽相同，因此学生培养的规格也不一样。有的学校重视学生的外语水平，有的学校重视学生的汉语水平，有的学校重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一而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出路何在？有一部分人会继续攻读国际中文教育的专业硕士，甚至读到博士。但是现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就业前景并不理想，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对策，打通学生就业的渠道。施家炜（2016）就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指出了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研究。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理念的变化、国际中文教育社会需求的变化都会给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带来影响。我们应该对这些影响进行科学的评估，从而能更好地完善国际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卢德平（2018）从语言之外的因素出发对中文的国际传播进行评价。文秋芳（2019）借鉴英语国际教育的经验，对国际中文教育提了三点建议。第一，我国国际中文教育需逐步取消本科专业，控制扩大硕士点，增加博士点，提升硕、博士点的质量；招生对象从以中国学生为主转为以外国留学生为主。第二，国别化教材应主要由当地学者负责编写，我国学者或出版社不应越俎代庖。第三，根据语言与文化之间可分度的强弱，语言文化教学采用不同策略。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项事业，有自己的发展目标。我们应该对这项事业的发展进行实时评估，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例如祁伟（2020）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评价研究，并提出了建议；詹春燕和李曼娜（2014）对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指标、模式和展望进行了研究；吴应辉等（2021）对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和展望；马箭飞等（2021）对国际中文教育70年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刘晶晶和吴应辉（2020）对孔子学院与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主要语言传播机构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孔子学院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些研究对我们把握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人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的失败教训我们可以吸取，避免在发展的过程中头脑发热或者畏葸不前。

（本文发表于《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2023年第1期，更多文章信息，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复制链接到浏览器，移步知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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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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