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陆有2000多种语言，约占世界语言种类的三分之一。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是非洲文化遗产的重要特色之一。非洲各国独立以来，逐步将保护民族语言工作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非洲联盟也将非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非洲大陆发展愿景的有机组成。然而，在语言政策领域，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前殖民国家的语言仍然是相当一部分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在国家运行和民众生活中占据难以取代的地位。尼日利亚学者奥鲁布考拉（Ayeni Queen Olubukola）指出：“（……）个人发展、体面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等与使用英语或法语接受教育密切相关，因此非洲青年必须通过学习这两种语言来过上更好的生活并且获得决策权。非洲独立50年后，非洲教育和媒体等领域的语言状况并没有真正改变。”非洲各国民族语言地位不一，所处发展阶段各异，各国政府虽然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中表现出一定的良好意愿，然而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种种因素制约下，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仍是一项艰巨任务。

本文以西非法语国家为观察对象，分析非洲民族语言在语言地位规划、语言生态等领域中所处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并在不同层面探讨其发展所依托的有利条件。非洲法语国家学者一般不使用langues indigènes（土著语言）一词来指代本土语言，而是使用langues nationales（民族语言）或langues africaines（非洲语言）。本文使用“民族语言”一词来指除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之外的非洲本土语言。

在外来语言扎根非洲语言生活的过程中，1884年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和1919年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撒哈拉以南，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广大西非地区，有8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今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即塞内加尔、多哥、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贝宁、几内亚和马里。该地区还包括曾经是英属殖民地的冈比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曾经是葡萄牙殖民地的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此外，位于非洲西北角的毛里塔尼亚也曾经被法国殖民，但其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且不是西非最重要的区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下简称“西共体”）的成员。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其殖民地推行法语语言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殖民并行的同化政策，法语成为本土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和教育体系内的学习科目和教学语言，与生产活动、知识传授、技术掌握和社会阶层划分融合在一起，非洲民族语言则被殖民当局限制在普通民众日常交流和家庭等领域中。1958年，几内亚在西非地区率先独立，其他法属殖民地也在反殖民浪潮中先后独立，但法式教育体系和法语教育得以保留。

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打破了非洲殖民前时代的语言生态，导致了更为复杂的多语共存现实。西非法语国家的本土语言数量繁多。根据世界语言数据库（Ethnologue）的统计，科特迪瓦的活语言有87种，尼日尔23种，塞内加尔39种，尼日利亚522种，布基纳法索71种，多哥44种，马里68种，几内亚39种，贝宁55种。以上数据包括外来语言（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等）在内。西非民族语言大多数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不同语言的使用人口数量不等。非洲国家边界多为人为边界，很多语言的使用涉及多个国家，比如豪萨语（hausa）使用人群分布在尼日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加纳、马里和尼日尔等国，富拉尼语（fulbe）使用人群分布在塞内加尔、尼日尔、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和几内亚等国，约鲁巴语（yoruba）分布在尼日尔、尼日利亚和贝宁等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增加了难度。

在地位规划方面，西非法语国家的宪法都赋予法语以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各国宪法并未提及非洲本土语言的地位问题。19世纪70年代初，著名非洲历史学家、布基纳法索学者基泽博（Joseph Ki-Zerbo）曾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语言对于身份认同而言非常重要。非洲语言在本世纪会衰落吗？非洲语言如果缓慢消亡将是一出悲剧，非洲身份认同将会陷入深渊。非洲人不能满足于来自外部的文化元素。”在非洲知识精英的呼吁下，随着非洲文化复兴进程的推进，西非各国政府逐步将民族语言纳入宪法和相关法律，但是关于其地位的界定并不一致。比如，塞内加尔现行宪法规定：“塞内加尔的官方语言是法语。民族语言包括迪奥拉语（diola）、马林凯语（malinké）、富拉尼语（pular）、谢列尔语（sérère）、索宁克语（soninké）、沃洛夫语（wolof）和所有其他即将规范化的民族语言。”科特迪瓦现行宪法只泛泛提到“由法律确定促进和发展民族语言所需的条件”，并未赋予民族语言更明确的地位。尼日尔宪法规定，尼日尔各族人民都有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同时需要尊重其他语言；所有语言平等享有民族语言地位；国家承担民族语言发展的使命。贝宁宪法和几内亚宪法表述类似，都有单独的条款明确政府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方式保障民族语言的传播和教学。马里宪法和布基纳法索宪法只是简单提及：“法律应制定民族语言发展和规范化的方法。”

整体看，西非法语国家将民族语言纳入宪法条款，表明其认可民族语言在非洲国家民族特性及国家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作用，确立了民族语言在国家文化遗产和社会运行中的地位。然而，这种地位规划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践层面的意义。科特迪瓦学者哈拉维（Nazam Halaoui）认为：“民族语言入宪当然对于这些语言的普及和教学活动有利。但是，这并非是这些语言规划措施的目的（……）民族语言入宪首先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事实上，在西非前法国殖民地国家中，法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自独立至今并未改变，不但在行政、司法、教育、贸易等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更在日常交际中压缩着民族语言的使用空间。不同非洲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大小不一，如沃洛夫语在塞内加尔、班巴拉语（bambara）在马里、迪乌拉语（dioula）在科特迪瓦使用广泛，但更多的民族语言仅作为归属于同一社群的标记在有限的熟人之间使用。

在西非区域层面，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在区域一体化进程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各国语言种类繁多，即使是跨国使用人口较多的豪萨语和富拉尼语也难以作为区域组织的工作语言被使用，所以西共体选择使用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因葡语国家数量少，其官方网站上葡萄牙语文本较少；另外，使用法语和英语提供的信息并不完全对等。为了保证文本语言质量及专业词汇和语料的共享，西共体还会聘用专业校对人员，负责修改其内部文件的译文和术语库建设，同时提供关于语言使用的相关建议。西共体还提出要促进共同体各官方语言的教学和使用，来推动地区的教育发展、职业技术培训和文化技术合作。关于本地区的民族语言，西共体1975年成立时各国所签署的共同体条约中尚无相关条款，但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非洲文化身份认同的呼声日益强烈，条约修订版增加了涉及民族语言的内容。涉及文化事务的第62条规定“成员国要通过各种方法和形式促进文化交流，做好文化产业生产、传播推广、经营开发等各领域工作，促进一种作为区域融合要素的西非语言的教学和推广”；涉及媒体领域的第66条提及“要促进和鼓励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信息传播”。但至于促进哪一种区域语言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区域一体化中的标志性语言，至今尚无定论。且西共体的主要职能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持地区和平，象征性的语言地位规划仍然只是一个愿景。

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已经成为非洲国家共同的关注焦点。在包容性发展视角下，非洲民族语言问题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和意义。非盟《2063年议程》将“拥有鲜明的文化身份认同、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列入非洲发展愿景，并明确提出：“泛非理想将充分融入教育过程，泛非文化财富（文化遗产、民俗文化、语言、电影、音乐、戏剧、文学、艺术节、宗教信仰）将得到促进。”此外，“科技的发展建立在各种形式的培训基础之上，包括学历教育、学徒学习、研究工作等。作为知识和观点传递的不二工具，语言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因此在科技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同时也不要忘记，语言在一个国家中定义着文化身份，因此地位特殊”。从不同角度看，非洲民族语言仍可依托其在非洲语言生态中的作用、知识界的协同努力和各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实际需求，获得更多生存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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