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新物质主义

韩启群

21世纪以来，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New Materialisms）以其横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领域的非凡气魄和激进姿态成为当前塑造哲学、文学、地理学、生物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前沿的思想大潮。作为一个高度异质化的理论空间，新物质主义常被学界视为“涵盖性术语”（umbrella term），统称人文社科领域所有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新话语，具体包括“物论”（thingtheory）、“新活力论”（neovitalism）、“动能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行动元网络理论”（actant network theory）等。作为西方人文社科领域近十年来最炙热的话题之一，新物质主义所涵盖的理论话语因其不同阐释源点而导致物的话语模式不尽相同，但之所以能被新物质主义统摄，原因在于这些话语都拒绝以二元论为主导的思维模式，通过回归物、重新关注长期以来被边缘化、被贬低的客体，进而开辟出一种全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路径，从根本意义上重新塑造了“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Boscagli 1）。尽管思辨实在论学派的重要干将哈曼（Graham Harman）在多个场合拒绝其研究被“新物质主义”所涵盖，称自己对物的关注为“非物质主义”（Immaterialism ; Immaterialism 13-19），但学术界依然将他的“物导向本体论”（OOO）纳入新物质主义话语体系中，原因在于他和众多新物质主义理论家们一样引领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批评转向，即研究重心从“主体性、认识论和话语”（subjectivity, epistemology, and discourse）转移至“客体性、本体论和物”（objectivity, ontology, andmaterialthings; Schuurman 276）。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前沿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塑造了后人类时代人与物质世界相处的新形态，气候变化、毒物污染、流行病毒则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峻挑战。现实中的环境危机、伦理危机乃至生存危机也给人类带来思考危机，敦促人文社科领域在新的话语语境中重新解释传统意义上无生命的物的力量，重新定义人与周围物质环境的关系。长期以来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对物和物质性的思考无法适应当下生命政治和全球政治经济的新语境，“越来越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Coole and Forest 3）。新物质主义作为各种“物转向”（the Material Turn）话语碰撞、对话、互动的理论场域，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帮助人类重新解释周围的物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物质主义既是对一系列传统物质主义理论僵局的突破，也是受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挑战的现实影响而倒逼出现的理论转型。

自新物质主义话语于2010年在学术界“真正立足”（Harris and Jones 7）之年算起，新物质主义几乎已成为近年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最为活跃的理论思潮，与之相关的论述“呈指数级增长”（Boscagli 20），其影响力已经外溢至教育学、宗教学等更多学科领域。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界面，新物质主义融合并联结了多学科的理论话语，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塑造了“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物导向文学批评”（object-oriented literary criticism）、“物性诗学”（poetics of thingness）等具有浓郁新物质主义特色的文学批评空间。近年来，我国文学批评界也出现了“物转向”“非人类转向”（the nonhuman turn）趋势，文学批评中“物性”（thingness）、“赛博格”（cyborg）、“跨躯体”（trans-corporeality）等术语的应用表明新物质主义所涵盖的一些概念已经引起我国学界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极具包容性、涵盖众多理论术语的异质理论空间，新物质主义在吸引我国学者强烈关注的同时，也让学者们有眼花缭乱之感。耙梳“新物质主义”这一21世纪西方学术前沿观念的起源、发展衍进及核心假设，厘清不同概念源点所共享的理论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新物质主义如何拓展与塑造了21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空间，已成为当前学界，尤其是文学批评界的迫切需要。此外，受量子物理学影响的新物质主义以“生成”（engendering）、“纠缠”（entanglement）为核心要义，与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的“生生之谓易”和“齐物论”等生态思想均有关联，因此研究新物质主义对于反观与挖掘我国本土传统哲学中的生态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均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些正是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和出发点所在。

作为哥白尼式革命的“新物质主义”：

起源与发展衍进

目前学界多将2010年确立为新物质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原因在于该年发生的两个重要文学事件。一是在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举办的首届“新物质主义和数字文化”（“New Materialisms and Digital Culture”）年会，表明新物质主义开始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出现和联结”（Harris and Jones 7）；二是与上述年会形成呼应的重要论文集《新物质主义：本体论、动能与政治》（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的问世，这部被视为 新物质主义核心文本的著作为该领域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决定性动力。

随后的2012年，首部以“新物质主义”为标题的专著《新物质主义：访谈与图谱绘制》（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出版，收录了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德兰达（Manuel DeLanda）、巴拉德（Karen Barad）、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等知名新物质主义学者的访谈，并在当代话语语境中梳理了新物质主义理论发展谱系及其主要观点。此外，该年春季的《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杂志特刊发表了一系列与新物质主义研究相关的论文，其中包括哈曼的《精致的破锤：物导向文学批评》（“The Well-Wrought Broken Hammer: Object-Oriented Literary Criticism”）、莫顿（Timothy Morton）的《物导向诗辩》（“An Object-Oriented Defense of Poetry”）和本内特（Jane Bennet）的《系统与物：回应格雷厄姆·哈曼和蒂莫西·莫顿》（“Systems and Things: A Response to Graham Harman and Timothy Morton”）。这些论文的发表被视为新物质主义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标志着新物质主义话语体系中“物导向本体论的复兴”（Schuurman 277）。

2012年之后，与新物质主义相关的研究书籍、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方面彰显了西方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这一思潮与所处时代同频共振的蓬勃朝气和强大话语生成力量。出版于2014年的《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是新物质主义塑造生态批评前沿的典范，而2017年以来情感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了新物质主义对于具身认知的塑造，如所谓的“4E”具身认知原则，即心智是“具身的”（embodied）、“嵌入的”（embedded）、“生成的”（enactive）和“延伸的”（extended; Mossner 4）；这种对于具身认知物质性、环境嵌入性的强调得益于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为代表的新物质主义学者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正如达马西奥在《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Error）中所宣称的核心观点：“只有在有机体与环境互动的背景下，心智现象才能完全被理解”（xxvii）。

虽然2010年被西方学界普遍视为新物质主义研究的重要节点和爆发期的开端，但如果将新物质主义置于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来观照的话，不难发现，被新物质主义所涵盖的理论多半产生于21世纪的头十年。2001年，布朗（Bill Brown）在《批判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主编了“物论”专辑，并发表了在新物质主义批评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物论》（“Thing Theory”），被评论界誉为“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方向的早期尝试”（Epp 305）。包括“新活力论”创始人本内特在内的多位新物质主义研究者都在不同场合向布朗致敬，称其对于物的力量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布朗“物论”的影响（Watson 156）。同样是在2001年，本内特的专著《现代生活的魅惑》（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出版，其中涵盖了她在2010年《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一书中的核心概念和主要思想，尤其是和物质“动能”（agency）的相关论述。2002年，以翻译德勒兹法语著作而知名的马苏米（Brain Massumi）在《虚拟的寓言》（Parables for the Virtual）中将新物质主义思维引入情感理论，推动了21世纪以来以回归身体物质性、情感生成性为标志的“情动转向”（the affective turn）。2007年，“思辨实在论”因在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而得名；以哈曼为代表的哲学家偏离大陆哲学的传统，从海德格尔现象学出发重新思考“物导向本体论”，其对物的关注和阐述路径被认为“与德里达对语言的关注背道而驰”（Boscagli 3）；同样在这一年，巴拉德在《与宇宙中途相遇》（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一书中提出“动能实在论”，为新物质主义理论进一步扎根学术界贡献了核心基石；也正因为具有量子物理研究背景的巴拉德的加入，新物质主义常被一些学者视为“基于科学的话语论述”（science-orienteddiscourses; Boscagli 3），是始于量子物理和混沌物理学领域的哲学思潮（Cooleand Forest 12）。由此可见，早在21世纪初，新物质主义就以润物细无声之势悄然酝酿，并以快速发展势头在短短十年内成为席卷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壮阔大潮，就连在该领域有拓荒者之称的布朗也不禁感慨：“谁能预测到在21世纪的物竟然如此迅猛地回归学术视野”，“如此尽情地享受批评界的聚光灯”（“Alien Phenomenology”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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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体论转向的“新物质主义”：

核心假设与理论基石

理解“新物质主义”这一概念，首先需要重视多数研究者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即新物质主义是一个涵盖性术语，有时以复数形式出现（Boscagli1; Breu17; Kaup36）；而所谓涵盖性术语，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首先，新物质主义不是“单一的哲学或方法论”（Brown, Other Things 373），而是个高度异质的理论空间，不但涵盖了类似布朗“物论”、本内特“新活力论”、巴拉德“动能实在论”等公认的理论话语，而且一些与新物质主义思维相关、或受新物质主义影响而衍生出的术语概念有时也会被纳入新物质主义概念范畴，如阿莱默（Stacy Alaimo）的“跨躯体”、布雷多蒂的“后人类”（posthuman）、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等。正如舒厄曼（Anne Schuurman）所归纳的，新物质主义一词涵盖了广泛而多样的领域，且不同新物质主义学者们之间“存在重要研究差异”（276）。其次，既然能被学界视为一个极具包容性、涵盖众多理论术语和概念的异质理论空间，说明新物质主义也具有同质性，能以某种最本质的基底统摄众多不同学科领域的话语。对此，库尔（Diana Coole）和弗罗斯特（Samantha Forest）在《新物质主义：本体论、动能与政治》的导论中将众多新物质主义理论同质性归纳为“对共在共生之物涌现物质性（emergent materialities）的兴趣”（28）；而勃斯凯格里（Maurizia Boscagli）在《物质论》（Stuff Theory）中则将所有新物质主义学者的努力归结为一点，即旨在探索和建构一系列重新理解“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新范式”（qtd. In Epstein 185）。

由上述两个层面的分析来看，新物质主义之所以谓之“新”，在于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与“物”相关的新思维、新观点、新阐述，为人类重新思考人与物质世界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正如布朗所言，新物质主义有着“全新的理论假设和研究目标”，“不同于西方哲学框架下的唯物主义传统，也有别于马克思践行的历史唯物主义”（Other Things 373）。那么新物质主义究竟“新”在何处？其最核心的理论假设是什么？究竟如何从最本质的基面把握和理解新物质主义的“新”？本节将围绕新物质主义的核心假设与理论基石展开进一步讨论。

首先，新物质主义之所以“新”，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理论思潮试图呈现一种基于物的内在活力、并以物质动能作为最基底的面向来审视存在的意义，进而在松解传统哲学观的同时构建出具有一元本体论特征的新哲学观。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新物质主义常被学界视为本体论转向，或被认为是一种以“一元但层递繁生的本体论”（monolithic but multiply tiered ontology）为标记的新理论模型（Coole and Forest 10）。新物质主义本体论转向的核心推力之一始于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量子物理学和混沌物理学关于物的动能的、非线性的、偶然性的混沌运动方式的科技新认知；而科技前沿的最新发现需要人文社科领域“相应地更新理解自然以及与自然互动的方式”（5），因此物在量子层面的活力与纠缠原理被挪用至哲学领域作为“本体—认识论的基底来诠释物质性与物质活力”（张嘉如 98）。新物质主义“基于科学的话语论述”颠覆了笛卡尔实体论或牛顿机械论对物质的惰性描述，使物的概念发生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根本变革，拆解了哲学领域长期以来所固守的基于物的可量化并具有确定性建构的传统理论模型。新物质主义本体论转向的另一核心推力，是哲学领域在排斥二元论哲学传统根基时回归斯宾诺莎、德勒兹等的哲学传统的努力，赋予物以内在性、生成性、流动性，推动了物的“物质性构成”或物的基本结构，乃至物的本体论研究。基于此，“物生成”而不是“物就是”（that“matter becomes”rather than that“matter is”）成为新物质主义的基础思维（Cooleand Forest 10）；类似的表述还有：“相对于将物质视为一个物而言，它更是一个过程”（Matter is“more of a process than a thing”;Keller and Rubenstein 1）。也正因为此，新物质主义理论家常偏向使用ongoing（在进行）、becoming、doing等以进行状态出现的词汇来揭示物质互动纠缠的过程观，这一点可以从近期出版的一系列与新物质主义相关的书籍（包括标题）可以看出，如布朗温（Davies Bronwyn）的Entanglement in the World’s Becoming and the Doing of New Materialist Inquiry（《世界生成中的纠缠及新物质主义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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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质主义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相遇

作为一场深刻影响21世纪人文社科领域发展方向的学术思潮，新物质主义在21世纪以来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几乎不亚于一场革命。这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同样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在滋养学科内涵的同时也塑造了前沿批评趋势，催生出物质文化、物质女权主义、物质生态批评、后人类等一系列具有强烈跨学科性的文学研究场域。“动能”“内在互动”等核心概念作为重要思想资源被引入后殖民批评、地理空间批评、创伤批评、情感批评等研究领域，不但激发了文学批评的创新活力，也促成了传统文学批评场域对于“身体物质性”“物质生成性”等概念的反思。

和新物质主义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涵盖性类似，文学批评领域的新物质主义研究也同样充满异质性，不同理论源点的新物质主义学者们将自己的独创性理论向文艺领域延伸，令新物质主义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相遇情形显得格外精彩丰富。这种异质性导致很难将新物质主义归纳为某一明确具体的理论范式；相反，新物质主义文学研究更类似一个界面性的存在，被该界面所容纳的各理论视角均试图回归文本中的“物”，关注物的隐蔽力量，并试图开辟出一种重新看待人类和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非人类中心”视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新物质主义文学研究常常和文学批评的“物转向”“非人类转向”等术语一起被学界并置使用。

纵向来看，新物质主义与文学批评的跨学科相遇，大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回归物”（以“物质文化批评”为代表）、21世纪头十年强调“动能”“内在互动”的本体论转向（以“物性”批评、“物导向批评”为代表）、再到2010年爆发期之后对于主要文学批评疆域的影响和塑造（以新物质主义女性批评、物质生态批评、新物质主义创伤批评为代表）这样一个脉络。这一脉络和布朗在2015年出版的《他物》（Other Things）中给“新物质主义”下定义时所绘制的谱系大致吻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以“跨学科研究”姿态“重新接触物质世界”；从“以物的流通为聚焦点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开始，到“试图揭示人类身体与物质世界如何相遇的现象学研究”以及“某一关系网络中的物如何具有动能的探索”，再到“物质性究竟如何构成形而上思辨”（373）。这段以术语词条形式出现在《他物》结尾附录部分的总结定义，勾勒了从20世纪90年代起关注物的运动轨迹的物质文化批评，到21世纪头十年开始触及“物性”“物质动能”“物质性构成”等新物质主义核心概念的批评流变。

上述纵向脉络揭示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是否强调物的“动能”成为21世纪前后新物质主义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领域“物转向”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水岭。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研究更多的是回归物，回归文学作品中像“谦卑的奴仆一般”不受重视的物质细节书写（Freedgood 12），文学作品中物低人一等的次级地位得到根本扭转；这一时期以物质文化批评为代表的“物转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物质细节书写的“意义建构能力”，如物如何作为“价值标记”或“社会标记”行使区分功能、物如何参与主体意识和身份的建构等（Woodward 3-6），被部分学者视为“新物质主义的重要蓝图”（Boscagli 20），原因在于这些研究的核心在于“重新探讨日常生活的物质细节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和关系”（Coole and Forest 7）。虽然有部分物质文化研究者在论述物的建构力量时会借鉴拉图尔的“行动元”概念和其“行动元网络理论”，但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注重探寻物的符号意义和“重新语境化”的过程谱系（Myers 3），主要还是将物作为文化的能指符号的研究范式。类似“物的社会生命”、物的“前世今生”等听起来颇有“生命、活力”指涉意味的概念，与21世纪之后受到量子科学洗礼的巴拉德式“动能”或赓续斯宾诺莎、德勒兹一元论血脉的本内特式“活力”有着根本意义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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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外国文学》2023年第1期，第111—122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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