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看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外国语学院 田海龙

应急语言服务是指在对重大自然灾害或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监测、快速处置和恢复重建过程中提供的快速救援语言产品、语言技术或参与的语言救援行动，包括中外语言翻译、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方言及残障人手语的翻译，以及救灾语言软件研发、灾情信息传播、抗灾语言资源管理、应急语言标准研制、急救语言培训、语言治疗与康复以及语言咨询与危机干预等内容（王立非，2020）。近几年，随着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中语言问题的突显，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对语言服务的需求，应急语言服务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反映在实践层面，也体现在理论层面（张馨元等，2021）。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为抗击疫情做出了贡献，也为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基础。同时，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也将为进一步完善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提供学理支撑。本文将在讨论应急语言服务实践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做社会贡献的基础上，讨论应急语言服务理论探索的现状，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通过讨论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关联度，论述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应急语言服务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20年初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全国各地派出医疗队支援武汉，不同地区的方言在医患沟通过程中造成了许多障碍，成为成功抗击疫情和抢救病患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援鄂医疗队在进驻武汉48小时内，组织编写《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实用手册》《国家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言音频材料》及《护患沟通读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患沟通的效率，也将应急语言服务实践突显出来。与此同时，在教育部、国家语委指导下，来自高校和企业单位的40余名专家组成“战疫语言服务团”，日夜兼程研发《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积极帮助援鄂医疗队消解医患沟通的方言障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后，语言沟通的障碍也超越方言并扩展到不同语言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战疫语言服务团”又研发了《疫情防控“简明汉语”》，供掌握1,200词水平的母语不是中文的人士使用；同时还研发了涵盖41种外语的《疫情防控外语通》，内容包括肺炎诊疗、防护、出入境须知等，还包括新冠肺炎治疗手册的6种外文的翻译版本，以及专业平行语料库和翻译库，被十余个省级行政单位外事部门采用。“战疫语言服务团”还策划了病患康复者向疫区国写信的“语言抚慰计划”。所有这些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成果不仅在武汉抗击疫情和抢救病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国际来华人士也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抗疫的情况和经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李宇明等，2020）。

应急语言服务对抗击疫情的贡献还体现在应急外语翻译服务实践上面。面对世界各国疫情变得越发严重的局面，我国政府为防止疫情在国内进一步扩散，采取了“外防输入”的措施。这就需要在机场口岸织起一道严密的防线。为此，国内一些外语院校组织了应急外语翻译服务工作。例如，按照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天津外国语大学组建了由专业翻译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共同组成的近百人应急外语翻译志愿服务突击队。这些应急外语翻译志愿人员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完成了200余篇疫情相关新闻报道的外译工作，同时还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集中隔离点和社区为外籍人士提供13个语种的现场翻译、沟通解释和情绪疏导等服务工作，先后服务近3,000多人次。他们还在行业技术和媒体力量的支持下，录制了英、日、韩、俄、法、德、西、意等28个语种的《入境人员健康提示》微视频，并向海内外推出了13个语种的抗疫公益宣传系列微视频作品，共3集，40个短片，近250分钟时长，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强有力的翻译服务（张馨元等，2021）。

以上简要回顾表明，应急语言服务在实践层面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解决了抗击疫情过程中对语言服务的不同需求，包括方言和外语的翻译需求，而且也锻炼培养了参与应急语言服务的人才队伍。除此之外，应急语言服务实践也催生了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为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既有微观的个案研究，也有宏观的理论思考。前者的一个典型研究案例是郑咏滟对一组上海大学生多语翻译志愿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作情况的研究（Zheng，2020）。这些志愿者由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的67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教师组成，共67人。他们的外语翻译工作涉及10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波斯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他们在社区和地方医院翻译《外国人须知》《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问题解答》等书面文件，并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制作成音频在社区或医院播放。为了了解这些志愿者在提供外语翻译服务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以及他们克服这些困难所采取的策略，郑咏滟对其中8名志愿者和1名社区工作者共9人（男性2人、女性7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发现他们面临的挑战集中在时间紧迫、语言能力有限以及专业知识不足三个方面（Zheng，2020）。例如，接受访谈的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谈到，他们在前期社区排查工作中发现，辖区内的高档小区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居民，仅用英语没办法有效沟通。为了在疫情防控期间能够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多语支持，他们就联系到了外文学院。这实际上体现出疫情突发的特点，志愿者在提供翻译服务之前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好准备，特别是专业知识方面的准备。关于语言能力，这方面的困难主要是因为语种太分散，同时也因为在学校的学习具有文学翻译的特点，很少涉及医学方面的翻译。如一位志愿者在访谈时说，他们平时翻译的内容都是偏文学或者是属于文学类的内容，但是现在的翻译内容则是偏医学，未在他们学习的范围之内。对于一些专有名词，都需要一个个查。研究也发现了志愿者们克服这些困难采取的两个策略，一个是跨语种翻译策略，一个是网络合作策略。例如，志愿者在翻译一些医学术语的时候，先将其翻译成英文，然后把英文做为一个连接语言，接力翻译成阿拉伯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言。他们还建立了微信群，和国外的同学取得联系，通过相互合作和借助互联网提供的翻译技术，有效地克服时间紧、语言和知识储备不足带来的挑战。

在应急语言服务的宏观理论思考方面，王铭玉、康喆文（2020）提出8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包括社会对语言的需求问题、语言使用和语言服务的区别问题、语言服务的对象问题、组建志愿者团队问题、语言服务的政策问题、语言服务的层次问题、语言服务的方式问题以及语言服务的学术问题。李宇明、饶高琦（2020）则从应急语言服务的领域、阶段、要素、语类四个维度阐述应急语言能力建设问题，指出应急语言服务涉及三个领域，即语言沟通、语言抚慰、语情监测。他们在将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基础上，确定了应急语言能力构成的五个侧面，即治理基础、动员能力、智力资源、数据资源、技术资源，并据此提出五个分项目标。他们还详细地列出了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能力构成层面在不同语言应急阶段的建设内容、语言应急服务领域可能涉及的任务类型以及应急语言能力效力发挥方面的内容。还有学者反思抗击疫情期间的应急语言服务，指出应急语言服务还只是一种对“突然”的应对，对“急切”的应需，还不是一种“自觉行动”，也没有上升到理性的层面（王铭玉，2020）。

在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层面，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就是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有学者将应急语言服务归入应用语言学领域（张天伟，2020；张馨元等，2021），也有学者提出“应急语言学”的概念，将应急语言服务单列为一个学科（王立非，2020）。这些关于应急语言服务学科属性的观点，对于促进应急语言服务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完善、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深入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也都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入手，通过探究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语言学在服务社会、解决语言问题等方面的相似之处，提出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问题，就教于各位专家。

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问题，许多著作、文集和文章都有所论及（Shuy，2003；Calvet，2003；赵蓉晖，2003；赵蓉晖，2005；张兴权，2005；祝畹瑾，2013）；但是，由于考察的视角不同，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认识源自两种不同甚至有些对立的视角。例如，李葆嘉（2020）采用“考据—归纳—推阐”方法，通过挖掘、辨析和展示原始文献，将相关文献分门别类，进而做出一些有依据的推断。基于这一方法，李葆嘉（2020）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特别是对这些文献使用“社会语言学”及其相关术语情况进行梳理，认为当下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和主张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并且辨析出西方三代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然而，在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社会语言学之前，只凭“社会语言学”这几个词出现与否就认定该文献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第几代，会使讨论的问题更加模糊（田海龙等，2021）。而且，这种探究社会语言学起源的方法也没有考虑到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也是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和理念背道而驰的。

与李葆嘉（2020）的研究方法不同，海勒和麦克林尼认为，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命名”的领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指出这个学科之所以“新”是因为社会语言学是一种将语言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手段，是社会科学为解决发展中遭遇的国际国内社会问题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具体来讲，就是在美国国内解决语言不平等问题，在国外帮助那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解决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问题（Heller et al.，2017）。在海勒和麦克林尼看来，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也是与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使用语言的方式和传统决裂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这是那个时代所体现的致力于重塑战后世界的现代主义和进步精神的一部分。

为了支撑这一关于社会语言学起源的认识，海勒和麦克林尼详细论述了社会语言学奠基人甘柏兹、拉波夫和海姆斯的田野调查（Heller et al.，2017）。甘柏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印度工作。那时的印度刚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经济发展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印度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作为来自美国的方言学家，甘柏兹在印度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些多语问题，而这些语言的变异性也使甘柏兹和他的同事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跨社会和跨地区的问题。一面是各种语言变体，一面是种族、宗教、阶级、性别造成的社会区隔及其各种形式，这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通过什么方式联系，这些问题也使甘柏兹越发对社会语言学感兴趣，同时也使甘柏兹发现，从这个视角的确可以观察到人们在语言使用上的不同如何造成社会生活上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甘柏兹在印度的田野调查工作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社会语言学这一新学科的基础（Heller et al.，2017）。

拉波夫和海姆斯成为社会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和研究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紧密相关。例如，海姆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造成的巨大灾难震惊不已。同时，他还作为语言人类学家在俄勒冈州温泉镇印第安保留地（reserved land）接受训练。这块保留地被当地称作瓦斯卡、特尼诺、佩尤特的三个部落共同占有和管理，他们分别说克什特语、努姆语和伊希金语。同时，在这块保留地上还有一个区域说着一种类似贸易行话的洋滨腔。海姆斯的这段人生经历对他后来进行交际民族志研究很有帮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为什么在交际民族志研究中特别重视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与海姆斯的经历类似，拉波夫早年也对社会语言问题有切身的感受。他在参加致力于社区发展、消除贫困以及防止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实践项目过程中，了解到在曼哈顿下东区的移民安置点由于贫穷和歧视所导致的青少年犯罪情况，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的猖獗程度。这对于他在后来的变异社会语言学中建立起语言变项（如floor这个单词的不同发音）与社会变项（如性别、年龄、种族、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共变关系（correlation）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拉波夫的一种社会关切，即他后来提出的一个主张：非洲裔的美国学生不是因为没有掌握好被称为“标准英语”的语言而学业成绩不佳。在此基础上，拉波夫提倡非洲裔美国人讲的英语应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并一直呼吁非洲裔美国人的英语应该更多地被融进学校的课程之中（Heller et al.，2017）。

可见，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一方面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学者对当时的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之中。正如祝畹瑾指出的那样，当时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由此涉及的语言问题吸引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奔赴各地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写成了不少开拓性的学术论文”（祝畹瑾，2013）。甘柏兹在对印度北部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印度北部村庄里的方言差别和社会分层》，海姆斯基于对社会底层儿童语言问题的研究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以及拉波夫基于纽约市哈勒姆区非洲裔美国人说的土话的观察对黑人语言能力“缺陷论”的驳斥，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社会语言学家对社会语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础之上。

与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临的语言问题不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面临的语言问题主要是制定和实施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缘起也是语言学家对中国面临的社会语言问题进行研究、服务国家发展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革故鼎新、百废待兴；国家和社会在语言文字方面也面临许多紧迫的现实问题，如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语言的规范、普通话的确立与推广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并将其纳入研究视野，奠定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也确定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的方向。

从理论上讲，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其明显程度之大，以至于197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见证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起源（王春辉，2019），甚至这一时期（1979—1987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初创阶段”（郭熙，2013）。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在实践层面就已经展开。例如，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又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印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5年2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1955年10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明确了文字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发布；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以上这些资料表明，我国社会语言学在起步阶段的研究是语言规划方面现实问题驱动的结果，适应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王春辉，2019）。与这些实践层面的一系列举措相呼应，在理论层面1952年创刊的《中国语文》和1956年创刊的《文字改革》成为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和展开相关讨论的重要平台。根据王春辉的研究，《文字改革》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国家的文字改革方针、任务、政策，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讨论文字改革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文字改革参考资料，普及与文字改革相关的语文知识，报道文字改革的动态和国内外对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反应，同时也发表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范畴的学术文章（王春辉，2019）。与《文字改革》有所区别，《中国语文》则刊发分析和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章，为汉语拼音方案的顺利出台和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步阶段，学者们围绕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语言文字工作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本体规划（如词典、汉字简化、拼音方案）、地位规划（如普通话推广、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等）的研究成果（王春辉，2019），为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以上关于社会语言学在美国和中国起源的讨论，田海龙、赵芃（2021）认为，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建立在语言学家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同时也建立在语言学家对这种社会实践的反思和理论思考之中。可以说，如果没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原殖民地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成立民族国家之后需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所涉及的语言问题，就不会有后来的社会语言学；如果没有语言学家在重新界定官方语言、实施民族语言规范、制定语言教育方针等方面的实践，也不会有后来的社会语言学；同样，如果没有语言学家对这些实践的反思和理论思考，也不会有社会语言学。正是这些与语言相关的社会问题为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对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语言状况进行田野调查和政策规范，不仅在政治上服务了国家发展的需求，而且也在学术上形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的社会语言学。与此类似，思考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也是因为应急语言服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因此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索。社会语言学在语言学家的语言实践和理论思考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应急语言服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应获得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应急语言服务所具有的社会语言学特征及学科属性，就成为应急语言服务理论探索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基于以上讨论，如果需要将应急语言服务归于一个现有的语言学二级学科，那么最合适的选择无疑是社会语言学。但是，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并非如此清晰明了。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其他的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为应急语言服务提出一个新的学科名称。这方面有学者已经做出了尝试。王立非（2020）曾提出“应急语言学”（Emergency Linguistics）的术语，认为可以在语言学和应急管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语言学分支，专门研究语言的应急性质、应急功能、应急运用、应急翻译、应急方法、应急技术、应急教育、应急管理。他提出“应急语言学”的构想首先考虑到应急语言理论构建，认识到这是“应急语言研究走向体系化和学科化的基础，也是应急语言学是否成立的关键因素”。为此，他提出应急语言理论至少应该包含九个核心内容，如应急语言政策与规划、应急心理语言、应急社会语言、应急语用、应急翻译、应急语言教育、应急语言管理、应急术语、应急语言技术。如此为应急语言服务设立一个新学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突显应急语言服务的特性，包括它的理论特征、应用特征和教育特征，同时为应急语言服务设定特定的研究内容。然而，这样一个全新的学科在得到学界认可之前，需要发展出具有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系统可行的研究方法；这将是一段漫长的自我完善之路，其结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种可能是将应急语言服务归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并没有深入论述其原因和依据（张天伟，2020；张馨元等，2021），但是从本文的相关论述可见，应急语言服务就其实践性而言具有很明显的语言应用特征，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应急语言服务所提供的方言翻译和外语翻译服务、《护患沟通读本》等产品，都具有明显的语言应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不无道理。然而，由于“应用语言学发展最充分的分支是外语教学，有时这个名称似乎只指这个领域”（克里斯特尔，2000），所以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也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并且需要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可见，以上两种可能性都需要进一步的论证。而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在本文中已经得到了初步论证。就社会语言学的起源来讲，了解了语言学家对解决当时的社会语言问题所做的贡献以及这种实际工作对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所起的推动作用，再看语言学家在抗击疫情中所提供的应急语言服务以及对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思考，21世纪的应急语言服务与20世纪中叶刚起步的社会语言学之间的一种逻辑联系便会浮现出来，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语言学在注重解决社会生活中的语言问题上的共同特征也会突显出来。然而，这并非是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的唯一依据。社会语言学一直被认为是基于对经验的总结和注重对语言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在21世纪有了改变，以至于对语言现象进行阐释并建构小理论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发展趋势（田海龙等，2021）。提出应急语言服务具有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属性，也是期待应急语言服务在社会语言学的这个发展趋势中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范式和概念，不仅使应急语言服务在实践层面能够解决社会语言问题，而且在理论层面对这种实践过程做出系统性的阐释。例如，可以采纳批评话语分析的阐释路径，深入剖析语言对于危机的建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批评话语分析亦具有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属性（田海龙，2012），但是这也表明，将应急语言服务纳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更有助于从事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学者吸收社会语言学和话语研究成熟的概念和方法，通过对应急语言服务进行跨学科的理论思考，深刻认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社会语言学及其相关理论做出补充和发展。

本文对应急语言服务在抗击疫情中做出的贡献和学者关于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思考进行讨论，进一步思考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在分析将应急语言服务列入应用语言学和提出应急语言学等观点之后，论述应急语言服务的社会语言学学科属性。从社会语言学的起源来看，应急语言服务与社会语言学建立之初重视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相一致，同时学者关于应急语言服务实践的理论思考也与语言学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发展社会语言学理论一脉相承。不仅如此，构建应急语言服务理论的迫切性与社会语言学在21世纪注重发展理论的趋势相得益彰。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撑应急语言服务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观点，但是也需要认识到，应急语言服务的学科属性问题还需要更多深入细致的论证，期待后续有更深入的讨论。

注：本文选自《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16辑，第88—96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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