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发表于 1939 年，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多被解读为一部描绘美国现代农业工人命运的史诗之作，表现他们在 20 世纪 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艰辛，讴歌他们在苦难中依然保留的人性、希望和信仰。小说在美国一经面世，即创下无人可及的畅销纪录，被公认为一部“卖得最快，评价最高，争论最激烈”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引发美国全国上下对贫苦农业工人的强烈关注，也曾被美国西部各州列为禁书，甚至有人专门出版《快乐的葡萄》一书，试图消除本书的巨大政治影响。本书包揽了普利策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众多奖项，也是斯坦贝克获评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因素，还被美国现代图书馆、《每日电讯报》等机构列入“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榜单。由于其所谓的阶级抗议思想，《愤怒的葡萄》曾经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受到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推崇，研究批评视角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叙述学、文学文体学、女权主义、生态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心理分析等文学理论的引入，斯坦贝克的作品尤其是《愤怒的葡萄》的研究进入多元视域阐释的新阶段。尽管有了多元的阐释，《愤怒的葡萄》对美国路漂（hobo）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还不多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愤怒的葡萄》堪称 20 世纪30—40 年代路漂文学的里程碑，前承杰克·伦敦的《道路》，后继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愤怒的葡萄》，约翰·斯坦贝克著 资料图片)

一、美国路漂文化传统

关于这三种流浪者的区别，本·瑞特曼（Ben Reitman）用一句话予以概括：“路漂工作和漫游，流浪汉做梦和漫游，酒鬼喝酒和漫游。” （Reitman，2002）不过总体而言，这几个词具有共性，都指涉无家可归、在路上漂泊的旅者。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几个词，特别是 hobo 和 tramp 的意义差别逐渐消失，都被称之为 hobo。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威曼（Mark Wyman）所言，“区分 hoboes 和 tramps 通常是很复杂的，因为它们所表示的两类群体成员很容易相互转换，许多人确实也是这样”（Wyman，2010）。托德·迪帕斯蒂诺（Todd Depastino）也认为，tramp、hobo 和 bump 是无家可归的人的延续形式，是用不同的名称指涉的同一种人。他说，“工人的形式有多种，‘镀金时代’是流浪汉（tramp），‘进步时代’是路漂，大萧条时期是临时工，战后是贫民街的‘酒鬼’”（Depastino，2010）。就连大名鼎鼎的流浪和路漂专家杰克·伦敦，在写作中也交替使用 tramp 和 hobo 这两个称呼。这几种人物形态的相似性和交叉性，使得 hobo 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扩大，不仅包含伦敦笔下的流浪汉和路漂，也包括沙尘暴时期的迁徙工人、二战后垮掉派路漂以及 20 世纪末的贫民街酒鬼（Forsberg，2016）。不过在路漂的身份定位方面，学者们一般将路漂定位为美国的白人。“路漂现象所依赖和利用的流动性特权，几乎专属于白人。事实上，在道路上，‘白人’这个术语与‘路漂’是同义语。”（Depastino，2010）布罗特·卡洛尔（Bret Carroll）也认为，路漂“几乎无一例外地指涉白人，说流利的英语，几乎全是男性，他们非法地在城乡之间扒货车，在建筑工地、铁路或农场寻找工作”（Carroll，2003）。虽然后来也有黑人、犹太人甚至女人加入了路漂的行列，但是作为美国的一种文化传统，路漂在最初的时候还是滞定型地指涉白人男性。

“路漂之于美国人就像牛仔之于美国人一样。牛仔产生于美国的边疆开拓历史，路漂也如此。是就业市场催生了路漂。”（Anderson，1923）尽管有学者认为流动性作为美国社会的内在特征和美国迁徙性工作的特征始于美国殖民主义时代，美国路漂的正式形成却是在 19 世纪美国内战之后。“路漂产生于内战之后，原始的路漂都是美国内战老兵。”（Moon，1996）内战后的美国正处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时期，与此相应的是经济的增长、技术的扩张和大规模的企业涌现。同时，随着西进运动的深入，人口也迅速增长，城市迅速涌现，地理扩张也大规模地进行。这些是路漂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因为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发展，西部边疆急需大量的人员来从事铁路设施、桥梁、城镇建造以及农作物生产，这些工作既非常必要，又都是临时性的。谁来填补这些工作缺口？自然是那些内战退伍老兵和新来的移民。由于这些季节性工作对流动性和英语的熟练程度要求较高，美国本土工人和来自英伦三岛的移民自然成为首选。正是在 1870—1920 年这一社会转型时期，路漂大规模产生并达到顶峰状态。

路漂的存在对于美国的西进运动和边疆建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路漂就是美国的第二边疆，继第一边疆之后沿着铁路继续西行，新的城镇和城市，新的农场和工厂，使得流动工人的需求成为可能，也呼唤流动工人。”（Hannerz，1980）作为现代性的典型代表，火车和铁路既是路漂们所建造，又为路漂们的流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860年，美国全国的铁路里程只有 4 万多千米；到 1890 年，美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37 万多千米；到 1916 年，美国的铁路里程达到顶峰，有 40.8 万千米。这种日益扩张的铁路网络对路漂极为重要，是路漂旅行的载体。“他们建造的铁路，又成为他们流动性的载体。”（Moon，1996）那些路漂们靠扒货车或沿着美国的铁路线一路西行，到边疆地区寻找新的工作。这些扒货车的路漂们对当时的火车结构和时速非常熟悉，知道在什么地段、什么时间以及以什么方式扒车。通常是在城乡交界处，在这一地段火车运行速度慢，还没有加速。如果速度和节点能够赶上，路漂们就能扒上火车，如果能扒上行李车，旅程就比较安全，不容易被人发现。“当时的货车车厢都非常拥挤，因为大量的失业工人听到有工作的谣言都会立即扒火车，到那里去。”（Lennon，2014）

路漂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发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路漂现象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他们四处出击，任何谣传可以发工资的地方他们都去。这些新失业的工人首次坐上他们自己建造的火车，用着他们自己铺设的铁路，或者他们自己装运的货车。这些流浪汉来去匆匆，当他们开始靠扒货车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将自己变成路漂。”（Allsop，1967）越是在经济危机或者经济萧条时期，路漂的数量越是大量增加，比如 19 世纪 70 年代和 20 世纪 30 年代。“1873 经济大恐慌”是美国内战后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1873— 1879 年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萧条。这次旷世的大萧条“导致美国 30%—40% 的失业率，使得路漂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Caton，1990）。这一年，大约有二百万失业工人加入路漂的行列，占当时整个劳动力市场的 13%。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也将更多的美国人投进路漂的行列。“大萧条将许多美国人连根拔起，他们从一个州漂到另一个州，寻找工作，或者放弃寻找工作的企图。他们就这样漂着，因为他们无事可做。在 1933 年，有大约一百万至两百万人在路上，成年人占了这些路漂的大多数。当然也有青少年，在大萧条的早些时候，有 20 万青少年在路上。”（Ruggiero，2005）

这些路漂们会走多远，向什么方向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出发地和对于工作的预期。总体而言，大多数路漂们都倾向于到城市去，因为城市提供给他们的就业机会远比农场更具有多元性。此外，城市也发挥着就业中心的作用，给路漂们提供相对准确的就业信息，决定他们路漂的路线。这些路漂们从一个工作漂到另一个工作，很少能在一种工作上连干几个星期。比如在 1897 年春天，一个叫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的路漂从伊利诺伊州扒火车漂到堪萨斯城，在那里他在马车制造厂、发电厂和两个包装厂干了几周。发现工作很辛苦、工资很低以后，他就马上漂到芝加哥。在芝加哥，摩根仍然从一个工作漂到另一个工作，直到农场庄稼成熟，他又漂到那里替农场主收割庄稼。

如果说 hobo（路漂）这个术语被创造出来用于指涉那些无家可归、通过流动性旅行而寻找工作机会的美国白人的话，那么 hobohemia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被创造出来则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一种场所，它指涉路漂们的宿营地。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的大城市，大都设有路漂宿营地。

总之，路漂宿营地俨然如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所言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或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说的“自由王国”。位于芝加哥西麦迪逊大街的路漂宿营地，历史上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路漂聚集地。年景好的时候，这里每年有 30,000 路漂聚集；年景不好的时候，这里每年会聚集 75,000 多人。该宿营地为路漂们提供生活所必需的食宿、医疗和娱乐，路漂们也在这里读报纸，了解全国各地的工作信息。由于路漂们大多是男性，宿营地也往往是同性恋聚集的地方。当然，也有激进派在这里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它指涉路漂文化的行为方式。迪帕斯蒂诺解释道，

第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指涉路漂的主体和与之相关的路漂文化。路漂的主体是美国白人，他们既形成一个群体，又作为个体存在。尽管寻找工作是他们路漂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但是漫游癖（wanderlust）是促使他们永恒上路的最主要心理动机，这种动机不会因为他们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而终止。扒火车和路边宿营是路漂们旅行的主要方式，为此他们形成一套固定的文化符号，叫作“路漂符码”（hobo code）。

大量涌现的路漂与美国固化的社会阶层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大批失业人员加入路漂的大军，路漂和各州的管理人员发生剧烈的对抗。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执法机构和媒体就对路漂进行限制和舆论批判。“令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对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大军感到震惊的是他们的流动性……19 世纪 70 年代的这些失业人员一气儿可以行走一百多英里。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一半以上的人口每隔十年就要换地方的国度，这种极端的流动性仍然令人震惊。”（Depastino，2010）除了惊讶于路漂们的流动性之外，那些定居的中产阶级主要担心路漂们的到来会挤占他们的公共空间，对他们的稳定生活造成威胁。马萨诸塞州颁布法律，认定路漂属于非法行为。

对于流浪汉的处罚是 6 个月到两年的劳动教养。罗德岛州也在 1880 年颁发《流浪法案》，要求州政府建立特别的机构，逮捕并监控流浪汉，将他们送到劳教场进行惩罚性改造。媒体对路漂们也不友好。1877 年 7 月 12 日的《芝加哥论坛》（Chicago Tribune）鼓吹把“马钱子碱和砒霜放到肉和其他食物中让路漂们吃”以“警告他们远离社区。”还有媒体鼓吹引来洪水把他们淹死。甚至到 20 世纪中后期，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市长还高调宣布要让“路漂们滚出本市”。他命令警察在市区街道巡逻，寻找可疑的路漂（Alter，1986）。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路漂文化在美国就逐渐消亡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路漂在美国人心中产生了无法释怀的共鸣和想象，从每天电视节目中的路漂故事到每年四月旅行者们到位于爱荷华州布里特市的路漂营的朝拜，无不体现出路漂文化在美国当代生活中的回响。在一篇题为《美国路漂之死》的文章中，亚伦·雷克·史密斯（Aaron Lake Smith）讴歌铁路的神秘诱惑，声称那是“最后一块真正属于美国的地方，没有被现代性进程的遗憾所玷污”，而且它“体现了美国几百年来的勇敢和顽强精神”（Smith，2012）。尽管路漂给当今的美国人民留下无穷的浪漫幻想，在历史上它却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的痛苦、迁徙、工作寻觅和治安监禁悖论性地联系在一起。大量的以路漂为代表的流浪者、流浪工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的存在，构成富庶之国的道路反讽。

作为路漂文化的文学发生学反映，

在这两个例子中，路漂叙事反映了因为工作而流动的人员的社会和象征性存在方式。不管是因为个人的发展还是政治的驱动，路漂叙事强调的空间流动性大于社会的流动性，预示着路漂小说在美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繁荣。当然，在美国内战后的文学中，反映路漂叙事的文学作品也不少见，如霍拉休·阿尔杰的《流浪汉托尼》、李·哈里斯的《流浪的人》、乔治·贝克的《陷入困境》、埃尔伯特·胡巴德的《除了他自己没有别的敌人》等小说。这一时期的小说家多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是带着研究的视角去表现路漂们的生活，学术性大于艺术性，因此在 19 世纪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

路漂在美国文学中引起真正反响发生在 20 世纪。在阐释 20 世纪的路漂叙事中，托马斯·纽豪斯（Thomas Newhouse）甚至用“路漂神奇”（hobo mystique）来指涉美国 20 世纪文学中的这种独特叙事现象：

弗雷德里克·费伊德（Frederick Feied）认为，“虚构性地处理路漂，在一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幼稚可笑或肤浅。直到杰克·伦敦的出现，路漂这一现象才受到人们的关注”（Feied，1964）。不仅仅是出于同情和理解，伦敦对路漂的塑造既是对自己过去流浪性经历的艺术回顾，更是对导致工人流浪失业的社会环境的揭露和抗议。在题为《我是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一文中，伦敦认为道路是一个堕落之地，在这里，诚实的人和坚强的人面对旨在使他们处于永久贫困和奴役状态的经济力量而束手无策。两年后在一篇题为《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伦敦再一次声称，道路使他“极度恐惧”，他的经历说服他要离开道路，不要陷入社会的泥潭，成为一个毫无目的的漫游者。

发表于 1907 年的《道路》，没有完整连贯的故事情节，人物的行动也缺乏亚里士多德所言的统一性，唯一能将所有的章节串联在一起的就是叙述者“我”亦即杰克·伦敦的流浪性旅行，包括扒货车、讨饭、被警方拘捕、随凯利失业大军进军华盛顿等行为。关于伦敦上路当路漂的原因，小说第七章“道路上的孩子和路漂”有直白的说明：“我成为一个路漂是因为生活使然，是因为我的血液中有一股漫游欲，它让我片刻不得安宁……我之所以‘上路’是因为我离不开它，是因为我的牛仔裤里没有钱买火车票。”（London，1907）小说开篇叙述伦敦在内华达州里诺市的流浪见闻，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路漂，正是这些路漂的到来使得这个城市获得“饥饿之城”的坏名。路漂们敲打着市民家里的后门，直至它们被敲坏。伦敦曾经靠捕捞牡蛎为生，发现这个行当不足以让他过上体面的生活后，他便开始独自流浪，以求找到更好的工作。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克拉门托市，伦敦第一次遇到路漂们，听到他们说着一种全新的方言。“那是一种全新的方言，他们是路漂。他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诱使我产生上路的冲动。”（London，1907）正是跟着他们，伦敦一路来到内华达州。他甚至像路漂们一样乞讨和出其不意地抢劫。从他第一次踏上路漂的旅途，他就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路上的骑士”，不能生存下去，他就得消亡。

早在 1926 年在墨西哥旅行期间，帕索斯曾经结识一个名叫格莱德文·布兰德的路漂。布兰德以一种近乎超然和嘲讽的语调向帕索斯讲述他过去的路漂经历以及路漂们激进的理想。这个路漂激进的信仰在帕索斯看来有点过于天真，因为战后美国的发展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路漂现象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以及有组织地削弱激进主义而日渐式微。在听布兰德讲述的时候，帕索斯产生了灵感想法，认为“路漂生活的兴衰是这个时代的史诗，这个叙事可以把昔日沃尔特·惠特曼的共和世界和亨利·福特的流水线文明桥接起来”（Depastino，2010）。回到美国以后，帕索斯就开始创作《北纬 42 度》，“美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其中费尼·麦克的故事就是基于布兰德的路漂经历写成。“帕索斯非常喜欢用路漂这个词，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最适合用路漂这个词来描述。他们首先是工人，其次是漫游者。但是，尽管他更多地将路漂作为一个名词使用，帕索斯也经常将之作为动词，与流浪、乞讨等交替使用。”（Feied， 1964）

在《北纬 42 度》中，帕索斯塑造了一个更加生动的路漂形象，那就是麦克。麦克第一次路漂的时候还是个少年，那时候他的父母去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舅舅的生意也破产了。在离家上路之前，舅舅送给麦克几句话：“你现在该走自己的路啦……你去读读马克思的作品……能学的都学，别忘了你从出身到血统都富有造反精神……”（帕索斯，1988）。带着舅舅的嘱咐，麦克开始了路漂的生活。他从路边厕所的墙上看到“真理追求者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的小广告，便前去应聘。公司老板宾厄姆博士是个喜剧式人物，也类似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国王”和“公爵”。他哄骗麦克跟他到密执安州旅行，为自己兜售图书。在乡下，宾厄姆博士与一个叫柯瓦奇的有夫之妇鬼混，被该女人的丈夫发现，连夜逃窜，仓皇中将麦克撇下。躲过柯瓦奇男人的枪弹之后，麦克只得独自一人漂泊，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哪里是归宿。他来到盖洛德火车站，在候车室的一条长凳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麦克和一位来自德卢斯的路漂乔治·霍尔成为难兄难弟，这位路漂被同伴习惯上称为艾克。“尽管麦克认为自己很孤独，但他很快承认自己属于迁徙的路漂亚文化的一部分。”（Lennon，2014）正是跟着艾克，麦克真正体验了扒火车、找临时工作、在城中找妓女、患性病看医生等路漂们最典型的生活。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选择路漂生活，其动机可能与杰克·伦敦和多斯·帕索斯笔下的底层社会路漂们不一样，不是出于经济困境的原因，而是出于对美国社会精神压迫的反叛。美国路漂研究专家内尔斯·安德森（Nels Anderson）在其 1923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曾描述了一家位于芝加哥的知识分子路漂营的场景：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垮掉派知识分子，如亨利·米勒、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等，都曾具有路漂经历，成为垮掉派路漂。垮掉派路漂叙事的典型代表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孤独旅者》。在这些作品中，

在《孤独旅者》自序中，凯鲁亚克声称自己是个路漂，当过铁路工，浪迹墨西哥，游历过欧洲。作为这种路漂生活的反映，他的《孤独旅者》实际上就是 “独立的受过教育的一无所有的随意流浪的放荡者的大杂烩”（凯鲁亚克，2007）。在表现凯鲁亚克在美国乃至国外的路漂生活时，《孤独旅者》还悲愤地抨击了美国政府和社会对路漂的限制和规训：

20 世纪 30 年代是美国的大萧条时期，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将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投进路漂的行列。“大萧条将许多美国人连根拔起，他们从一个州漂到另一个州，寻找工作，或者放弃寻找工作的企图。他们就这样漂着，因为他们无事可做。在 1933 年，有大约一百万至两百万人在路上，成年人占了这些‘路漂’的大多数。”（Ruggiero，2005）不同于 19 世纪以扒火车为主要旅行方式的路漂，20 世纪汽车时代的到来和路漂文化的结合，催生出新的路漂，那就是“汽车路漂”。自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美国的路漂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汽车的诞生使昔日以扒火车为主的路漂们有了新的选择。威曼提出“汽车流浪汉”（gasoline tramp）的概念，指出汽车路漂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工人，被汽车赋予一种流动性的特权。作为就业市场的“上层”路漂，汽车路漂可以开着汽车到田野、农场和城市去收割庄稼或从事其他劳务活动。汽车路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员以家庭为单位，开着汽车，行驶在公路上，从一个州行驶到另一个州，从一个城市行驶到另一个城市，以便能寻找到赖以为生的工作。

作为 20 世纪 30—40 年代最著名的社会抗议作家，斯坦贝克自然不会忽视当时路上数以万计的路漂们。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就是对 66 号公路上的路漂生活的艺术反映。这部小说不仅继承了美国的路漂文化和文学叙事传统，而且在多个方面发扬了这种文学的叙事传统。

第一，《愤怒的葡萄》首次全景式地再现了美国汽车路漂的西行历程。“斯坦贝克用一种新的方式利用了沙尘暴地区的迁徙工人的素材，这种方式开启了汽车路漂叙事的新时代。马克·威曼将汽车路漂界定为美国西部社区 20 世纪早期工人形象。不同于其他路漂，汽车路漂通过汽车展示了一种特权的流动性。”（Forsberg，2016）1929 年纽约华尔街股市交易所的崩盘引发美国全国范围的银行和财务危机，导致大批工厂商店破产，大量工作人员失业，一夜之间从中产阶级沦落为路漂。与此同时，一场百年不遇的沙尘暴也在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堪萨斯等几个中部州发生，导致土地干旱，沙尘飞扬，庄稼枯死，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农民无家可归。他们误把盛产葡萄的加利福尼亚州当作希望之乡，于是举家西行，以期到达理想的乐土，过上美好的生活。要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工人集体沿着 66 号公路步行去加利福尼亚州，或者像过去的个体路漂那样靠扒火车去，都是不现实的。他们有一大堆家当要带走，锅碗瓢盆、床垫被褥、木桶提灯等。更重要的是，还要带着年逾古稀的老人一起走，无论是步行还是扒火车，都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开着汽车去。在汽车时代的美国，即使是一个乞丐，也要有一辆汽车。于是，像其他准备西行的俄克拉荷马人一样，约德一家也需要花掉多年的积蓄，购买一辆二手汽车，载着全部家当和一家老小，沿着 66 号公路西行。斯坦贝克这样描述俄克拉荷马人西行的公路：

第二，《愤怒的葡萄》首次近距离描绘了女性路漂和知识分子路漂的形象。以往的美国路漂文学主要表现美国白人男性路漂形象，没有女性。《愤怒的葡萄》中出现约德妈和罗萨香这样的女性路漂形象，并且还让约德妈成为这个路漂家庭的灵魂人物，指导着一家的西行。身处女族长地位的约德妈面对家乡邪恶势力的步步紧逼和即将到来的艰难路漂生活，意识到每一个弱小的力量都无法对付，只有组成一个集体才能对个体形成有效的保护。她对儿子汤姆说：“听说我们这些被赶掉的人有上十万。我们要是都跟他们作对，那么，汤姆——他们就不能捉到什么人了。”（斯坦贝克，2004）与约德妈一起担任西行导师的是牧师吉姆·凯绥，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型路漂。他放弃在教堂的宗教布道，自愿成为一个路漂牧师，成为约德一家和其他俄克拉荷马人在西行途中的帮助者和灵魂导师。

第三，不同于以往路漂文学的单纯路漂生活叙事，《愤怒的葡萄》融入了许多哲学、社会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爱德华·里基茨的“群体”和“个体”关系、拉尔夫·爱默生的超灵说以及惠特曼近乎宗教式的大爱等。爱默生的超灵说主要体现在牧师凯绥的路漂布道之中：“我想我们所爱的也许就是一切男男女女；也许这就是所谓圣灵——那一大套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也许所有的人有一个大灵魂，那是大家所共有的。”（斯坦贝克， 2004）“群体”和“个体”思想以及惠特曼式的大爱主要通过路漂营中路漂们集体意识的认知体现出来：

第四，《愤怒的葡萄》首次表现了路漂们阶级意识的觉醒以及为争取生存权利而团结起来与农业资本家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约德一家和其他的西行家庭终于来到了他们梦想的加利福尼亚。然而加州并非他们所想象的迦南圣地，这块盛产葡萄的乐园早已异化为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那里的工作很少，大农场主还联合起来压低工资标准，并派警察来骚扰这些路漂们的宿营地。更有甚者，唯利是图的加利福尼亚农场主们宁可把葡萄、橙子、土豆放火烧掉，把出栏的猪用生石灰埋起来，也不让这些饥饿的路漂们食用。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斯坦贝克笔下的路漂们不再像先前文学中的路漂那样一走了之，而是团结起来与农业资本家进行斗争。牧师吉姆·凯绥在组织路漂们与加利福尼亚的农场主进行斗争的时候，不幸被农场主派来的警察杀害。为躲避警察们追杀，约德家的长子汤姆逃到山上的一个洞穴里。在洞穴里躲藏的日子里，汤姆开始严肃思考农业工人和农场主的阶级冲突本质，实现了灵魂的转变，决心为了农业工人的幸福生活而斗争。斯坦贝克写道：“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场。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场……我们老百姓吃到了自己种的粮食，住上了自己造的房子的时候……我都会在场。”（斯坦贝克，2004） 

第五，不同于以往路漂文学的第一人称讲述式和非连贯性情节结构，《愤怒的葡萄》运用了第三人称全景叙述和连贯性的情节叙事结构。虽然是一部路漂小说，《愤怒的葡萄》的整个叙事结构呈现出一种史诗性的旅行和抗争叙事结构，尤其是《出埃及记》中的叙事结构。格雷斯·琼斯认为，美国意义上的史诗不是像传统的欧洲史诗那样赞美民族的重大事件，它主要致力于表达美国意义上的英雄使命以及不能完成这种理想的根本性矛盾。为了表现这种主题，美国作家改变史诗的常规而保留其精神，偏离文化认同的爱国主义英雄传奇叙述，而主要对一个堕落的现实进行反讽性叙说。宏大的规模、超然的视角和对旅行的主题性关注是美国史诗的主要特征（Tetsumaro et al，1994）。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被称为史诗毫无异议。斯坦贝克运用 16个插入章和长达 100 多页的篇幅来渲染俄克拉荷马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背景、 66 号公路上的路漂实况以及季节的自然变化，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史诗般的背景，使读者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了解约德一家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美国路漂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路漂的必然性以及他们美国梦破灭的必然结局。为了表现路漂和社会抗争这个宏大的主题，斯坦贝克有意识地在《愤怒的葡萄》中运用《圣经》的叙事结构，亦即“失乐园”“出埃及记”和“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等。

第六，不同于以往路漂文学的写实性叙事，《愤怒的葡萄》在路漂写实叙事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入了象征主义的因素。不管是杰克·伦敦的《道路》还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路漂叙事基本上是作家本人路漂生活的如实反映，基本不含象征性的因素。《愤怒的葡萄》无论是人物的命名、看似闲笔的小动物乌龟、人物的行动、自然的风雨等都具有象征意义。约德这个路漂家庭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的犹大，他是犹太人十二列祖之一，曾经到古埃及觅食。小说中的约德一家也到加利福尼亚觅食。一只小小的乌龟，斯坦贝克居然用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它，这就促使读者不得不去解读其背后所蕴藏的三种象征主义意蕴。乌龟笨重、艰难爬行的动作，象征着拖家带口逃难的俄克拉荷马州人在 66 号公路上的踽踽前行。虽然被路人捉弄，又险些被路上的汽车轧死，但乌龟仍然本能地躲过灾祸，继续向西爬行。因此，这里的乌龟代表着生存，代表着神秘和本能的生命力。乌龟在行进的过程中，它所携带的野生燕麦种子在合适的土壤中播下，使新的生命得以产生，这就又象征一个新的生命循环。小说结尾一场罕见的大雨，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雨水，而且具有社会和宗教层面上的隐喻。它是对西行人的灵魂的洗礼。因为“雨”就是“水”，而“水”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洗礼”的含义。大雨使大地和山头冒出新绿，这就暗喻着约德一家的成员经过大雨的洗礼后灵魂的升华。果不其然，原来只关心自己腹中孩子的罗萨香，经过雨水的洗礼，思想从“小我”转向“大我”，她将自己的奶水喂给一个行将饿死的路漂的行为，象征着她成为人类的伟大之母。

总之，《愤怒的葡萄》不仅继承了美国路漂文学的传统，而且在很多方面发展了路漂文学的叙事方式和文化意蕴，使之成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写实和象征、第三人称视角和《出埃及记》史诗结构、路漂叙事和社会抗争等多元因素融合在一起的美国史诗。在新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经典，仍然需要斯坦贝克，正如著名评论家詹姆斯·格雷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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