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牛宣岩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1917—2016）是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不但开创了全球史研究的先河，还对中国史在全球史中的地位非常重视。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内容，这些研究不仅体现了他的全球史观，而且对中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界对于全球史观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认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起初只是在中学和大学逐渐普及的一门课程，而全球史观的兴起，则要从19世纪谈起。随着现代历史学科在欧洲的成熟，逐渐确立了“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欧洲文明优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叙事总基调，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研究和书写范式。20世纪初，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历史学科的发展，“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性不断凸显，传统的历史叙述已经不能满足历史书写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 —1936）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1975）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 —1961）等著作，用一种全新的、整体的观念来叙述世界历史。但他们的研究也有局限，比如汤因比所认为的各个文明分别形成、独立发展的观点就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等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用一种新的全球视角来书写历史，逐步形成了全球史观。一般认为，1963年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下文简称《西方的兴起》，1963）的出版标志着全球史的兴起。该书出版之后，全球史观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对其研究也不断深入，全球史的核心要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

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发表之后，又陆续发表了《世界简史》（A World History，《西方的兴起》的教材版，1967）、《欧洲史新论》（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1974）、《瘟疫与人》 （Plagues and Peoples，1976）、《竞逐富强》（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1982）、《人类之网》（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2003，与其子John R. McNeill 合著）等著作，进一步阐释了其宏大视野的长时段、互动等全球史观，不仅推动了全球史理论的发展，也是用全球史观重新书写历史的重要实践。对于麦克尼尔的贡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 —1984）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History，1978）一书中曾经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威廉·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当代学者王晴佳曾总结道：“麦克尼尔不但注意文明之间的交流，也注意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各种联系。一般认为，麦克尼尔对世界史、文明研究的贡献正在这两点上。在麦克尼尔眼里，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有得有失，而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多种多样。他曾研究过传染病与人口变迁，也考察过思想、物质、科技等的传播。”

尽管当前仍有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 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两个词在使用上的争议，但学者们基本已经对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有了共同的理解，即全球史观是以长时段、动态的历史观察方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将历史研究从传统的“国家史”或“民族史”的模式扩展到以跨文化、跨国界为基础的对历史联系的重构。而全球史的研究对象，也在学者们的不断讨论当中逐渐明晰，一般认为，全球史并非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不能将全球史的研究停留在不着边际的推论上面，而是要关注到历史进程中个体作用的发挥。当然，不论全球史观如何发展，麦克尼尔对全球史的开创之功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全球史观的奠基人，麦克尼尔的研究中有大量涉及中国的内容，并将中国史的研究纳入全球范围内去考察，强调跨国界、跨地域范围的比较与借鉴、互动与关联，使中国史研究有了新的广度与深度。

（一）用宏大叙事与长时段特征书写中国史

麦克尼尔的历史研究，往往体现出宏大叙事、长时段等特点，其对中国史的研究亦是如此。无论是《西方的兴起》《世界简史》《5000年文明启示录》（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1986），还是《人类之网》，都从中国的史前时期一直讲述到近代，力图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其中，又以《西方的兴起》最具代表性。

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从北京人讲起，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与俄罗斯陶器式样的相似性以及水稻在中国的起源，周朝时期出现的犁耕农业等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做了较为翔实的论述。他在论述印度、希腊、中国三个外围文明的形成时，专门梳理了公元前500年以前的中国文明，对于夏商周及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有精到的论断，他说：“在清朝于1911年被推翻以前，中国一直盛行的政治理论或许就是始于周代”，比如“王权天授”的观念等；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以及孔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麦克尼尔也着墨颇多，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还对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其他文明交流的便利程度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指出了中东文明在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自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000年，中国不仅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在历史记载等诸多方面独领风骚，因此他在考察欧亚文明的均势时，提及中国的次数显著增多。他认为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000年，中国传统思想、经济形式、军事模式等都逐渐成熟，儒家和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断确立；而佛教也在中国进行着有力的传播，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因素。与此同时，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传入中国，希冀在中国占领一席之地，这些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自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000年的1500年间，中国文明不断成型，中国社会迅速发展。但是，麦克尼尔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仍有不够深入的地方，如他对中国思想的变化和演进未能进行深入地挖掘，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儒家思想体系的演化以及儒家思想历经唐宋巨变而对后世中国的深远影响等。

除了思想文化，麦克尼尔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独到的观察。比如，隋唐时期均田制的发展、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引发了“安史之乱”等。此外，对于中国农具及其与欧洲农具的比较，中国社会对商人的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粟特人（Sogdians）等胡商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繁荣等，麦克尼尔都进行了论述。对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中国宋朝，麦克尼尔从经济、文化、政治、思想等多个方面论述了其对中国之后诸王朝的影响，并称其社会结构“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

公元1000年至公元1500年，是西欧文明得以迅速发展并奠定在全球领先地位的几个世纪。在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由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渴望建功立业、积极进取、开放的文化心态，逐渐走上了注重内心的道德自律、内敛保守的社会局面”。对于中国在这五个世纪中的情况，麦克尼尔也有详细的描述。他认为，中国在这几个世纪中，本地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替变更成为一种常态，并延续到20世纪；社会制度方面，地主和官僚阶级主导的社会秩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中国虽然在技术、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但并未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保守反而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这几个世纪中，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

麦克尼尔认为，在1500年之后，世界已经进入欧洲统治的时代，中国仍固守自己的道路而与欧洲渐行渐远，从海上霸权的丧失到落后保守的经济等，中国已经不再充满活力，传统力量的阻碍已经使中国逐渐淡出世界文明中心。不过，也还有一些亮点：随着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中国的商业在16世纪、17世纪也有发展，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有较大增长。但总体来讲，中国正在走下坡路。麦克尼尔对清朝大为赞赏，他认为，到了18世纪，中国在农业、贸易和人口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长，“只有汉唐两个帝国的鼎盛时代才能与清朝的成就争辉”。但是，进入18世纪之后的中国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随着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的崛起，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历法、宗教等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巨变，中国自此逐步走向近代。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变化，从清朝走向崩溃，天朝上国的瓦解，到辛亥革命的发生，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用“激荡”一词来形容毫不为过。麦克尼尔认为，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认知让位于西学、新学，是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根源；而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以及向中国的传播，也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科技、工业等，推动了中国的发展。除了《西方的兴起》，《世界简史》等著作也以宏大视野勾勒了中国历史的进程。《5000年文明启示录》作为《西方的兴起》发表近二十年之后的又一部作品，麦克尼尔运用了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加入了对非洲和中国研究的新成果，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了更新，认识到“在西欧掌握世界领导权前，有大约500年时间是中国扮演着同样角色”。《人类之网》为麦克尼尔父子于2003年出版的著作，是对《西方的兴起》一书观点的进一步阐释，该书强调了人类进化过程中大小网络的作用，作为人类文明中的重要一环，麦克尼尔父子对中国也有着大量的论述，从距今4000年前一直讲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不仅跨度大，所论述的问题也更具体、清晰，充分显示了麦克尼尔父子对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

（二）用多元视角构筑立体中国

除了以《西方的兴起》为代表的著作对中国的全方位、全景描绘，麦克尼尔的其他著作也都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中国，并以相应的视角勾勒出多面、立体的中国。比如《瘟疫与人》论述的是引起瘟疫的微生物对人类的微寄生以及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官僚机构、军队等的巨寄生，通过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微寄生和巨寄生的深入探讨，书写立体的中国史。《瘟疫与人》对中国的论述，从对中国环境特点的剖析，到中国与印度环境的对比、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以及丝绸之路与疫病、海路贸易与疫病，再到蒙古帝国在疫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等方面，建构出中国几千年来疫病发展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麦克尼尔关注到了中国历史上与瘟疫相关的很多细微问题，比如疫病对中国早期南方发展的阻碍，东汉末年中国所经历的瘟疫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等。他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历史上的疫情进行的简单总结，也对我们今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竞逐富强》是《瘟疫与人》的姊妹篇，《瘟疫与人》主要从微观角度来讨论微生物对人类以及世界的影响，《竞逐富强》则论述的是“不直接从事生产就能获得其日常消费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巨寄生者。麦克尼尔在《竞逐富强》一书中对中国也着墨颇多，对中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颇为重视。他认为：“中国在11世纪开启了大规模的市场运作模式，以市场原则引导社会行为，在此后的数个世纪，这种运作模式传播至欧亚大陆多地并在西欧社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除了在巨寄生环境中对中国的精准定位，他对从“战车”在商朝的出现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参与航天活动等的情况都有所论及，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来军事技术的发展变化情况。同时，他也关注了中国社会的官僚和军队等“巨寄生”发展的情况。

当然，除了这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之外，麦克尼尔在主要论述其他问题的著作如《欧洲史新论》《西方文明史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等中，也多有提及中国，体现了他对中国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全球史观认为，“互动”是建构世界历史的基础。麦克尼尔认为虽然中国所处的位置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还是因为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互动，最终形成了当今中国的局面。他在《西方的兴起》《瘟疫与人》《竞逐富强》《世界简史》《5000年文明启示录》以及《人类之网》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多次提及中国与外界的互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影响。

《西方的兴起》从各个角度讨论了不同时期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人类之网》更是系统性强调了人类文明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性。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是双向的，其中既有域外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中国文明对域外文明的影响。中国学者郭方在《西方的兴起》推荐序中指出：“正如中国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兴起依靠的是从中东地区首先得到借鉴，欧洲在1500年之后的世界性成功也是首先从中国得到借鉴。”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有着悠久的、深层次的、广泛的交流和互动，我们在关注中国文明的传播与影响时，更应关注中国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接纳与吸收。

（一）域外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

一般认为，中东文明等域外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麦克尼尔认为，虽然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等因素，“中国文明自诞生伊始就远比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较少地受到中东文明模式的影响”，但“绝非完全孤立”。早在大约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前7000年，中东便产生了农业、畜牧业，通过人员流动和技术传播，谷物种植技术随后便传播到了欧洲、印度、中国和非洲部分地区。到公元前1300年左右，马、战车、青铜盔甲、兵器、复式弩弓以及长方形的防御工事等也都从中亚传到了中国黄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麦克尼尔认为虽然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但仍与其他文明存在一定的关系，他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论述到中国文明的发轫时便指出，安阳遗址发现的贝壳、玉石等物件说明当时存在长途贸易；商代的社会结构基本上同西亚降雨丰沛地区的早期文明相似；西亚传入的语言可以简化为可见符号的观念对汉字的形成有影响。对于中国早期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作用，有不少中国学者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如林梅村教授运用考古学成果，对商周青铜剑渊源、战车来源等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明的来源有重要帮助。

自秦汉至隋唐，中国与西方通过丝绸之路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虽然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力时强时弱，但丝绸之路一直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也是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的传播之路，既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民族、考古、宗教、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又涉及天文、地理、医学、生物、环境、建筑、工艺等自然科学。通过丝绸之路，佛教、天文、数学、医学等知识不断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明。麦克尼尔对这一段历史显然也有着足够的关注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他提及犍陀罗艺术早在公元1世纪就伴随着佛教徒的到来渗入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体现在“佛教给人们的心灵准备了一种和早期中国人思想完全不同的教义”；儒家从佛教僧侣那里学会了类比和象征解释而读出古老经典的新含义；中国早期的外商有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回纥人等等，这些都说明其他文明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宋朝至近代，虽然中国社会日趋内敛，对域外文明的接受程度也有所降低，但是由于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的大力传播，中国对西方的科学、艺术等还是逐渐有了更多的认识。如明朝末期，在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下，制定出了崇祯历。又如近代时期，随着中国人对传统“天下观”的不断摒弃，西方的民族国家等概念也被逐渐接受。

（二）中国文明的外传

域外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文明的外传对域外文明也有较大的影响，比如我们经常提及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进程就有重大意义。中国文明的外传及其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也是麦克尼尔关注的内容。他指出，在汉朝时，中国的炼丹术即已向西传播；“中国文化在唐代和宋代早期，由于自身特点和阿拉伯人的影响，没有同时代的欧亚大陆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麦克尼尔也注意到，蒙古征服促成了整个亚洲的更密切的交往，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传入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

除了中国文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之外，中国文明对周边汉文化圈也有较多的影响。众所周知，东亚诸国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和吸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尤其是日本，发生了全面“唐化”的大化革新，从文化、宗教、建筑等诸方面几乎全盘接受了唐朝文化。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专门论述了“中国的外围”，对公元1000—1500年间中国对周边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这对我们认识周边国家的文化源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麦克尼尔更多地注意到了蒙古帝国对传播中国文化的意义，特别指出了四大发明的西传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除四大发明外，中国绘画艺术的西传，对西方艺术也产生了影响。但是，公元1500年之后，中国对外界的影响日趋减弱，这也成为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与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

关于全球史观的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刘新成教授指出，“全球史从本质上来说，是宏观史学”；中国台湾学者蒋竹山指出，全球史“虽然致力于通过跨学科、长时段、大范围、全方位地探讨和关注人类生活层面的相互联系与互动，尤其是以关注跨越地域和种族的互动与交流为特色，但是并不排斥微观史学”；王永平教授也指出，全球史观“强调在宏观研究的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或在微观研究的支撑下开展宏观研究，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微观史的细碎化和宏观叙事的空洞化”。麦克尼尔对中国史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全球史观的这一特点。

（一）麦克尼尔基于微生物对中国的考察

微生物与疫病，一直与人类社会伴生，只不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往往只能关注到疫病，而不关注微生物；近代科学产生以后，人们又对微生物习以为常。而麦克尼尔却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对微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做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对中国的讨论也很多。如论述疫病与中国南方的开发时，他指出中国人在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因为疟疾、血吸虫病、登革热、热病等，影响了开发的进度。再如通过对中国史籍中瘟疫等的归纳、分析，论述汉朝灭亡的原因，并与罗马帝国进行了比较。他还对中国史籍中记载的瘟疫进行了梳理，借以说明瘟疫与中国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历史学研究中“以小见大”的方法。

（二）麦克尼尔对中国武器等的微观考察

在《竞逐富强》一书中，麦克尼尔用微观研究探讨了巨寄生现象的变化规律。比如关于中国武器的发展变化，他详细论述了汉代以后弩的普遍使用、宋朝时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以及盔甲的改进、自南宋到明代舰船的不断发展等，用以探讨武器发展变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巨寄生情况。他在《竞逐富强》中，称公元1000—1500年为“中国称雄的时代”，并对该时段内的中国问题进行讨论。此外，他对中国的人口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经济情况，甚至在1957—1972年间参与航天活动的情况等都有精到的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来讨论人类的巨寄生现象，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三）宏观历史中的微观问题研究

除了《瘟疫与人》《竞逐富强》等专题性著作，在《西方的兴起》等著作中，麦克尼尔也非常注重对中国的作物、工具、文化等进行微观研究，借以揭示世界各地文明间的互动。在《世界简史》中，麦克尼尔对印度—希腊化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并被中国艺术家所利用这一过程进行了勾勒，揭示了佛陀形象中国化的过程。i又如麦克尼尔对中国炼金术的关注，注意到了其来源于中国的道士，并经阿拉伯人向西方传播。再如绘画，他不仅关注到了中国绘画在隋唐时期深受印度绘画的影响，也关注到了元朝时期中国风格对波斯宫廷艺术流派产生的影响，以说明该时段蒙古人在中西艺术交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在人类交流史上，物种的交流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物种的交流，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 —1934）的《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1919）和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 1913 —1991）的《撒马尔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1963）都有详尽的论述。麦克尼尔也注意到了物种传播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论述物种的交流。如在《西方的兴起》中，他指出棉花、甘蔗、鸡等从印度向中国和欧亚大陆西部的传播，也指出了杏、桃、柑橘、樱桃等从中国向欧亚大陆西部的传播。

此外，麦克尼尔对其他很多微观层面的问题也有论述，并指出其对人类文明互动的作用。

人类认识世界，一般先从自身或者身边的事物开始，中外均无例外，也因此更容易形成自己所处的位置即为世界中心的认识。麦克尼尔在论及欧洲史的传统形态时，讨论了“欧洲中心史观”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欧洲中心史观”形成于19世纪末期，但“它可以说是植根于欧洲文化遗产的核心处”。当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也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全球史家强调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将不同文明置于全球文明相互交往的网络当中，他们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对中国中心史观也提出了质疑。王永平教授指出：“全球史学家则从跨文化互动的独特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相互交往体系与网络当中，进行一种鸟瞰式的全景描述。”同时也指出：“在中国史研究中，虽然‘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几乎没有市场，但我们也要反对和警惕狭隘的‘中国中心观’的膨胀。”麦克尼尔的研究，不仅在反对欧洲中心论时，努力构建全球史观，而且对构建全球史观下新的中国史观也有理论意义。

（一）从物种传播角度看待中国

麦克尼尔对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源远流长、影响广泛的中东文明是公元前1700—前500年印度、希腊和中国向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同样，中国在其他时期也多受外来文明的影响。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对物种传播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外来物种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汉唐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大量的外来物种传入中国。隋唐时期，中国国力强盛，中国与西域之间的丝绸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通畅状态，胡商大量涌入中国，西域物品也大规模传入中国。

麦克尼尔通过对棉花、甘蔗、鸡等入华物品的研究，揭示出很多物品并非中国“古已有之”，仅为物品传播中的一环而已。

（二）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待中国

对于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文化的形成，麦克尼尔也很关注。他称：“从根本上说，中国文明是独立兴起的……但是在它的早期，中国文明似乎已经受到外来入侵者的影响，这些外来入侵者的一些基本技术至少间接地来自西亚。”对于其他时期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麦克尼尔也有较多论述。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通过蒙古等对西方的影响，也是他关注的问题。他的论述展示出，在世界文明传播过程中，中国是重要一环。

麦克尼尔从技术、疫病等多个维度，论述了中国在世界各个文明交往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全球性网络中发挥的作用。

作为全球史理论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麦克尼尔对中国史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他对中国历史的全景描绘，如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互动，物种、技术、疫病等的传播，以及在破除“欧洲中心论”基础上对中国历史的书写等，均体现了全球史观长时段、互动以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特色。虽然也有学者对麦克尼尔的研究持有一些批评意见，比如他过度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而对文明自身的变化与发展则重视较少，但他所开创的全球史书写范式以及研究范式，对于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本文选自《国际汉学》2022年第四期，第8—15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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