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浪漫性的现代返魅：论赫尔曼·黑塞作品中的“生活改革运动”

孟国锋

无论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还是流行于21世纪初东亚互联网的“断舍离”极简生活方式，都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德语区的“生活改革运动”（Lebensreformbewegung）中找到相关的剪影:伴随着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进程，世纪末前后欧洲人的身心遭受到来自环境污染、制度腐化和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的侵扰；为了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一场以“回归自然”为口号，包括了自然疗法、素食主义、服装改革、花园城市规划等领域的生活改革运动悄然兴起；自19世纪末以来，营养与健康、带有身体护理意识的生活方式、与大自然相连的觉知等来自生活改革运动的理念和实践，一直是对现代性加速发展所反响的一部分，它们影响了德国社会对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等发展的处理态度，并塑造了个人对日常生活、生存环境以及集体运动的敏感度；与其他直接将社会变革作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不同，这场运动以各自为营的分散方式，首先关注的是“个体生活层面的改革，然后将其影响扩散至与个体紧密相连的团体，直至实现整个社会的变革。”

这场处在世纪转折时的改革运动不仅浸染于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渐渐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早期作品中，生活改革运动有其最原始的历史镜像：创作于1906年的中篇小说《世界改良者》（Der Weltverbesserer）将年轻的主人公贝特霍尔德·莱夏尔特置于世俗幸福和乡村隐居的两难选择中，对后者的尝试和体验一方面暗示着城市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改革生活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单调孤独的乡村生活与主人公本性之间天然的冲突（莱夏尔特最终回到世俗婚姻）；创作于1907年的日记体短篇《居于岩洞中》（In den Felsen）是黑塞在瑞士阿斯科纳附近的威利塔山（Monte Verità）亲身尝试自然疗法后的所感所想，以“我”的视角叙述一个文明人努力尝试成为自然人（Naturmensch）却失败的过程；在创作于1910年的讽刺性短篇《克诺尔格博士的结局》（Doktor Knölges Ende）中，主人公克诺尔格博士作为一名素食疗法尝试者，前往小亚细亚的素食主义者领地参观，最终却惨遭极端素食者约纳斯（其生活退化为“大猩猩”式的树居）的绞杀。

生活改革运动事实上回溯了德国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审美要求：将大自然看作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和心灵自由的象征，并对其赋予神秘性，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浪漫化”，扬弃主客二元对立。德国19世纪浪漫派作家以及被称作“浪漫主义最后一位骑士”的黑塞在一定程度上都遵循了此种美学倾向并将其实践于文学创作中。如果说启蒙运动通过理性“将世界对象化、距离化”从而导致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生态和心灵灾难，那么德意志浪漫主义则做出了对立的论断：“人的主体地位与理性的自给权利只是启蒙思潮的幻觉，无论是神性、天地、语言还是自然，都是高于人类的存在”。

黑塞的三篇作品虽然带有对生活改革运动的怀疑和讽刺，但细节处又流露着对崇尚自然生活的暧昧和对改良生活方式的思考，其浪漫性文学创作可见端倪。特别是作品中所刻画的反对现代医学手段介入康复的自然疗法和拒绝屠戮动物的素食主义，建立起了一种真实存在而又与其他普通社会空间相颠倒，从而能够反映和批判普通空间的场所，即福柯所指的“异托邦”（Heterotopie）—对由理性和技术所控制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便是一种“浪漫之镜”。本文将尝试解读黑塞笔下所述的自然疗法和素食主义，还原20世纪初欧洲生活改革运动在文学中的一个侧面，从而指明黑塞的现代主义文学一开始便具有德意志浪漫传统的基底。

作为生活改革运动的核心项目之一，自然疗法顾名思义拒绝现代医药对人体康复的介入，而是通过诸如裸体日晒、呼吸洁净空气、原生态粗加工饮食、运动等自然方式来磨炼身体机能，从而激活身体本有的潜能达到治疗功效。除此之外，自然疗法也牵涉神秘主义或与身体和自然相关的“瑜伽智慧”等精神领域的治疗方式，并进一步在个体世界观上建立起一种处在人与自然、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平衡。

黑塞曾与著名的改革运动者古斯特·葛雷瑟（Gusto Gräser）相识，并在其指导下，于1907年首次在生活改革运动中心之一的威利塔山体验戒酒疗养和“苦行清修”。为了回归原初的生活状态，激活沉睡的直觉本能，以便戒除身体的惰性和对酒精的依赖，“患者”在远离工业器械和现代文明的环境中，刻意使身体遭受来自大自然的折磨。自传式短篇《居于岩洞中》便是记录这次另类疗治经历的文学文本：

阳光灼烧着我那平日受保养的皮肤，荆棘在我腿上画出一张红色的伤痕网；膝盖和臀部撞到栗子树丛和岩壁上，起了一道道伤口。[……]我必须经历摔倒、受伤和屈辱，以便首先将我旧的认识和体内滞留的毒素排出，并学会憎恨它们。我的胃需要经历饥饿，皮肤需要被灼伤，我的整个身体需要经受高烧、疼痛和营养匮乏，以便使我的精神获得自由，感官变得灵敏细腻且充满感恩之情。

在这篇文段中，参与此次自然疗法的主人公，希望通过肉体脱离工业化所建立的舒适圈并经受自然元素残酷的考验，从而最终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治疗的前提，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断绝一切与城市生活相关的物质和空间联络，将自身隔离在原始的山野中，以洞穴为居所，以野果为食粮；治疗中须要身体处在裸露状态，以便在物质层面上更加亲近大自然，因此也容易使身体遭受皮肉之苦；晒伤、刺伤和风餐露宿的直观经验恰好与沉迷酒精或现代都市的颓废生活（Dekadenz）形成对照，首先使肉体的感官恢复到清醒状态，达到“排毒”的效果；按照自然疗法的规定，治疗期间必须坚持一种斋戒式的饮食方式，即保持饥饿状态，并放弃诸如茶、咖啡、酒、调料等刺激或麻痹神经的（工业加工后的）饮料和佐料。

在生活改革运动的话语体系中，皮肤具有“人体器官、灵魂与外在客观世界联络处”的定位和功能，是敏感和感性所在之处，激活皮肤感官便是此次治疗的关键。本文中，主人公将身体置入泥土中来治疗晒伤的皮肤，试图以最紧密的接触来获取大自然的助力：“在一条小溪附近，我发现一块松软的土地，便将自己掩埋进去，从而借助土地的治疗之力使身体恢复清凉。”在现代医学中，人体被视作治疗的对象，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接受着器械、药物和医疗知识体系的介入，患者的精神进而也处在对外部医疗手段的消极乞望中；自然疗法赋予了身体自我修复的潜能，通过对皮肤这一中介器官的刺激，使身体主动地融入大自然的调节机制中，而尝试这一疗法的患者本身也要具备相当的勇气（例如忍受皮肤被破坏又自行修复的过程）。

《居于岩洞中》呈现的自然疗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较为柔和的呼吸洁净空气或沙滩日光浴等方法，而是到达了近乎宗教苦行意义上的“自残”程度。黑塞笔下的疗治试验试图将身体重新打开并与原始的自然界相连接，除了对于身体的疗养和改造外，也具有精神意义上的重生隐喻。身体在接受苦行般的疗治时，现代工业加之于身体的“毒素”被排出体外，这一过程被赋予了“精神更新的涵义”，即身体回归到前工业文明时期自然健康状态的同时，精神也摆脱了源自现代社会病灶的颓废虚无状态；对感官的精炼使身体能够灵敏地感知大自然，从而打破现代人精神上对自然界的隔阂，回归到某种程度上的自由状态；根据生活改革运动的宗旨，从肉体到精神上的重生，是为了在民族或人类整体的意义上达到重生，从而最终能超越工业和物质文明，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生活改革者们对此类自然疗法设想的实践，也是19世纪末德国社会时代精神二元对立的影射。随着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科学和技术越来越多地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使都市居民远离了传统农业社会和更为原始的自然界，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类凭借着技术便能成为统治大自然的主人：“现代化进程不仅切入生态系统中，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将人从传统的依靠自然而生的农业社会中拔离出来，事实上确立了人对自然界征服和改造的决心，使现代人成为尼采所称的“伟大试验者，他永不满足，竭力争取对动物、自然和众神的最终统治权”。生活改革运动却立于时代精神的对立面，正如黑塞在文中描绘的自然疗法体验，包含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屈辱、感恩”等词），并强调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不能基于工业文明的需要，而是应当将大自然视作人身体和心灵疗治的场所，使人回归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自然疗法是生活改革者们在面对工业化对身心造成创伤时所提倡的疗治方式，其核心目标是使现代人颓废的精神状态获得康复；此种疗法具有浪漫精神特质，通过感官与内心的改变来激发身体的活力，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说，“浪漫主义是去理解驱动你自己生命的各种力量”。在黑塞的另一篇小说《世界改良者》中，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生活的颠覆以及由此衍生的返乡隐居和心灵疗治也被置于关键的叙事结构中：

这个学而不厌的学者发现自己被虚伪和欺骗所包围，看见城市被煤炭的烟尘所污染，因利欲熏心而堕落，农村人口日益稀少，农民日益绝迹，一切真正的生命运动均面临灭顶之灾。[……]贝特霍尔德自觉对这一切负有一份责任，同时对新伦理新文化的建立亦应尽一份义务。

在这篇文段中，主人公觉知到工业城市发展与传统乡村农业处在对立而不对等的关系中，并预设了愈加衰弱的农村应当作为人类生活的本真场所。这样的立场也正是生活改革者所持有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传统的生活条件瓦解了，原有的习惯失去了自证，现代的社交关系使人越来越焦虑，所谓科学的医疗在现实世界中失去了合理性。”与《居于岩洞中》所期望的返回自然相比，此篇中的疗治目标（也即社会改良的目标）是返回传统乡村生活，在农业的淳朴劳作中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在宏观层面，改革者怀着改良社会的决心，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范式转换以期达到重建社会道德，尽管他们建立的组织关系较为松散，各自也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在微观层面，改革者出于一种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厌恶情绪以及对自身生活无法把控的失落，进而实践一种逃离都市的生活方式，在自然传统生活中疗治身体和心灵的病症。

因此，贝特霍尔德与其说是以城市人的身份回归农村隐居劳作，不如说下乡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自然疗法。对他来说，“最能提起精神的莫过于在一段时间里干点农活散散心，累累筋骨，”并且在乡间从事手工劳动时，“能感觉到一种传遍全身的、自遥远的少年时代以来从未体验过的鲁滨逊似的愉快，并以为在这种感觉中就已经在品尝他所渴望的内心拯救的最初气息。”最终，这种返乡情结应和了德国浪漫派“苦思索隐多年的神秘模糊的典故[和]隐秘叵测的意象，[它们]都是返乡的尝试[……]是浪漫主义对无限的‘向往’”。

作为生活改革运动饮食改革的一种实践方式，素食主义一方面是对自然疗法的扩展，即通过放弃食用动物食品从而降低文明病（Zivilisationskrankheiten，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发病率，另一方面也被当做符合生态平衡和食品伦理的生活方式，其影响遍布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以及各种宗教信仰模式中。素食主义者往往赋予素食行为道德上的合理性，认为人作为道德主体，应当自觉地把自己与（非道德主体的）动物如狮虎等区分开来；人应当考虑被食动物的感受，而不是和食肉动物一样仅仅为了身体快乐而食肉。

黑塞笔下的素食主义者表现出一种极端化的倾向，他们或是在天真的理想主义中鼓吹狭隘的食素缘由和利益，或是在夸张的表演中强化素食原则，招揽门徒。在《世界改良者》中，贝特霍尔德在乡间隐居时就遇到一位素食主义者，他以“吃果子为生”，将素食的涵义扩展到更广泛的生命领域：

他最高的戒律是“不可杀生！”他用这句话指的不仅仅是人类和动物，而是把它理解成无限地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杀害动物在他看来是件丑行，他坚定地相信，人类目前退化和愚昧的时期届满之后将会重新彻底戒除这种罪行。但是，他也认为折断花朵、砍伐树木如同谋杀。

在生活改革话语中，素食主义者同样遵循“回归自然”的宗旨和对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19世纪的欧洲社会已与亚洲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一部分东方思想进入欧洲文化圈内，对参与生活改革运动的众多知识分子而言，源自东方文化的素食主义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行为上的吸引力，以及相对于欧洲工业文明的自然性；主人公遇到的这位素食者具有类似东方宗教文化中的朴素自然观，他将全部有机的生物体置于生命平等的视野中，并否定了人类对其他生命的侵害行为（主要为肉食），这样的另类思想也是希求消灭人与其他生物的冲突，从而使人能真正回归到自然界；这位素食者不满于人类杀害动物的行为而宣扬改良饮食方式，并且以“世界改良者”自居，通过个人行为的示范促进未来“生命平等社会”的实现，素食主义因而也是生活改革运动温和政治策略的体现—在更广的意义上（特别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外扩张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背景下），素食者所持反对杀戮的观点也与生活改革运动的和平主义相符，即反对掠夺和战争，倡导国家和民族之间应保持和平与合作。

黑塞将若干生活改革项目纳入《世界改良者》的叙事结构中，使主人公与代表另类生活选择的改革者相遇，他们一方面破坏了贝特霍尔德的都市生活和恋爱过程，另一方面却让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能够获得世俗生活以外的经历—这也符合黑塞成长小说一贯的个性形成模式（Individuation）。如果说素食主义在《世界改良者》中尚处于略带夸张和暗讽的生活改革图景的一面，在短篇《克诺尔格博士的结局》中则因其原教旨主义而受到明显的反讽。主人公克诺尔格博士虽然不是严格的素食者，然而他通过有节制的素食缓解了身体上的病痛；通过偶然的机会，他前往小亚细亚的国际素食者领地参观，并遇到了一名退化为“自然人”的极端素食者约纳斯：

他的语言是完美无缺的自然语言，有朝一日会成为全世界素食者和野居自然人的共同语言。他最亲密的朋友每天到他那儿，接受他关于咀嚼食物和剥食坚果技巧的教诲。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注意到，他怎样使自己的技艺日臻完善。

在黑塞的描绘中，约纳斯已在生理和心理上完全成为受其他素食主义者膜拜的野人甚至“大猩猩”的形象。他因只食用果实而出现返祖现象，这一生理上的变化是类似宗教传播上吸纳门徒的“神迹”现象，在客观上促使他成为极端素食者们的精神领袖；寄居树丛，并且在树枝上俯瞰他的追随者，不仅使他完全脱离了人工建筑的居所，而且与两脚行走的普通人类保持距离（因此语言机能也退化了），俨然成为丛林动物；也只有在素食主义者领地这样的特殊环境中，他才能吸引信众，进行有效的表演、传道以及对门徒的精神控制；他所显现的“技艺”，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而是动物性的生存机能，尽管对他而言本质上是向动物模仿。

约纳斯的形象首先建立在如此返璞归真的自然化模式之上，其次也关涉到生活改革话语下的极简生活方式。在工业化和商品化日渐加剧的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主义成为主导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主流观念，不断增加的商品种类以及因此膨胀的消费欲望使生活改革者意识到，只有将商品从生活环境中除灭，甚至返回到原始的自然生活方式，才能使生活回归本真；约纳斯为代表的素食主义者不仅逃离了工业商品社会的外在环境，而且将自身的生理需求降到最低点，去除其夸张的表现手法，正是极简生活方式和理念的体现；约纳斯的树居和“主食水果”作风，尽管与德意志浪漫主义“森林孤寂”（Waldeinsamkeit）相去甚远，却与复归前现代自给自足的农牧生活理想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生活改革话语中朴素的环保理念。

除此之外，通过展现约纳斯对其他素食主义者的传道和教化，这篇文段也隐喻了生活改革运动中改革者所建立的团体组织结构以及组织者的先知领袖功能。在生活改革的每一个实际领域，无论是出于商业的宣传还是自发的响应，往往有一位四海为家、观念奇特而富有神秘色彩的“精神导师”来号召和指导具体的改革实践。例如，“伊甸素食水果种植者部落”便是以素食主义为特色的改革实践团体，他们注重在生活改造的基础上过自然且禁欲的生活，而提契诺的威利塔山则吸引了古斯特·葛雷瑟等“甘蓝使徒”，他们以导师的身份招纳信徒。黑塞因陷入创作及婚姻困境，曾于1906年前往威利塔山寻访葛雷瑟（Gräser在德语中是杂草的意思，恰好与素食相符），并受其指导进行自然疗治实践，然而师徒之间也存在关于生活改革方式和理念的矛盾，作品中出现的对极端素食者领袖的讽刺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影射。

通过对约纳斯形象及其行为号召力的刻画，生活改革运动中素食者的原教旨主义在文中被揭示和凸显出来。作为坚持狭义素食主义并使自身极端自然化的典范，约纳斯事实上组建了小范围内特殊的（伪装的）宗教派系，占据了国际素食者领地的精神高峰；门徒和同道者在约纳斯的示范下，也贯彻严格的自然化生活教条，露宿旷野，以果为食，拒绝食用面包和牛奶，并建议“对这样一个已经完成其生命循环、发现了通向回到人类形成起点的道路的奇异动物，应像对待神灵那样顶礼膜拜”；约纳斯最后将克诺尔格博士残忍杀害，是因克诺尔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素食者，其对这一伪教派构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威胁。

总之，黑塞笔下的理想化的素食主义生活方式处在原教旨主义、和平主义与环保理念的矛盾中，它受到“嘲笑、讽刺、挖苦、戳穿”，但也是“可以逃避可怕的逻辑紧身衣的方式”，“克诺尔格博士的结局”在这个意义上指向了浪漫主义式的反讽。

在黑塞的三篇作品中，自然疗法和素食主义揭示了生活改革运动的基本理念、改革目的、试验路径、权力话语等内容，其文学表征也暗示了作者本人对这一运动既向往又批判的矛盾。自然疗法不同于现代西方医学的科学治疗方式，它将人体置入与大自然的互动中以达到身心平衡的疗治效果，而素食主义将不食用肉类视作道德标准甚至政治信仰，与城市生活中普遍的肉食习惯背道而驰；它们与其他生活改革项目一起组成了一种新的不同于欧洲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改革方案，并形成了以反工业化、反奢靡浪费、反酗酒和反战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这种“反叛”回溯了德意志浪漫主义“承认人的条件性、有限性[从而]顺应自然”的要求，是对技术理性和现代性的必要反馈。

生活改革运动提供了与主流社会相异的生活理念和生存形态，并将其付诸实践，在威利塔山、伊甸、柏林、埃森等地建立了真实的试验基地。基于此，这些被后人称为生活改革回忆场所（Erinnerungsorte）的地方，形成了特殊的空间和地点，它们既自成一体，与其他普通空间形成对立甚至对抗，又能反映普通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历史进程和潜在问题，这便是福柯所称的“异托邦”：在“[特殊]空间的基础上‘异托邦’联系着一种分析思考模式，即反映、呈现、抗议甚至颠倒正常空间的逻辑”。基于这些功能，作为异托邦空间的生活改革场所经过黑塞的反讽式书写，便成为一面“浪漫之镜”，映照出现实中的生存困顿。

《世界改良者》中的蒂罗尔（主人公下乡隐居地）、《居于岩洞中》的威利塔山和《克诺尔格博士的结局》中的小亚细亚，都是地理空间上真实存在的地方，在叙事语境中也是现实性的地方，但又都经过了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被赋予了浓重的生活改革话语色彩。同时，三篇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生活改革的实践者，在进入这一异托邦空间时，一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理由和诉求，另一方面也承担了对这一社会改革领域的文学性反思功能。

贝特霍尔德离开慕尼黑的世俗生活前往蒂罗尔乡下，以“改良世界”为目的践行一种耕种隐居的生活，不仅是出于自身对城市腐朽氛围的厌弃，而且受到了生活改革话语的知识体系影响。首先，正如前文所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改变了生活的物理环境，还改变了社会结构，特别是传统农业及其人口快速被现代社会侵蚀，与之相应的新伦理尚未建立起来之时，生活改革者欲对其施加影响。其次，主人公被一位名叫范·弗里森的预言家（其原型为黑塞的精神导师葛雷瑟）所宣扬的“神秘学”感染，试图通过寻找和学习大自然和传统生活的本真样态，使时代精神和社会道德得以革新。再者，主人公独自迁居乡村并学习农业和手工业劳作，凸显了生活改革运动首先是生存层面，特别是身体相关层面的改革，通过个人生活与大自然相协调的初步经验，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自然化改良。

除此之外，贝特霍尔德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放弃城市生活“回归”乡土的行为，指涉了世纪末前后横亘在欧洲历史语境中的“文化悲观主义”：这种带有集体情绪性的精神氛围“产生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意识和对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统治秩序的回溯，它不再允许对未来的事情抱有任何幻想。因此，这不是一般的乐观或悲观，[……]而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前景的不信任”。以范·弗里森为代表的生活改革倡导者亲身践行浪漫化、民俗化和自由化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回应和批判了带有技术进步狂热潮和价值亟待重估的欧洲现代工业文明；贝特霍尔德在本来应该结婚生子的时刻前往乡村隐居，与其说是被生活改革理想所召唤，不如说是年轻一代在时代变迁、文化芜杂的社会境遇中丧失生存方向感的体现；作为一种反主流文化潮，生活改革运动试图在城市生活的统治秩序之外寻找新文化产生的可能性，即是以“异托邦”的模式反映了（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欧洲文化悲观主义。

与贝特霍尔德为期一年的乡村隐居不同，居住在荒山野洞中的“我”只体验了为期几周的自然疗法，但这种感官体验更为强烈：文中的“我”在经历了暴晒、雨淋和饥饿的“折磨”之后，拥有了更为灵敏的感官以及对大自然万物的感受能力，而对餐具、床、佐料等人类生活必需品来说则处于暂时遗忘状态。天然的岩洞作为一种原始人类的居所，与城市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能为参与身心疗治的人提供更加符合自然疗法要求的场所环境；岩洞所在的威利塔山（意为“真理之山”）是生活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吸引了各国的出世者（无政府无义者）、改革者和艺术家，它是一个“延缓速度”的地方，试图对抗1900年前后欧洲工业社会的“加速”经历，并且为疗治参与者提供更为健康和更加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威利塔山的“异托邦”特质包含了这种符合传统时间感知的“慢速体验”，即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体验，这样的场所才适合自然疗法的试验以及符合对生活改革的想象。

《居于岩洞中》的“我”在接受了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离的疗程后，认为虽然时下的欧洲人可以尝试在生理层面上（饮食和居住）与大自然的融合，让身体重新返回自然界，但精神上已经无法适应自然的荒野状态（特别是现代化教育使人的思维理性化，自然感性的“野人特质”已被驯化而不可逆），因此，自然疗法在（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精神提升的维度上效果甚微。与此相似，《世界改良者》的主人公最终无法忍受乡村隐居的百无聊赖状态而返回城市，是对改良世界理想的颠覆，在更广的意义上也是对生活改革运动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隐喻和预言。

浪漫化倾向的自然疗法、回归乡土与现代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重返自然与传统的实践只能在个人或小众的范围内作为试验性活动而展开，它并不符合工业社会的物质生活现实，对于人口增长和合作化生产的社会系统而言，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才符合社会整体的生存需求。其次，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离不开社会整体，无论是个人的身心疾病还是时代精神危机，都只能通过社会整体精神的提升才能得到康复和解决，通过个体疗治达到社会和谐的途径缺少对整体的系统性把握。再者，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使现代人在物质上依赖加速发展的生产系统，在精神上也融合于快节奏的生活模式，即便身体能适应自然环境，精神上的“逆向返回”已经无法实现，心理上的现代化已成事实。最后，体验自然的美是以一定的美学认知作为前提的，尽管生活改革者（文中的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具备一定的美学基础，并赋予大自然的荒野环境一种神秘的疗治功能，然而这种人为美化的空间并不能被大众所接受，虚构的“自然美学”也只能在小范围内流传。

与自然疗法相比，《克诺尔格博士的结局》中的素食主义异托邦空间受到更为激烈的讽刺。主人公在偶然的情况下体验到素食方式对身体康复的积极作用，但他与将素食主义奉为信仰的“严格派狂热信徒”有所不同，是以参观者的身份进入小亚细亚的素食主义者领地，并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观察这片“异托邦”场所（讽刺的意义也在于，普通人在这一空间内反而成为异类）；小亚细亚的地理空间设定，不仅使素食者领地与欧洲处在一种相对的位置，而且暗示了素食主义需要温暖、物产丰富的异域环境作为基础；狂热信徒们致力于“‘素食主义复国运动’，目标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为持同一信仰的徒众和追随者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这种类似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一方面隐喻了部分生活改革者建立的与社会实际相对立的试验空间充斥着极端思想，另一方面也表明，生活改革运动尽管是小众运动，但它试图通过某种共同的类宗教信念模式，号召欧洲现代社会中拥有共同理想的人士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黑塞在《世界改良者》中对诸多生活改革者形象的描述赋有共情，并将他们与贝特霍尔德并置为同道中人，对小亚细亚素食主义者领地内的居民则称其为“从世界各地逃来的怪客”，他们与已完成教职生涯而荣休的克诺尔格博士处在一定程度的对立状态中。首先，这些素食者来自不同的职业领域，但都具有世俗意义上“失败者”的特征，他们厌恶工作，无法融入原本所在的职业团体中，因此糜集于这片新领地以求生存。其次，他们将诸如传教、超自然研究、魔术等神秘主义手段融入素食康复的扩展领域中，从而能够在像主人公那样的参访者身上获取（或骗取）生存物资，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寄生状态（威利塔山上的自然疗养中心便采取此类亚商业模式）；再者，像约纳斯一样的极端素食主义者增强了领地居民群体形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尽管已经处在这片与现代化世俗生活相对的区隔空间中，但仍不满足于现状，而是对不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行为规则的人进行迫害（克诺尔格博士被害），因而此地也并非宣称的和平世界。最后，除了讽刺，黑塞对此地大多数的生活改革者仍旧抱有一定的同情，他们即使有逃离务实工作的恶习，也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实践一种简朴的生活，可视作“嬉皮士”运动在文学中的早期形象。

除了这些带有生活改革话语的回忆场所，自然疗法和素食主义都关涉“身体”这一特殊的空间形式：站在个体的视角上，身体可理解为一种“异托邦”，它既融入生活空间中，是个体所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又能代表个体从而区别于生活空间，并且在衣着、饮食和行为上反映着个体的生活世界。生活改革运动的身心疗治以身体为主要对象，一方面反对抽烟酗酒和服用化学药物，拒绝人工合成物质介入身体康复，另一方面提倡纯天然有机食品和素食，从而使身体更加接近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自然界；黑塞的三篇作品也提及裸体运动和着装改革，它们通过改变身体与生活空间的“连接层”从而凸显身体的特殊之处，进而表达改革者在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理想等方面与社会主流的不同。就此而言，身体实现了主客关系的统一，既是媒介，又是改革对象本身，既具有流动性，对个体而言又是相对固定的生存位置—生活改革话语下的身体就如其他地理上的改革试验场所一样，成为福柯所指的“异托邦”空间：“每一种文化或文明中大概存在着一些真实而有效的地方，它们被拉进社会的体制中，可以说是反位或对立点，实际上是实现了的乌托邦，同时能够表征、否定和颠倒文化中其他真实存在的场所。”

纵观黑塞依据生活改革运动所构想的乡村隐居、岩洞疗养和素食主义者领地等多元的异托邦空间形式，1900年前后欧洲工业社会症候以及现代性文学表征便跃然纸上。改革者占据远离现代文明之地实践农耕生活，恢复自然野性，甚至利用“神秘学”建立内部的类宗教规制，都具有消除人的主体地位和坚持自然神性的浪漫化倾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生活改革场所甚至改革本身的文学书写成为一面“浪漫之镜”，在结构和功能上使德意志浪漫传统在现代文学中完成“返魅”。

本文所探讨的三篇作品，尽管不如黑塞的长篇小说有名，但集中涵盖和反映了作家对生活改革运动的浪漫化观察和体认，甚至其后的成名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此题材（例如，《玻璃球游戏》开篇便道明，卡斯塔里亚教育王国继承了20世纪初生活改革运动的精神，而《德米安》中直接嵌入了“精神导师”的叙事模式）。因此，梳理和分析黑塞作品中的生活改革话语，对理解和研究黑塞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

生活改革者对与自然相符的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对环保、平等、和平等价值观的追求，是小众化的浪漫精神对技术理性的反抗，一方面反映了世纪转折之时德国工业化社会中存在诸多病症，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实现个人的身心平衡和社会的和谐有序。另一方面也表明，生活改革的创意、理念和实践是对既有腐朽制度的不满和批判，也是社会潜在的内生动力，而这种个性化的活力符合黑塞在文学中“探索自我”的精神架构；作为改革的代表性项目，自然疗法和素食主义强调对现代人的身心改造，在对抗工业化介入日常生活的同时积极引导人类返归自然，而此类浪漫主义情怀是黑塞文学的基调；以前现代和非资本主义欧洲的生活方式构筑的生活改革试验场所，事实上区隔了大城市中已普及的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架构了文化意义上的异托邦空间（黑塞文学中常见的印度、中国和中世纪世界便是区别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另类空间），具有“浪漫之镜”的功能。

黑塞对生活改革多元化场景的书写和神秘化元素的嵌入，也促使德意志浪漫精神在其早期现代文学中实现“返魅”。自然疗法注重身体与精神对自然的全面连接，认为人与自然的重新融合能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也即是“将人限定在神性之下或自然之中以形成一个整全性世界，相信存在着理性认识能力所不可企及的神秘性”；同时，通过对素食主义者原教旨生活方式和宗教化组织形式的反讽，黑塞笔下的生活改革试验场所以异托邦空间的形式展现了一种反主流文化潮，促使改革者在文化悲观主义的氛围中遁入“神秘学”、禁欲、宗教狂热等境遇中；无论如何，改革者能在乌托邦理想的召唤下从中古和异域文化中借鉴和设计生活改革的方式方法，将不同于流俗生活的生存模式付诸实践，已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注：本文选自《德语人文研究》2022年第2期，第60—67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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