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视阈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

贾烈英

自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来，时间已经走过了近十个年头。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其发展前景的争论始终存在。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具有以下三种内涵。第一，它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二，它是一种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和意识。第三，它是一种对未来世界的美好理想和愿景。

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加拿大卡林顿大学政治系的史蒂芬·史密斯博士认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取决于国际社会的“中国化”能力。“中国模式”应被视为对国际社会规范结构的补充，而不是对自由秩序的威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自由经济秩序的“被整合者”，中国更愿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更积极地改变国际制度和规范，更坚信国家的多样性可以共存。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反映了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比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张登化认为，“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出现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两个动机：一是利用这一概念来缓解自身与邻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二是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交战略。波兰学者马尔钦·卡兹马尔斯基（Marcin Kaczmarski）认为，中国人的愿景主要基于两个概念，即“中国梦”和“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结合，说明了中国追求其雄心壮志的意图，并且愿意承担地区领导责任。

本文试图在仔细研读习近平主席原著的基础上，回答下面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是什么？国际组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有哪些？中国和国际组织合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会对时代主题进行深入思考，做出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思想体系。中国几代伟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情况，都曾经发出时代之问。毛泽东追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邓小平追问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江泽民追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的目标及其实现方式；胡锦涛追问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及其实现方式；习近平追问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对这些时代之问的回答，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中国和世界。

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日趋严重，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强。针对这些世界难题，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他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声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写进了宪法和党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一种不断完善和丰富的主张。这一倡议从提出到现在已过去多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外交场合，结合不同的对象和场域，不断宣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国内外学界也从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角度诠释和传播这一新生的理论体系。本文将从习近平主席的著作出发，结合世界政治变迁的大背景，力图描述、概括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结合中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思考走向现实的实践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在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集共同体思想之大成，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探索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

共同体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古希腊、中世纪欧洲到近代西方的许多思想家都曾对共同体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思考。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将经过三种类型的共同体，即对人依赖的自然共同体、对物依赖的虚幻的政治共同体（即异化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古代中国的“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等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在实践中，共同体的形式多种多样。

共同体的理念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不断演进，从涓涓细流成为浩浩江海。在国内层面，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进程的重要节点。2017年和2018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分别被写入党章和宪法，这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

在国际层面，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俄罗斯时首次对外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和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目标路径给予了全面、深刻的阐释。2017年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继被写入联合国不同机构的多项决议中。2021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再次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世界上诸多问题的出路。他还在一系列国际场合创造性地提出各种具体的共同体方案，或者以地域关系命名，或者以功能称呼，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日趋丰富，实践逻辑日益清晰。

国内外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诠释。王帆和凌胜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作为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秦龙和刘培功对国内学界2013—2019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成果从研究主体、研究热点、研究重点等方面，做了清晰的分类和评述。

国外学界甚至出现一些消极的评价，比如“中国野心论”“新殖民主义论”“价值观冲突论”，以及“大国地区竞争说”“降低国际社会担忧警惕说”“帝国天下观延续说”等。这些反映都是正常的。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普及和构建行动的深化，人类的共识将逐渐提高。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读，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习近平主席的主张一直在发展丰富之中，不同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和信仰体系，都会导致对习近平主席思想的不同诠释。从原著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的不二法门，习近平主席的原话为我们解释下面几个核心问题提供了钥匙。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在习近平主席的众多讲话中，国际社会、国家、各国人民、政党等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人类是无所不包的，而不仅仅是指中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中国提出的，但如果没有世界人民的自觉与共同努力，它是不能实现的。与此问题相关，人们会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内和对外关系的特质是什么？也就是说与这个共同体相对的外部主体是谁？内部主体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考虑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最大的存在”，外部没有主体，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共同体不能成为实体，只能是个虚体（即价值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个人、国家、人类都是重要的构成要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该以哪一个为主呢？完全强调个人，那么共同体则不复存在；突出人类主体，当前共同体的构建则难以实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首先要发挥好国家的作用，要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离不开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的共同努力。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理逻辑。在地球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从何处开始操作呢？按照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原则，应该先从近邻出发，邻居更容易有相同的命运。第一，以国家为单位，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等。第二，以区域为单位，构建区域共同体，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等。第三，比区域更大的单位，构建涵盖整个大洲或洲际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如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二十国集团命运共同体。第四，以地球和整个人类为单位，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功能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是在不同功能领域展开，习近平主席针对影响国际社会生存的、亟待合作的领域，不断呼吁建立命运共同体，包括卫生健康、网络空间、安全、发展、人文共同体等。至于各个不同领域间的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重大课题。

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体还是虚体？通过研读习近平主席的原著，可以看出他对这些问题的辩证回答。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但他同时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可以看出，在习近平主席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和今天都已经存在，它既是实体也是关系和过程，但高质量的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人们长期努力奋斗。没有共识、没有想象的共同体，就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共同体。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把全人类的命运拖进了深渊，当下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大流行，也是人类命运的至暗时刻。我们要和平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不要内心恐惧、穷困潦倒的命运共同体。

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程度。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始于利益考量，强于责任担当，终于价值认同，这个价值即是习近平主席在联大发言提到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博鳌论坛年会上，呼吁构建亚洲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并指出共同发展才会有共同利益；和平发展，是共同责任；融合发展，就会形成共同命运。

对于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胡伟雄教授有一个比较中肯的总结。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在实践基础上为解决诸多世界难题提出的方案。同时，它与人类解放、人的平等合作和自由发展直接相关，更与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的现实紧密联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继承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联合体”理论的升华。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要借助联合国这一全球治理的实践大舞台。从思想精华上看，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它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

国际组织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类重要行为体，它的创建就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理念，当前国际组织数目之多，远远超过国家的数目。根据2017—2018年国际组织年鉴的报告，全球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有7658个，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有61,682个，这反映了人类互动的程度超过以往。每一个国际组织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主权国家是镶嵌在国际组织网络上的。全球200多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更为明显，比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国际刑警组织、欧洲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77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中东欧合作机制等等。

国际组织和单个国家比起来，更有代表性、普遍性和权威性。代表性是指国际组织会员国的多少，普遍性是指国际组织的功能领域，权威性是指国际组织的规范能力和执法能力。国际组织是各国代表表达自己意见的舞台，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平台。在国际组织中，脆弱群体的声音有可能被聆听，被关注，被传播。多元比一元更真实、更丰富。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事务中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其人口只占全球的12%，而其他88%的人口的声音需要有舞台发出。

国际组织是身份的象征，很多国际组织要求成员必须具备某种资格才能加入，并且老成员对新成员的加入具有否决权。很多国家为了获得某个国际组织的入门券，对外频繁开展外交活动，对内进行改革，努力获取入门资格。即使因某种原因退出国际组织的国家，条件成熟时，其重返国际组织的例子也有不少。

国际组织是信息集散地、资金集散地和技术集散地，大量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时互动，求生存、求发展，或者获取权力和声望。有些国际组织效率不太高，但它代表的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国际组织是制定和传播规范的平台，国际组织往往具有主权国家互动的需求，但有时候，这种需求也是国际组织培育的。国际组织内涵的制度和规范不断影响着主权国家的利益观，塑造着其新的身份，主权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规范慢慢学习获得，并日益内化、深化，假以时日，其共同的价值观得以形成。

国际组织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命运的发展史。国际组织的方案在开始时会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但成员经过不停地试错，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铸剑为犁，冰释前嫌，掀开了人类通力合作的新篇章。大战之后往往诞生新的体系性的国际组织，人类合作也会达到高潮，但随着大国战略目标的变化，国际组织又可能受到冷遇。

美国学者入江昭认为：“国际组织和国家共同存在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国家追求安全、市场荣耀等国家利益，并由此导致了战争和冲突，但国际组织却积极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其活动促进了人类团结互助与相互信赖的意识，为20世纪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20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核心事态，与其说是热战与冷战，不如说是国际组织带来的不断加深的国际互动网络和全球共同体的兴起。”

当前人类的共同命运日益明显。从新冠肺炎疫情、气候、难民、通货膨胀，到核扩散、地缘冲突、网络安全，太多的领域需要共识和合作，而目前全球治理的力度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面临人类生存的劫难和困境，中国大力呼吁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国际组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和平台。在大量的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活动最活跃，作用最突出，地位最重要。下面我们以联合国为例，分析一下国际组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势和逻辑。

1.联合国是全球最大且最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如此多的会员国参与，说明联合国大会代表了人类的民主与正义，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国际舆论的风向标。一国的理念最适于在联合国大会宣讲、传播并争取变成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

还有数千家非政府组织被联合国授予咨商地位，这是联合国对其工作的认可，并赋予这些组织一些权利。目前，中国（未包含港澳台地区）有39个组织被授予“咨商地位”。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享有参与联合国相关事务的权利，主要包括：指派授权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公开会议；提出书面说明，并作为联合国文件印发和分发给理事会或附属机构各成员；向大会做出口头陈述和报告等。联合国为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提供各种便利。

联合国致力推动全球契约计划，要求各国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等方面的基本原则。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于2021年1月19日公布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未来三年的新战略规划，旨在提升并加速推进企业可持续性的商业行动。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独特地位可以支持企业在发展进程中调整自身商业实践，建设一个可持续且具包容性的未来……”

2.联合国是最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所承载的使命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和平、发展与人权三大支柱，从太空到海洋、从粮食到网络、从教育到卫生，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是在二战结束后建立的，并且不停地给世界敲响警钟，给人类指明前进的方向。

3.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联合国的权威性最强。国际组织的权威来自宪章赋予的权力和各种行为体的捐助，最根本的还是主权国家的认可。国际组织一直面临着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悖论——国际组织越大，其权威性和有效性越低。但联合国安理会的设置，使得联合国具备了强制手段。任何绕过联合国的行动，其合法性的不足都会使其权威性降低，要想使问题获得根本性的解决，还是要回到联合国的框架来，因为联合国代表了主权国家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安理会关于强制措施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而联合国大会的谴责会让一国的国家形象受损。

联合国成立至今已有70多年。和平、发展和人权依然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如果没有联合国，人类的命运将更加不可捉摸。联合国首要的任务是维护人类的和平，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联合国努力调停地区热点问题，推动军控和裁军，发起维持和平行动，为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著名的例子即为1962年联合国调停古巴导弹危机，给处于核战争边缘的联合国成立至今已有70多年。和平、发展和人权依然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如果没有联合国，人类的命运将更加不可捉摸。联合国首要的任务是维护人类的和平，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联合国努力调停地区热点问题，推动军控和裁军，发起维持和平行动，为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著名的例子即为1962年联合国调停古巴导弹危机，给处于核战争边缘的美、苏双方提供了缓冲的渠道，并得以走出困境。

联合国在发展领域，为改善各种脆弱群体的境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就斐然。这些脆弱群体包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失业者、吸毒人群、艾滋病患者、难民、妇女儿童和老人和少数族裔等。联合国在全球性发展问题上奔走呼号，比如环境保护、计划生育、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等，尤其是在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等方面，披荆斩棘，不遗余力。今天，面对新冠肺炎病毒，联合国在预警、筹资、技术与管理援助、推广疫苗普及、克服传染病大流行的后遗症等方面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权是联合国事业的三大支柱之一。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人权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保护人权条约体系不断完整，人权机构不断健全，保护人权的实施制度逐步完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为了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和难民的权利不断呼吁国际社会承担“保护的责任”。联合国致力于文明对话。联合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安全（和平）、发展、人权、正义”。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世界宣示，对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表示高度认同。

2020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时代之问：“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在当今时代，联合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1.联合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现在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高度兼容，因此，联合国的法治遗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制度化的重要基础。联合国在发展国际法、维护国际法、增强法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联合国的法治权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终止有罪不罚等；通过安理会制裁，强制执行宪章规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推动国际法能力建设等。

2.联合国专家在国际社会具有极大的公信力。国际公务员队伍是一只高素质的队伍，在联合国系统的人数达到了10万人左右。他们之中既有各个领域的翘楚，也有跨文化交流管理的通才。他们的魅力来自专业领域的国际权威，来自对《联合国宪章》的信仰，来自人格的感染力。具体说来，国际公务员具备忠诚、专业精神和尊重多样性等核心价值观，以及语言和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管理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等核心能力。如果把其他国际组织的国际公务员考虑在内，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可低估，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需要输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到国际组织中。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

3.联合国具有不容忽视的筹款能力。财政支持是落实决议，完成愿景的关键，虽然国际组织本身的生存也受到财政压力的考验，但国际组织存在周期很长，数目也越来越多。联合国系统每年行政年度预算为30亿美元，维和年度预算为80亿美元，联合国系统的众多机构，关乎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紧急贷款，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化减少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粮食署、难民署、妇女署、近东救济工程处、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等，都在举办筹款活动以缓解相关领域、相关群体的苦难。中国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屡屡捐献善款。2020年，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5000万美元，助力国际抗疫。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指出，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他再次承诺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并宣布了一系列具体举措，这些举措必将为联合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不竭的动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只有共商共建共享，才能保护好地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必须与各种行为体一道合作，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国际组织则是不可或缺的行为体。中国是联合国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中国一直与国际组织密切合作，为了世界和平发展而努力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边主义行动日趋活跃，中国方案及其实践在国际组织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这当中既有传统的国际组织，也有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等。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覆盖地域较广，既有国内，也有国外。目前，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更别谈什么发展和人权。但和平应该建立在尊严的基础上，签订屈辱条约换来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中国人民经历了百年屈辱，深知和平来之不易。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以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为己任。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中国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一起，致力于众多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维和经费的第二大出资国，是安理会五常中出兵最多的国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谈判，从拥有原子弹的那一天起就向世界表明“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为反恐和网络安全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非盟、阿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一起，为维护区域安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首先在各种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帮助下，全方位实行改革开放，改造自己，影响世界。到2021年，中国彻底解决了7.7亿人的绝对贫困问题。考虑到中国有14亿人口，经济的体量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国努力把自己的事办好，也就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贡献。让14亿中国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过上体面、幸福的生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全方位走向现代化的生动写照。如果没有中国与国际组织的携手合作，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与国家组织合作的舞台不光在国外，首先是在中国国内。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伊拉克前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马赫迪撰文盛赞中国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启示。中国道路取得的巨大成果，可以激励第三世界国家提高自信，加强互助，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发展起来后，积极带动全球各方面的发展。例如，中国发布《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实践》减贫案例选编，参与减贫合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发表《北京宣言》，积极致力于推进全球可持续交通与互联互通；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治理注入新动力等。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抓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建好亚投行，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源源动力，带领世界人民共同致富。截至2021年12月底，我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通过扩大贸易和技术交流，助力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提高就业和改善基础设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文霭洁指出，通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实现国家自身发展，也将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力引擎。

“一带一路”建设在理念和目标上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高度契合，是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2019年9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途径。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在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的比例不断提升，并全方位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议程（如维持和平行动、南南合作、妇女、发展、人权等），同时不断提出新理念，打造新的国际组织。这些行动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组织携手推动全球治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看出，在全球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国是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成为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流砥柱。

2019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国内人权的巨大进步和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情况。

每个人命运的改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权领域，从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叙事权、话语权，提倡集体人权和生存发展权到建立人权对话或磋商机制，从采取实际行动改善各种脆弱群体的生活到不带政治条件的海量对外援助，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可圈可点。中国从不利用天灾人祸谋取私利，而是秉持生命至上原则，提倡利用外交和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制造人道主义危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追求幸福、走自己道路的权利。

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深深的共鸣，多次进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成为新的国际规范，为国际人权治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全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1 年工作报 告中指出，由新冠肺炎病毒引发的全球卫生、社会经济和人权危机凸显了多边合 作的重要性，也考验了其局限性。目前，世界经济萎缩滑坡，全球化进程遭遇 逆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阴霾阵阵，大国对抗态势严峻，但多边主义正超越国 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成为世界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已经站在 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当前，国际组织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舞台，也是与中国密切合 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伙伴。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主席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外提 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来，中国政府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不断展现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决心，不断完善其方案的内容，不断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签署合作 协议，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少数国家或 民间人士会有误解、担忧、漠视甚至公开曲解和反对。但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 力，这一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士理解和接受。

国际组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众多国际组织持有相 近的价值观、重叠的责任、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双方在过去合作的基础上，继续 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领域深化合作，各种领域和各种区域的命运共 同体正不断出现，不断交融，不断深化。构建人类命运体和推动“一带一路”建 设，写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决议中，并不断落实。中国与国际组织的紧密合 作，既体现了中国的担当和中国智慧的魅力，也昭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海 市蜃楼，而是世界和平、全球发展、人类秩序的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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