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非个人化

许小凡

“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或“非个人化诗学理论”（the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诗学理论的关键概念（Complete Prose 1: 108, 112）。这一理论认为诗歌创作的原理并非基于个体情感经验，而是对既往的文学传统作出有意识的开掘，并藉此加工个人（individual）的情感经验，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联系，形成一个共存结构。艾略特本人对这一概念最为系统、也是首次公开的阐发，见于1919年伦敦《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杂志连载的《传统与个人才能》（“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一文。这一理论主要从诗人而非批评家的角度体察文学创作，针砭浪漫派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创作，并指向现代主义诗歌的自律。本文将探讨非个人化的理论内涵与历史情境，包括它关于“个人”与“传统”（tradition）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思想史中的定位与对话对象，及其如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演变，成为衔接激进文艺主张与保守政治这“两个艾略特”的关键一环。

于1919年9月和12月连载登出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最为系统地阐发了非个人化诗学理论。文章不仅指出个体创作中最“个人”的部分都来自于传统，而且区分了自动“继承”的传统和着意“付出很大劳力”方能习得的“传统”——后者被定义为著名的“历史意识”（the historical sense）。艾略特颠覆了个体创作反抗传统定式的一般认识，转而指出个性（personality）与传统相互依存、相互供养的关系。传统的共时性在于，对当下创作的考量和鉴赏必须放置于古人的序列之中，而新的创作也时刻改变着传统的秩序与布局，这就是文中所谓的“新与旧的适应（conformity）” （Complete Prose 1: 106）。此外，以新的方式利用已有的文化与思想资源同样重要，如艾略特后来在《传统与诗歌实践》（“Tradi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Poetry”）一文中更为简明地加以总结的那样，“诗歌的重要任务是让一切事物变成新的，而不一定是创造新的东西”（Complete Prose 5: 300）；同时，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也应“不断地牺牲自己，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以归附更有价值的传统秩序（Complete Prose 1: 106）。是为创作的非个人化。

除了《传统与个人才能》外，在艾略特的诗歌生涯中，另有一些文本可以作为非个人化的补充或者变体，这其中包括1919年7月艾略特致哈钦森（Mary Hutchinson） 的书信，以及同年阐发“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理论的《哈姆雷特》（“Hamlet”）一文，其后发表的《四位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Four Elizabethan Dramatists”）和《叶芝》（“ Yeats”）等文章也都涉及这一理论。后来，非个人化所使用的语汇逐渐为艾略特的保守政治主张所征用，如在《追寻异神》（After Strange Gods）中，艾略特表示，我们时代的斗争是“更新我们与传统智慧之间的联系；重新建立个人与种族之间的生命联系；一言以蔽之，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Complete Prose 5: 37）。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保守主义色彩继而在包括《传统与诗歌实践》 《〈吉卜林诗作选〉编者序言》（“Rudyard Kipling”）等文本中显现出来。虽然艾略特晚年认为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不成熟”（Ellmann 10; Complete Prose 6: 81），但它仍作为贯穿艾略特文学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追问着“新”与“旧”、“自我”与“历史”、传统的边界等重要问题。

非个人化不仅相对于传统而言，而且也与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情感问题息息相关，例如那句著名的“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然而，紧随这一陈述的限定条件，则指出了非个人化在情感层面的辩证：“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Complete Prose 1: 111）。换言之，以一种颇为吊诡的方式，个体感受力成了“非”个人化的前提，与《传统与个人才能》同年问世的《本·琼森》（“ Ben Jonson”）一文就说得更为清晰：“艺术作品的创制……存在于向其中注入人格的过程，或者更深层意义上讲，它存在于将作者的生命注入（transfusion）到人物中去的过程”（1:158）。在《四位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和《叶芝》中，艾略特又进一步明确了“个人”对非个人化的意义，认为非个人化代表一类通过专注于某项任务，间接地表达自己的个人经验并继而反映普遍真理的能力（1:507;6:81）。在一定意义上说，非个人化对个人的辩证式倚重，也与历史意识的获得机制相关。

在艾略特看来，传统的共时性虽然需要创作者有意识地获得，但未必意味着对古人和经典作品皓首穷经的研读；《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前两个月，艾略特在致哈钦森的书信中提到，一个人尽可以读一千本书但仍是个野人；历史意识强调的与其说是文学传统注入创作心灵的剂量，不如说是这封信中所表述的一种内化传统，即将传统“据为己有”（made one’s own）的能力与技艺（“To Mary Hutchinson” 377）。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确如艾略特所说是“个人性”的；个体创作者的历史意识和非个人化的生产是一体两面，都以这种个人性为条件，端赖一类“感受力”（sensibility）和“涵养力”（receptivity）。创作者的心灵应对各类感受保持开放，以促成新的情感化合物的生成，提炼出新的艺术效果。与浪漫派将真实体验的情感作为创作前提这一理解不同，创作者的心灵扮演的角色是这一过程中的催化剂，或是收藏着各类感觉、词句、意象，以俟它们自由组合起来的“贮藏器”（receptacle）：一个有判断、有觉悟、有个性的容器（Complete Prose 1: 109）。

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其中的辩证关系甚至矛盾，或者说impersonality中“im-”这个否定前缀的不稳定性。主张个人的感受力，无论是对情感体验的感受力，还是对文学历史的拣择和内化，这些都对个人提出了更多而非更少的要求。换言之，非个人化中的否定并非绝对，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是针对将个人经验当作必要条件、用个人创新超越历史这些信条与迷思的质疑。非个人化诗学理论归根结底是从诗人角度出发的创作指南，而把受苦自我和创作自我相剥离，否认受苦自我是创作的先决条件，这就让创作自我的能动性、也即艾略特所说的“艺术加工的强度”被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正如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曾指出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明确提出，重要的并非诗人所拥有的表达内容，而是它表达的方式”（340）。这其中的核心辩证在于，它既拒绝将个人感受当作诗性表达的先决条件，又强调创作个体的技艺，同时还声称文化的非“个人化”。

这种辩证关系常被认为是一种自相矛盾。艾尔曼（Maud Ellmann）就采用后现代批评视角，指出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诸多内在冲突和无法自洽之处，如《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论述就在人本主义和反人本主义之间来回折返（40-41）。这诚然是关于非个人化的一个关键事实，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非个人化诗学理论在人本主义方面保持暧昧，恰恰说明人本主义并非这一理论主要的对话与干预对象。相反，非个人化的矛头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与个人主义，以及个人在历史面前的傲慢。换言之，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是在一战后“校正写作与历史的关系”（姜涛26）乃至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次尝试，它针对并企图修正的不是人本主义，也不仅是浪漫派，更是与之相关的自由派个人主义，这是他对时代和文艺症候的把脉。本文接下来将从个人与传统这两个侧面着手，梳理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思想史情境及其演变路径。

《传统与个人才能》刊发在《自我主义者》（1914—1919）因一战而停刊前的最后两期，与其说它是非个人化诗学理论诞生的平台或者背景，不如说它实际同非个人化一道，都诞生于同一思想史情境之中。《自我主义者》杂志前身是《自由女性》（1911—1912）和《新自由女性》（1913），由著名的女性投票权倡导者马斯滕（Dora Marsten）主编，但在创刊半年之后，《自由女性》杂志的副标题就从“女性主义评论周刊”变为“人本主义评论周刊”，以彰显更广阔的关怀；1913年6月，在庞德的建议下，《新自由女性》又将副标题改为“个人主义评论周刊”，这一刊物定位沿用到更名为“自我主义者”之后。依据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梳理，刊物视野向个人主义的转向源自马斯滕在1912年读到的《自我及其所有物》（The Ego and His Own）一书，作者斯蒂纳（Max Stirner）是德国哲学家，往往被当作尼采的先声，然而学界对这种影响的程度及证据多有争论。而早在该书英译本问世的1912年之前，胡内克（James Huneker）在《自我主义者：超人之书》中就曾论及斯蒂纳张扬的自我主义精神：“做自我主义者吧。没有什么真理，只有我的真理。没有什么世界，只存在我的世界。我是我”（356）。同年，时为哲学系本科生的艾略特在《哈佛通讯》（Harvard Advocate）上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简评（Complete Prose 1:24），在此后博士论文的研究中，他继续把个人主义理念与唯我论（Solipsism）当作重要的思考对象。

个人主义与现代性对人的全面异化密切相关。列文森（Michael Levenson）借一系列现代主义小说指出，世纪之交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都折射出“我”与“他者”之间的模糊边界，以及在群体的严格规范之中建构个体的种种困难（xii）。批评家贡肖雷克（Andrzej Gasiorek）对这一历史语境的讨论更为具体：与张扬自我或内在探索相应的，是20世纪初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官僚建制多重交织的情境（111）。1905年，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Max Weber）将目光转向隐于加尔文教派的伦理观、理性功利主义以及工业资本主义背后的一套共同的、“非个人”（impersonal）的逻辑。在加尔文教派的伦理观中，人类之间的互爱成为增进上帝荣耀的工具，人的主体地位遭到忽视，这与功利主义的义理相通，都是为了更大层面的利益而弱化个体性（65）。韦伯的非个人化理论不仅批判了现代社会秩序中机器生产和各类建制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一视同仁的异化，还隐含了对一套人类应当拥有的、更自由的个人性的定义，即一个超越“无聊乏味、千人一面的植物性的”自我，一个拥有内在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自我（Brubaker 32-33;Schroeder 62）。

在整体去个性化的社会机制之中挣扎着指认并确立自我，这其中的张力是现代主义文学和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母题，也是现代主义自我身处的一对核心二元关系。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齐美尔（Georg Simmel）发表于1903年的《大都市与思想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就提出，大都市使人重理性而轻情感，磨损人的鲜活个性，“现代生活最深的症结在于个人……试图保持存在的独立和个体性”；而与这种个体性为敌的，是充盈“在楼宇和教育机构中、在战胜了空间的科技之奇迹与舒适中、在社群生活的形成之中、在国家的可见体制中”的“去个性化的精神”（impersonalized spirit; 19）。在20世纪初，非个人化的概念在社会理论与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其语义也大多指向工业精神与城市化对个性的磨灭。小说家福特（Ford Madox Ford）在发表于1905年的《伦敦的灵魂》中，就批评了伦敦的抽象与“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的景观（5-6）。刘易斯（Wyndham Lewis）在《自我主义者》上连载的小说《塔尔》（Tarr）则在开始部分就戏剧化了艺术自我与被现代社会规训的一类人格之间的冲突。作者在小说中的化身塔尔主张在艺术中创造出新的自我，而反对这一观点的霍布森先生则被视为缺乏“个性”，泯然众人（15-16）。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并非一个全新概念，而是将既有的社会批评用语嫁接到纯诗学理论的一次尝试，并且令人耳目一新地跳出了现代性/个人这一既定的二元框架。不从这个语境看，只单纯观察理论的内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艾略特十年后会称自己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为“虚张声势”（“To E. M. Forster”573）；从某个角度说，这一理论本身已如其内容所示，是基于特定批评传统之上的借题发挥。如果借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科学概念，那么可以说，非个人化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数轴上的相反关系，而是通往复数空间的一条折线，打开的是另一个世界。这一关系可借艾略特1917年的短篇小说《鳗德洛普与苹普赖斯》说明。艾略特借两个小说人物的塑造，戏剧化呈现了自己与庞德的文学宗旨。两人都力图摆脱既有的概念范畴与系统框架，渴望“在具体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层面理解人类灵魂”（Complete Prose 1:526）。然而这种对个体性的关注并不等同于个人主义；象征艾略特本人的鳗德洛普就强调，他们并非“个人主义者，不！！也不是反智识主义者。这些都是标签。‘个人主义者’跟所有别的人一样，都是群氓，而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群氓是最教人厌烦的”（528）。换言之，值得探寻的，是超越自恋自怜、自我崇高化姿态的个体价值。

这种一方面强调个体性，另一方面拒绝个人主义，将创作个体放置在历史与外部世界之中加以考量的辩证原则，在艾略特同时期的哲学思想中也能窥见一斑。1916年，艾略特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对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F. H. Bradley）认识论的思考与非个人化也有许多互通之处。布拉德雷哲学的关键概念为“有限中心”（finite centres），艾略特称之为“视角”，即一个人及其经验、认识的整个世界所构成的一个认知实体。然而这个自我及其认识的“有限中心”并不是封闭的（也即艾略特在论文最后章节讨论的“唯我论”），而是时刻与其他“有限中心”及客观世界相互交通。在1914—1915年牛津默顿学院的一篇题为《有限中心与视角》（“Finite Centres and Points of View”）的学期论文中，艾略特就提到，“‘外在的世界’和个人的世界在每一个新的局面中都不停在重新安排自身”（Complete Prose 1:176），这与非个人化理论中“新与旧的适应”的动态过程几乎是字面对应的。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个性”与外部世界相互建构，如艾略特博士论文中所陈述的那样，事件“从一开始就受到我的个性的浸染，正如我的个性受到它的浸染”（361）。这一点可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非个人化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否定中，艾略特实际上偷换了概念；非个人化反对的不是个性，它强调创作中的忘我和无我，是将当下经验与传统相衔接的努力，是将自我安放在历史悠长的阴影之中。“一个人拖长的影子/是历史”，写于1917年的《笔直的斯威尼》（“Sweeney Erect”）化用了爱默生的《自立》。此时的艾略特，侧身站立在爱默生与纵欲的斯威尼之间。

自我从属于艺术，只具有次要的属性，是工具性的。对这些事实的强调，构成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与同时代其他非个人化理论的区别。艺术是第一位的；艺术家是被动的、激发艺术的媒介。这也就是为什么非个人化诗学其实是给艺术家而非批评家的一份创作指南和提示，创作是它首要的关注点。《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前不久，《自我主义者》上也连载了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刘易斯的《塔尔》，两个文本都涉及艺术家的创作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角力与碰撞，但它们的艺术理念都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确提到了某种“去个人性”，认为艺术家的个性会融入叙述、人物和情节之中，最终“将自己非个性化（impersonalise）”；艺术家“位于他的造物之内、之后或之外，目不可及，提炼至无形，无动于衷地修剪着自己的指甲”（180-81）。与此类似，叶芝（W. B. Yeats）认为诗人“从来不是那个坐下来吃早饭的、零散事件的集合体，诗人在思想里重生，是有目的的、整全的”（379）；而艾略特则从多恩那里发现“艺术家是一只巨眼，好奇又耐心地打量着作为人的自己”（Complete Prose 2:168）。上述观点都强调创作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不同，然而，塔尔作为刘易斯在小说中的化身，提出了自己关于个性与情感的理论，即艺术的目标在于自我创造：艺术创造是将个人的生命力或那些无法通过力比多消耗的情感转移到了艺术域，因而与其说艺术家创造作品，不如说这一创造过程创造出了艺术家——一种新的人类（15-16）。1918年，艾略特在《自我主义者》上刊发了两篇为刘易斯的《塔尔》撰写的十分肯定的评论，但第二篇的结尾处还是暴露了艾略特隐含的批评：“刘易斯先生是一位敦使我们对他发生兴趣的魔术师；他与其说是一位小说家，不如说是我们时代最令人着迷的个性（personality）”（Complete Prose 1:747）。换言之，个性侵蚀了刘易斯的小说家、艺术家身份，他成了塔尔所向往的那类创造自身的艺术家，同时也成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所干预的对象。

在批评浪漫化的自我创造、自我表达的同时，非个人化区分了经验自我和创作自我，从而也形成了与模仿论的对话。这一点，可以从同一时期也借助《自我主义者》平台而发展的意象派诗歌主张与非个人化间的关系说起。意象派诗歌注重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如休姆（T. E. Hulme）就主张诗人必须远离概括的范型去揭示事物的个体性，从而将读者还原到具体经验之中（159）。上文已经提到，艾略特同样关注个体性，经验在其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白金丝催化剂（a filament of platinum）的比喻就将感性经验当作给定的实验材料，而个人的能动性则在于，如何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客观对应物”的介导之下，将个体的情感与经验作出有效转化（Complete Prose 1:125）。意象派和非个人化这两种诗学理论如施瓦茨（Sanford Schwartz）所提示的那样，都受到同一源头的激发，即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绵延”（durée）说及其对直接经验的强调（53-54）。“绵延”是个体直接投身于“非个人的”（impersonal）经验对象之中所经历的时间（129），而与这种直接感觉（immediate perception）相对的是一类“反思意识”（reflective consciousness），也即“自我之影在同质空间中的投射”（90; Gillies 18）；后者也是艾略特诗学批判的对象，他在对“感受力不联融”（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的批评和对多恩（John Donne）的分析中，批判了一类任由心智与思想吞没对客观世界感性经验的诗歌实践（Complete Prose 2:380, 735）。换言之，非个人化关注经验和客观世界，但它警惕脱离客体经验的自我表达。

另外，非个人化诗学与意象派的分野之处主要在于对“谁是第一性”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同。非个人化诗学认为，对客观世界的一手经验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创作的先决要件；诗艺和诗人的转化能力（而非转化对象）才是一切的根本。而意象派诗学，在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看来，恰恰是“模仿性”的（5）。从这个角度说，非个人化诗学的先驱还包括福楼拜在内。在写作《传统与个人才能》期间，艾略特给哈钦森的信中频繁提及福楼拜，后者这样评论自己的《包法利夫人》：“没有抒情，没有反映，作者的人格不在场”；“我不希望在我的书中出现哪怕一丝对作者的反映”（qtd. In Ward 178）。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不来自于模仿，尤其不来自于对个人的模仿，这也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更深层的含义：不仅反对个人主义，而且反对将诗当作现实世界的仆从。

利维斯（F. R. Leavis）在《英语诗歌的新方向》中提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诗人处在他的族群知觉最为敏感的那个点上”（13），也即诗人需要通过敏锐的感觉，微妙地在时代和创作之间做出勾连。可以说，非个人化的提出也是有类似的出发点，不过它递出的解药是“传统”和“历史意识”。《传统与个人才能》起首就指出了“传统”在英国语境中被忽视、被误解的境况，而诗人不仅需要通过熟习文学经典，激活一种记忆术，还将最终携带自己的创作跻身于传统，丰富传统。藉由对记忆的强调，这一理解方式旨在抵抗的，毋宁说仍是一类凸显自我的、对创造的浪漫化理解，比如尼采就认为遗忘而非记忆的能力，对于释放个人的生命能量来说至关重要（Assmann 16），而这种个体的释放恰恰是非个人化理论所欲弱化的。

非个人化诗学是对浪漫派思想资源的一次重估和反制，它反对的并非情感，而是自恋与自我中心。在《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的同一年，施密特（Carl Schmitt）出版了《政治的浪漫派》一书，这份对浪漫派的重量级反思也将历史和传统纳入了核心的批判视野，只是在施密特那里，历史和传统被当作浪漫派反击理性的核心思想武器。施密特定义下的“历史”，其实是指浪漫派所借重的历史叙事，是逃逸眼前时空的现实限制，“既是实在，又是非实在”，“能够被解释、综合和建构……的凝结的时间，可以从中创造出神奇的形象”（74）。施密特同时也指出，被浪漫派借以反对理性主义的“历史”，与“历史意识”其实并非同一概念。浪漫派关注历史，但他们并没有发明出什么历史意识，他们所关注的只有他们自己：“一切事情——社会和历史，宇宙和人类——都仅仅服务于浪漫自我的创作”（78）。在施密特的批判中，浪漫派的任何共同体观念都是个体的投射和延伸，是围绕着个体圆心所画的圆。《政治的浪漫派》出版于1919年初。艾略特熟读德文，理论上有一定可能在写作《传统与个人才能》前曾读到过这本书，虽然目前出版的其传记、书信与文集中都对施密特极少提及，从侧面否定了这种可能。即便没有读过，艾略特对“历史意识”的阐述，以及用传统反制个人的思想，都与施密特不谋而合，都是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次严肃逼问；而在分别缔结反浪漫派理论之后，他们两位与反犹主义微妙或并不那么微妙的联系，也都让这两种理论蒙上了一些不祥的色彩。

个人与历史意识/传统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形成了一对反题，对个人主义的祛魅伴随着将后者树立为绝对权威，传统被赋予了极大的能量和裁决权。这里的传统并不指涉广义的历史，而是特指经典文学史，是过去所有优秀创作尝试的总和。这一万神庙式的传统在非个人化理论的系统中拥有无限权力，涵盖一切，“没有什么处在它的外部”（Ellmann 37）。诗人的一切创作都依存于、相对于这一传统而存在，“诗人，任何艺术门类的任何一个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拥有他完全的意义”（Complete Prose 1:106）。传统与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意味着，个体的每一步也是文学史的一步；反过来讲，个体也被完全地吸收到传统之中。从某个角度说，个体的创作必须藉由与既有序列的对话获得合理性，而哪怕是“反传统”的创作，也终将不得不服从或呼应某一种既定的秩序，摆脱不了一种“自我正统化”（王炜）的命运。这也是将传统奉为最高标准的一种必然结果。

因此，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概念必然有其问题，这一问题一方面内生于《传统与个人才能》对传统的定义，另一方面又在艾略特中晚期的保守主义社会批评中进一步凸显出来，其最集中的体现在于，被赋予普遍性的是一个狭义的传统。狭义，并不必然意味着狭窄。艾略特也在多处指出，传统旨在打开，而不是巩固个人以及他“私下里崇拜的一两个作家”的闭环（Complete Prose 1:107）。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后来被命名为《传统与诗歌实践》的重要讲演中，艾略特又重申了历史意识之广度的重要性：重视传统不是因袭传统，而广博的阅读也是必要的（5:302）。传统深广，但从定义来看，它又具有明显欧洲中心的国族色彩：《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传统”概念指莎士比亚、荷马等代表的欧洲文学传统。可以标明这一界限的一个例子就是，极大地启迪了现代主义创作的“原始”仪礼与文明，是不在这一传统谱系之内的，因此传统特指欧洲经典文学史。诗人和批评家的“自觉”努力反复得到强调，又反映出这是一个高度精练的、高度选择性的、极为精英的传统。当然，对传统的这种狭窄的定义也与非个人化产生的时空背景有关。正如奥登曾指出的那样，将传统视为无法“继承”的东西，这种想法几乎不可能是生长于斯的英国人所能自然想到的角度——它本身就昭示了一类“外来者”的角度（qtd. In Gordon 482）。从这个角度说，非个人化对传统的理解及其对正统性的强调，也就相应地衍生自移民作家作为现代主义社会基础这一事实，呼应了对作为移民作家的艾略特拥护建制的批评（Davie 190）。同时，一战对文明传统的阻断与种种重建的努力，或许也解释了“传统”——连同废墟之上对文化资源的再分配与重新控制——在此时具有的特殊吸引力（Gasiorek 335）。

《传统与诗歌实践》的发表，深化了对传统之国别性的讨论。诗人习得别国文学传统，被看作是有益的“杂交”（cross-fertilization）行为，能帮助不同的国族传统突破各自的“地域偏狭主义”（provincialism; Complete Prose 5:305, 307）。“广度”又一次被提及：“诗人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那么为了能逃离任何单一的影响，他就应当委身于尽可能多的影响。他或许有原创的天才：但原创性也需要得到培植；原创性需要时间才能发育成熟，而成熟大体上意味着摄入和消化各种各样的影响”（5:302）。然而，中心与边缘的等级次序仍然森严：伦敦理应享有与古罗马一样的荣耀，成为作家四方来朝的文化中心（5:304-05）。也就是说，这一“杂交”是单向的，宗主国对其他国家文学传统的吸收和采纳则较少涉及。其次，即便是来到英国、用英文写作的诗人，也无法被称为“英国诗人”；他们仍然是爱尔兰诗人，美国诗人，因为诗歌内核的节奏是无法改易的（5:306）。艾略特自己究竟是英国诗人还是美国诗人，似乎在此就已经暗示了答案，而这一答案在艾略特晚年《风景对诗人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Landscape upon the Poet”）一文中也得到了确证（Complete Prose 8: 388-89）。相比于白金丝催化剂的无机化学语言，在中晚期艾略特的社会批评中，与传统相关的核心隐喻已经更换成了有机物的种植与生长，这就在极大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新批评派的南方重农主义者对农业、土地、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正统的强调；而在《追寻异神》（After Strange Gods）的开始部分，艾略特就赞许地征引了南方重农主义者的《坚定立场：美国南方与重农传统》（I’ll Take My Stand, 1930）一书，这也提示，两者的契合并不仅仅存在于隐喻层面。

至此，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中的“传统”与艾略特中晚期的保守社会思想得以串联起来。晚年的艾略特进一步将非个人化所强调的传统空间化了，它成为植根于某一特定文化土壤中的、高度选择的产物。在艾略特1941年为帝国诗人吉卜林选注的诗集所作序言中，更是沿用了包括“历史意识”——这里称为“历史想象”，以及“历史的当代性”等在内的一套非个人化诗学语汇，并围绕它们展开了保守文化主张的变奏：“历史想象或能给予我们一种令人惊骇的对时间尺度的觉察，或也能带来一种历史之切近的眩晕感。两者也许都能实现。我认为吉卜林——尤其是在《普克山的帕克》和《奖赏与精灵》中——旨在同时递出对英格兰之古老的感知，对耕植土地又在此入土的众多世代与民族的感知，以及对过去的当代性之感知”（Complete Prose 6:229）。这篇序言旨在为吉卜林与帝国政治的紧密关联正名，论证他与英格兰悠久文化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从而赋予吉卜林的声名更加普遍而永恒的生命力。对传统的在地性与连续性的强调可以视为在闪电战空袭期间对保存文化遗产的期许，具体的景观与文化遗址也确实能有力地召唤远古的幽灵，但这一论证思路作为《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历史意识”的延续，恰恰也能反映出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一些症候。

艾略特自青年时代起就多次撰文评论吉卜林的作品（Complete Prose 1: 15; 2: 40），到了晚年，更是全方位地与同是“外来者”（metic）的吉卜林发生共鸣（8: 318）。吉卜林生于印度，五岁时被父母带回英国接受教育，成年后长时间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之间辗转流寓，《普克山的帕克》（Puck of Pook’s Hill）和《奖赏与精灵》（Rewards and Fairies）则是吉卜林最终定居英国韦塞克斯郡乡下、痴迷考古与英国史之后创作的作品。在艾略特看来，吉卜林回到英国后的晚期作品标志着他从“帝国想象”至“历史想象”的“发展”（6: 228）：早年的印度书写和种种具体而复杂的印度经验统统被拢入“帝国想象”之中，被用以解释他对帝国的特殊情感，而历史的纵深唯独被赋予了位于帝国中心的英国本土文化。艾略特的确注意到了吉卜林的异质性：“吉卜林属于印度的方式与其他英格兰作家不同，也与所有个别的印度人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种族、信条、家园，如果是印度教教徒的话还有自己的种姓。而他或许几乎称得上是印度的第一个公民”（6:223）。这种观察结论与被后来的后殖民主义者称为“在陌生人中间”写作的困境与痛感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Gurnah 27），两者的不同仅在于，艾略特论述的前提是默认吉卜林的英国血统/传统，用名为历史想象的帝国秩序和倦鸟归巢的顺滑叙事串联起了吉卜林与他成年后暌违多年的英国本土传统，也对吉卜林象征的传统作出了筛选和重构。在地、地理、血缘，这些特质被想象成接近历史与传统的快速通道，而传统概念至此除了显现出它的选择性，也显现出它作为想象的历史连续体的脆弱。

用古典时代来期许当下，用中心来期许外围，这在一定意义上会造成对历史过程的误读和天真的许愿。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传统观确实提出了一种近乎本质主义的文化出身与源流的要求。换言之，摆脱的是个性，但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血缘身份、国族身份、文化身份。从这个角度思考，也就更能理解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现代主义何时发生？》中的批评。在威廉斯看来，现代主义带来了一种错觉，即在它之外是一片真空。它似乎被圈禁在一个“高度选择的领域之中”，以一种精英意识形态的方式拒绝了其他一切，从而也吊诡地导致了历史的中止（34-35）。一切继而陷入“后”（post-）的争执。换言之，现代主义选择了自己的父辈，也就相应选择了自己的孙辈。

同时，因为非个人化假设文学传统是单一的、均质的、普适的，许多重要的问题也就因此没能提出。比如当共识破裂，或多重传统同时并存时，如何师法以及师法哪一套传统的问题；又比如非个人化对传统标准的强调，是否构成对那些无论从技法还是从文化底色上都位于传统之外的作品的一种霸权（王德威316）；此外，非个人化对当下的相对忽视，是否纵容了文学创作与现实观照之间的断裂——虽然艾略特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美国新批评派审美自足观念的发端，但这种思想的种子确实也蕴藏在非个人化以狭义传统为圭臬的主张之中。

非个人化诗学理论借重文学传统的力量，以制衡自由派个人主义和浪漫派诗学的创作观点，但其传统概念的空间、血统特异性也提示了这一理论的限度。然而，这几乎并不妨碍诗人——哪怕身处非个人化所框定的经典区域之外——不竭地从“新与旧的适应”这一模型之中获得灵感。在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中，“传统”先行，而较少具体探讨当下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如果将这一模型稍作颠倒，首先着眼个体的当下经验，并在其中呈现历史的切片或纵深，那么在一个历史一再断裂重造的时期，这种实践将会“既捍卫个人化的精神质地，又及时引发我们对时代普遍的感应力”（陈超 16）。在当代中国诗学讨论中，这种“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变体固然转译了《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狭义的、作为文学史的传统，并将其延伸至宽泛的时代历史，但无疑也是受到了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影响与激发。同时，仅就创作与个人经验和情感的关系而言，非个人化也提出了诗歌自律的要求与责任。杨炼主张诗的质量“不在于情绪的高低，而在于聚合复杂经验的智力的高低”，也即不倚重感情而更倚重创作中的思虑。成熟的诗之所以有一种能动力，恰在于“它的自足性”，“不必依赖诗之外的辅助说明”（179）。在这具有非个人化特征的理论号召下，朦胧诗“由前期对个人感情的沉溺过渡到对艺术情感的自我约束”（刘燕 214-15）。

同时，“传统”也成为一代代新诗创作者反思、焦虑、渴望的核心对象。在诗人杨牧对艾略特的解读中，传统对创作者来说“大有其正面坚强”（61）。这并不是说诗人应因袭传统，或仅仅响应上一代人的号召，而是提醒创作者应突破自我感受的封闭系统或以心传心的避世情结，并接过创造的火把，在新的语境中激活当下与永恒的交叉时刻。郑敏则犀利地捕捉到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中“传统”定义的狭隘之处，认为汉语新诗从长远计，若想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应跳出模仿西方现代诗的惯性，从所使用的汉字之文学传统出发，“将西方的诗艺溶化在汉诗自己的诗艺里”（506）。这是对非个人化诗学传统观在不同时空的移植与活用，也深化了对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之传统观的认识：在一套复合传统的参照系中写作，同样是历史意识的重要部分，也是书写当下中国复杂经验的必备功课。我将以郑敏对诗歌的期许作结：诗歌艺术的主要功能，是增加“今天”的厚度，“打开今天，让它通向过去与未来”（510）。将对传统的强调转译为注目当下的写作者的责任，这是非个人化诗学理论的潜在意旨，为非个人化与当下的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考角度，也是在它诞生百年之后，这一诗学理论的不尽遗产与持久的生命力之所在。

注：本文选自《外国文学（2022年第6期），第92—103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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