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起点：构建契合 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杨伯江  胡继平  胡令远  黄大慧  丁红卫

中日两国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前，两国领导人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推 动长期“不正常”的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揭开了历史新篇章。在此之前，中日关系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为起点，走过了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百年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继续处于对立、隔绝状态。1972年邦交正常 化的实现改变了百年来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50年来，中日两国努力增进相互理解， 在贸易、投资、技术及区域合作领域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人员往来、社会治理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重要成果。50年来，中日关系历尽坎坷、风波不断，但总体守住了和平合作的底线，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与国民的福祉、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值此重要节点，回顾、梳理过去50年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从中提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启迪，是日本研究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50 年中日关系回溯

中日“一衣带水”，往来源远流长。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两国历史上首次以条约形式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此后，日本对华相继发动了十余次战争或“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巨大伤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在官方、政治层面陷入长达22年的相互隔绝、敌对状态，直至邦交正常化。1972年至今，中日关系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一是恢复“正常”与合作发展期（1972 ～ 1992 年）。两国通过邦交正常化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经贸领域密切合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缔结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新动能，两国关系进入“黄金十年”。1989年日本参与西方对华制裁，但很快认识到“与中国保持和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对中日两国乃至对亚太的和平与稳定都十分重要”，“对中国采取孤立化政策是不可取的”，从而率先恢复 了对华正常交往。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的改善达到顶点。在此阶段，两国围绕历史教科书、东海大陆架、靖国神社问题出现摩擦，但在友好合作的总体氛围以及两国共同努力下，摩擦得到有效管控。 

二是合作升级与“政冷经热”期（1992 ～ 2010 年）。冷战终结，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日经济合作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苏联解体、中日关系战略基础弱化，两国间更多矛盾开始显现出来，进入合作与摩擦同步增长的“政冷经热” 状态。1995年后，日美同盟结束“漂流”，重回强化轨道，军事合作指向从“日本有事”扩大为“周边有事”，为美国介入亚太事务、干预中国内政铺路。围绕台湾问题，美日安保体制与中日友好合作的碰撞显性化。继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后，小泉纯一郎时期每年一拜，导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僵局。两国海上领土争端矛盾激化， 2010 年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中日关系降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冰点”。另一方面，两国经济合作在此阶段取得非凡成就，而且朝着地区化、多边化方向迈进。这一趋势在中日第三个政治文件，即1998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有充分体现。在携手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日韩借助东盟“10+3”对话平台，开启了三国领导人对话机制。32000 年，在中日共同参与下，东盟“10+3”财长会议签署建立东亚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三是矛盾扩散与战略竞争期（2010 年至今）。伴随中日以经济总量逆转为象征的 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将全球战略重点回调亚太等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竞争呈现系统性、战略性特征。两国在经济合作持续发展、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同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开始超出双边范围，涉及到战后体制的法理依据、国际及地区秩序的重构方向、联合国机构改革等关涉国际架构、国际规则的深层问题，“以双边格局再重构为最终结果的战略博弈由此拉开序幕”。作为世界多极力量之一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谋求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日本以安全战略转型为突破口，加速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2013 年日本出台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出“将努力实现安理会改革，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与非常任理事会席位”。在此背景下，中日政治安全矛盾及海上领土争端激化。2012年，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试图以物权转移固化非法占领，中国实现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执法巡航。2013年中国划设东海 防空识别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日美同盟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再次掀起 高潮。2021年 4月，日美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表示关切， 这是自 1969 年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列入所谓“台湾条款”52年来的首次。

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变量

过往 50 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往往表层是双方利益与矛盾的交织互动，而背后是国内因素乃至地区、世界局势的深层推动。这些不同层级、不同力道、不同方向的变量或许可以简单概括为中日关系的特质、两国自身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变量。所以只有综合动态分析，才能把握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其今后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首先是中日关系的特质，包括历史文化、地缘因素、固有矛盾等。对中日关系而言，“历史犹如一块画布，无论现实政治如何挥毫泼墨，都脱离不了她的底色。换言之， 现实永远处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中日关系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友好交往、刀兵相见与对立隔绝三副面孔，对当代中日关系构成深刻影响，导致两国在不少方面“似近而远”。中日同处东亚板块，地缘关系密切。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在古代决定了它能在充分吸收中华文明的同时，得以自我保全。在当代，根据斯皮克 曼的“边缘地带说”，日本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它在美国对华战略上的可利用性，决定了它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美国越是“重返亚太”，越是打造“印太战略”，这种地缘价值就越会升值。这是日本对华也是对美战略上的一笔重要资产。当然，日本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种地缘制约关系是彼此相互的。 

其次是中日两国自身变量，包括国内形势以及对外战略政策。战后，伴随民主化改革加之国民对战争的普遍厌恶，反战和平主义成为日本政治思潮的主旋律。20 世纪 80 年代后，伴随经济的长足发展，日本社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出现多元发展倾向，中曾根康弘时期“战后总决算”“国际国家”等政治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大国主义思潮的泛起。冷战后，在苏东剧变、日本经济“泡沫”崩溃滑入“失去通道” 等一系列因素的混合作用下，日本民族主义再度兴起，而且从“高昂的民族主义”转为“悲情的民族主义”，对外关系领域成为重灾区。 右翼势力试图通过美化侵略战争激发民族自信、推动社会意识形态整体右移，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这在安倍2006年、 2012年两次主政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中曾根到安倍，摆脱了冷战结构桎梏的日本，对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追求从构想阶段进入实操阶段。日本国家战略首先是安全战略的外向化、进取性转型，导致中日矛盾上升，竞争对抗增多。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是一贯、稳定的。中国重视中日关系，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坚守原则、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坚持妥善处理分歧。不管形势如何变幻，中国从未放弃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2019 年6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政治共识。 

最后是外部环境，包括时代因素、世界格局，而尤其以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最为直接。20 世纪 70 年代初，世界形成尼克松所说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相对下降，美苏冷战攻守易位。中美两国为对抗苏联威胁而走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 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尼克松冲击”直接导致佐藤荣作内阁下台，促使日本加快调整对华政策，田中角荣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承诺当选后实现对华复交，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加快。2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与美日合作的战略基础受到削弱，美日同盟重新拉紧。1996 年，美日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称“美国 继续保持军事存在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日美之间的安保关系是支持美国积极参与该地区事务的关键支柱之一”。从这时起，日本对外战略和政策开始走上美国学界所谓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道路。日美同盟的“再定义”为中日关系改善、确立新型安全合作关系设置了障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美日的战略焦虑。奥巴马政府将美国战略重心回调亚太，协调域内盟友对华多边制衡。安倍内阁推出“民主安全菱形”“自由开放的印太”予以配合。2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发挥体制、制度优势，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经过此次疫情的考验，中国对美日经济总量之比将更明显上升，持续推动世界力量格局变化。

50 年留给未来的智慧启迪

总体看，50 年来中日关系秉持和平合作基调，在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拓展深化双多边合作、把握正确发展方向以及有效管控矛盾、妥善处理分歧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此同时，在复杂严峻的国际背景下，两国间的矛盾分歧点也明显增多，对立竞争呈扩大向深之势，亟待我们透过以往 50 年的风雨历程，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化相关理解，寻得智慧启迪。

 第一，坚守和平合作底线，是中日两国的共同福祉，也是对地区与世界的重大贡献。深刻认识到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在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交互叠加的当前形势下尤为重要，唯此才能对中日关系稳定改善的重要性、必要性、现实性有深入准 确的把握，才能真正理解中日关系稳定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及地区与世界长远利 益的智慧选择。60 年前基辛格在评论美国外交时曾说，几年来，我们不是在讨论外交 的目标，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应该“温和”还是“强硬”、应该“灵活”还是“僵 硬”等没有结论的争论上。同样 , 中国外交的关键，在于对“以根本利益为原则、以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准确把握。 

第二，中日两国仍需推进利益相互捆绑，继续让经济合作成为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点基础领域。以双边贸易为例，中日贸易额从 1971 年的9.136亿美元，发展到目前的约 3500 亿美元，增长了380 多倍。日本内阁府发布的《世界经济潮流2021 年Ⅱ》报告认为，“相较于 美国和德国，假设中国的供应链或运输网出现问题，日本将会有更多难以替代中国进 口产品的情况出现”。 从中国角度看，尽管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多元化经济发展战略下对日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中日仍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第三，中日之间真正的和解需要深层次的对话，需要深入触及到历史以及地区、国际秩序构建层面。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通过签订所谓“旧金山和约”、以低廉成本完成了战后处理，但是，这种处理是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并未涵盖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最深重、对抗日战争胜利贡献最重大的中国等主要亚洲邻国。日本需 要补课。面向未来，中日两国还需要就实现新时代地区秩序的重构，即构建亚太统一的、域内国家平等参与、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展开战略性、建设性对话。 

第四，重温邦交正常化初心，“求大同、存小异”，从历史与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中日关系的未来。50 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以结构性互补为基础的 经济领域的合作，两国优势互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为本国、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中日两国基本制度不同，文化价值观不乏相通而政治价值观 存在分歧，为此，需要在摒弃冷战思维、深化相互认知、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展开文明对话，真正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两国关系的未来。

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在50年里既有友好合作的黄金时期，也经历了各种风雨波折。中日关系的稳定不仅对双方“和则两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对此早有共识。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日如何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实现双边关系稳定，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要课题。2021 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和岸田文雄首相通话时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岸田首相也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从日中关系历史中汲取重要启示，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勿庸讳言，当前发展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远大于机遇。如果从长远稳定双边关系思考，今后至少要克服以下几方面挑战。 

挑战之一是中日关系中的传统问题依然存在，并呈升级态势。所谓传统问题，是指邦交正常化以来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些问题都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在过去对双边关系冲击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历史问题方面，表面上在安倍晋三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来，再没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日本历史认识出现倒退是显而易见的。安倍及其继任者每年数次以首相身份向靖国神社献供品已成为惯例，这种“打擦边球”做法实际上是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禁忌的变相突破，引起中方不满。2015年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首相谈话”，与 1995年的村山富市谈话、2005年的小泉纯一郎谈话相比明显倒退。村山、小泉都曾在谈话中表示，日本曾“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但安倍谈话不再明确承认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责任。安倍在发表谈话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是不是侵略应该以后由历史学家去回答”。 从2013年安倍执政开始，首相在每年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的讲话中不再按例提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以及反省立场，也不再使用“发誓不战”的例行表述。对历史的反省、对受害国人民的道歉，本来应该是日本主动而为的事情，日本回避甚至美化其对外战争历史的倾向，显然不利于中日实现历史和解，不利于两国民众的情感接近，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巨大。在 2021年由日本言论 NPO 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共同实施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中，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有效途径，中方55.2%的受 访者选择“在历史问题上实现和解”，占比最高，而日方选择历史和解的仅17.7%。 这意味着历史和解问题仍将是长期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巨大障碍。

在领土问题上，日本不顾两国邦交正常化时的搁置争议共识（有日本外交官称为 所谓的“默契”），改变之前做法，明确否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在学校教材里将钓鱼岛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将中国海警船执法称为所谓“侵入日本领海”。这种进攻性立场才是真正在“改变现状”，不仅违背了外交信义，也极大恶化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知和印象，增加了两国关系改善的难度。在上述2021年的共同舆论调查中，认为领土问题影响双边关系的比例在中国、日本的受访者中分别占到62.4%和56.7%，在所有影响要素中最高，双方民众都认为领土问题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最突出因素。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与台湾交往方面，日本尽管在《外交蓝皮书》（2022年版）中称“根据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维持着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但近年来实际上在小步快走实现突破。2016年安倍执政期间，代表官方立场的外相岸田文雄、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开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安倍则在国会发言中祝贺； 2017 年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湾，实现了日本访台官员级别的历史性突破。在战略层面，内阁副首相麻生太郎、副防卫相中山泰秀等人公然声称日本要出兵和美国共同“保卫”台湾。安倍下台后还高调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并反复要求美国放弃模糊战略、明确“武力护台”立场。日本官员和政客在台湾问题上的“狂言”，明显违背两国邦交正常化时的外交承诺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他们所谓“保卫台湾”的理由明显是甲午战争前主张对外扩张路线的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的复活。 该理论认为日本不仅要保卫自己的“主权线”，即国境线，还要确保对日本重要的“利益线”区域的控制，这成为日本攫取台湾、占领中国东北的重要思想根源。这种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邪路的理论复活，极大加深了中日间的政治和战略不信任，并可能重新使日本安全战略走上错误道路，在中日两国之间再起祸端。 

挑战之二是两国间的安全信任严重倒退。

 日本对于中国国力、军事力量的“关注”和渲染已有时日，官方文件和媒体也反 复炒作“中国威胁论”。2022年2月俄乌冲突以来，日本借题发挥，再次加快安全政策的调整步伐。 

鉴于日本政府将于2022 年内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个最重要的安全政策文件，执政的自民党4 月26日公布了代表该党立场的“建议书”。该建议将成为政府修改上述三个文件的指南，其中 在安全政策方面有诸多突破。一是渲染日本安全环境“恶化”。建议认为，俄乌冲突“这种以实力改变现状的严峻安全环境在印太地区、特别是东亚也不例外。欧洲出现的从根本上颠覆国际秩序的事态，将来在东亚也不能排除”，因此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加速恶化”、处于“前所未有的状况”。二是明确将中国“升级”为所谓“重大安全威胁”。过去日本官方文件还未将中国公开定位为日本的“安全威胁”，但该建议列举了中、朝、俄三个国家作为日本的安全威胁，并将中国排在首位，明确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重大安全威胁”。三是突破宪法限制，发展攻击别国的军事打击能力。该种能力在日本被讨论多年，过去被称为“敌方基地攻击能力”，以“自卫”为由，主张日本“在判断敌方即将发起对日攻击时可以先发制人打击其基地”。此次自民党为掩人耳目、更容易得到民众赞成，避而不谈 “先发制人”，并将其名称修改为“反击能力”，同时攻击目标除军事基地外还将增加敌方“指挥控制机构”。四是加快扩军备战步伐。继自民党在2021 年众议院选举中主张提升军费后，该建议正式要求政府在5年内将日本的军费占 GDP 比例 “参照北约提升军费目标提高到2% 以上”。实际上，根据《东京新闻》测算，北约30个成员国中目前只有 11 个国家达到这一比例，而按照北约计算标准，日本 2021 年的军 费占 GDP 比例已经达到 1.24%，而不是公布的 0.95%。按照日本 2021 年版《防卫 白皮书》的测算，中国 2021 年军费开支是 2011 年的 2.3 倍，未来 5 年日本军费开支增速将远远大于中国近年增速。另外，若按自民党的要求执行，5 年后日本的军费将大大超过印度、俄罗斯、英国，稳居世界第三。根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日本军费翻番后，军费占国家税收的比例将达到 10% 以上，超过中国、英国的 7.5%，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 18.2%。日本在野党批评自民党借俄乌冲突修改政策，而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反驳道：“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不管是在乌克兰还是在东亚，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断然不能允许”，并以“扣帽子”方式逼问：“难道在野党不想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主权和领土领海领空吗？” 日本突破宪法制约、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快速向军事大国迈进，必然给地区安全环境和中日间安全信任带来 新的挑战。 

挑战之三是日本配合美国，以价值观划线、围堵中国的战略取向。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起，日本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将价值观、政治制度作为与中国交往的重要考量，并曾充当中国与美欧之间的桥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解除对华制裁、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过程中发挥作用。但从 2006 年提出“自由繁荣之弧”，到 2013年倡议构建“民主安全菱形”，再到美国特朗普上台后日本积极促成“自由开放的印太”，在安倍等人推动下，日本战略明显向着突出“价值观外交”、外交安全上孤立中国、与中国抗衡的方向调整。在日本官方文件和外交活动中，“与‘有志国家’加强合作”成为通用语言。在俄乌冲突后，日本在展开活跃外交活动的同时， 总是将“中国威胁”的可能性作为与别国强化合作的理由。前述自民党建议非常明确地指出，此番日本在俄乌冲突中与北约国家步调完全一致，而且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目的就是换取北约国家更多介入印太特别是东亚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对中国的定位明显向美国立场靠拢。美国拜登政府 2021年3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将中国视为未来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是唯一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美国国防部 2022 年 3 月向国会提交的《2022 年国防战略》，再度重申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称美国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然后是俄罗斯对欧洲的挑战。而日本 2022 年版《外交蓝皮书》认为，国际社会正处于划时代变化中，从美国凭借其绝对实力与发达民主国家共同主导的时代“真正进入了美中竞争、国家间竞争的时代”。自民党的前述建议也认为，“美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关系日趋紧张”，日本“正站在其对立的最前线”，因此该建议放弃了日本官方以前使用的“强烈担忧”等表述，明确将中国定义为“重大安全威胁”，将俄罗斯视为“现实威胁”，与美国立场保持了高度一致。该建议甚至提出，日本为实现“与美国战略文件体系的整合性”，有必要调整《国家 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的内容定位，使二者分别更聚焦于安全战略和军事政策，并参照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将《防卫计划大纲》改为《国家防卫战略》。

日本对国际秩序的判断及其战略取向，有可能给地区安全环境以及中日安全信赖关系带来极大冲击，长期来看危害两国关系稳定。 

挑战之四是两国民众感情的长期恶化。“民相亲”是两国关系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中日两国民众感情恶化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 甚至目前仍向消极方向发展。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等机构从 2005 年开 始连续实施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显示，2005 年，中日关系因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陷入低谷，北京等地发生涉日游行，中国民众“对日本持不好印象”的比例达到 62.9%，这一比例在安倍第一次执政、中日关系明显缓和后，2007 年下降到 36.5%， 2012 年日本“购岛”事件后在2013 年达到92.8% 的历史最高值，之后连年下跌到 52.7%，2022 年又回升到66.1%。在同一时期，2005 年日本国民“对中国持不好印象”的比例为 37.9%，之后这一比例一路上升，在 2012 年至 2021 年的 10 年间一直 在 84% 以上高位波动，2014 年达到历史最高值 93%，2021 年仍高达 90.09%。通过分析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民众“对日本持不好印象”这一比例随双边关系波动而有升有降，但日本相关数据基本上只升不降。至于其原因，该调查的结果也有启示。根据其数据，关于中日关系的信息来源，日本人选择本国媒体的有 95.9%，中国是 89.7%，说明媒体报道对民众印象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日本人认为本国 媒体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客观公正”的只有 10.7%，认为本国媒体对改善两国关系有 贡献的只有 19.6%，分别远远低于中国方面的 78.3% 和 83.7%；甚至 12.5% 的日本人认为本国媒体对两国关系起的是反作用。另外，在上述调查中，日本13.2%的受访者曾到访中国，但多数是在 11 年以前，而且到访中国的人数近年来逐年减少。这种交流隔绝的状态，使得国民了解对方国家的信息不得不更多依赖媒体。两国国民感情恶 化状况的长期持续，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而言影响将是巨大的，值得双方高度关注，特别是日本国民对华持负面印象的比例只升不降的现象令人担忧。 

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既是值得纪念的年份，同时也是双方为发展关系总结经验教训、规划未来方向和路径的重要时刻。中日关系由于历史等原因，长期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挑战，面临“不进则退”的风险。中日双方只有回到邦交正常化时的初心，从长远战略着眼，从地区和平、两国国民福祉出发，以政治引领双边关系方向， 一方面加强战略沟通、强化各领域交流，在合作中增进共同利益，为双边关系增加“进” 的动力，另一方面共同着力克服各种严峻挑战，尽量减少“退”的干扰，才能真正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

今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972年中日两国得以恢复邦交，一方面有赖于中国和日本有识之士战后以来的共同努力，渐进积累，水到渠成；另一方面与国际冷战格局的变化，即美国基于中苏关系恶化而改善中美关系亦深有关联。回首 50 年前邦交恢复时中日两国人民同心欢庆，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迎来了“蜜月期”，20 世纪 80 年代两国国民的相互好感度高达 80% 以上。但时过境迁，近年中日国民间好感度仅在两三成间徘徊，甚至跌落到个位数，令人感慨。在国际格局方面，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甚至被视为可能陷入所谓“新冷战”，中日关系也面临巨大挑战。

中日之间围绕海洋问题产生的摩擦和纠纷，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内容。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今天，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日海洋问题 的演进，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和逻辑，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日海洋问题的纾困之路，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拓展两国海洋合作空间，对构建契合新时 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也是对两国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

战后中日两国间海洋问题的演进

战后中日两国间的海洋问题主要包含两个领域，其一是钓鱼岛主权以及大陆架划分等 海洋权益争议，其二是海上通道安全。这两个问题与台湾问题、日美同盟深度关联。在第二个问题的延长线上，又涉及南海，甚至印度洋，可以说是和“三海”与“两洋”：东海— 台海—南海，太平洋—印度洋相互勾连。由上可知中日海洋问题的复杂性与广泛性。

在冷战时期，囿于国力等因素，中国的海洋军事战略主要是近岸防御。所以，中日海洋问题的第二个要素作用相对平缓，对中日关系并未形成重大影响。而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争议由来已久，战后争议节点主要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及70 年代初，由国际上关于东海油气资源勘察数据的发表、美日私相授受的所谓 “冲绳归还” 等所引发的争议。在美国的主导下，“旧金山和约”将中国排除在外，日本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单独签署了媾和条约。因此，彼时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所展开，并涉及到美国。直到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新中国在有关钓鱼岛问题上真正获得了主动权和主导权。无论是中日邦交恢复，还是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领导人发挥了高度政治智慧，达成“搁置争议” 共识，排除了海洋问题障碍，确保了中日关系建设性发展的大局，使两国关系得以进入战后最好的时期。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以 1996 年的台海危机为起点，中日间的海洋问题逐步深化， 进入多事之秋。大致以冷战结束为分际，日本遭遇了相叠加的三重挫折：首先是泡沫经济的崩溃，其次是支撑战后近40年的“55 年体制”——超稳定政治的终结，最后是社会安全神话的破灭，这对日本来说堪称殷忧。而与此同时，近邻中国却一日千里，进入发展的快速道。长此以往，势将如何？这是日本精英阶层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面对中国的崛起，理论上讲，日本有三种选择：一是将中国发展视作机会，积极合作，收互利共赢之功；二是视作威胁，纵横捭阖，冀制衡迟滞之效；三是承认现实，长袖善舞，获左右逢源之利。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日本在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的同时，在政治、外交和安保领域选择了制衡战略，而这首先表现在海洋方面。众所周知，台湾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被称之为“海上锁钥”，不仅地处日本海上两条运输线之要冲，还与钓鱼岛问题深有关涉；同时台湾也是美国维系亚太霸权的重要抓手。1996 年台海危机爆发，同年 4 月克林顿总统访问日本，两国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次年制订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则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正式将台湾纳入日美安保体制，并将军事力量由日本东北向西南转移。日美冷战后新安保体制的确立，海洋指向非常明显和突出。 

其后，日本于 2007 年制定了海洋根本大法《海洋基本法》，并以此为依据连续三次推出《海洋基本计划》。这些纲领性文件的核心立意是强调“海洋立国”对日本的特殊意义，而“海洋立国”的主要内涵在于：一是确保日本的海洋安全（主权权益和 海上通道），并突出日本“海洋立国”遭到中国的挑战，强调日本必须加强海上特别 是重点区域的警备能力，强化离岛防卫举措，增强海上通道安全保障等。二是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此相一致，作为日本安保指针的《防卫计划大纲》，1976年制定之后至今进行了五次修订，其中 2004 年版开始强调关注中国海空军现代化建设及海洋活动扩大等动向。 

时至 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首超日本并迅速拉大距离。随着中日综合国力的逆转，日本右翼政客出于利用中日海洋问题制造事端、制衡中国的图谋，于 2012 年上演了“购岛闹剧”，中日关系跌入战后以来最低谷。其后，中国公务船巡航钓鱼岛，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日本反应强烈，双方对峙加剧。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以及海外利益保护需求大幅增加，2012年中共十八大适时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以航母战斗群为代表的海上力量建设步伐加快。对此，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海洋基本计划》《防卫计划大纲》等纲领性文件中指出所谓“中国以高国防费用增长为后盾，大范围和迅速地扩充军备，在东海和南海等海空领域提出与现行国际法规则相矛盾的主张，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还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的航行自由”，“中国的这些对外态度和军事动向，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强烈担忧”。 为此，日本政府除在东海利用钓鱼岛问题刺激、煽动日本国民民族主义情绪，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坐实《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等之外，还通过插手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强化与中国有海洋主权权益争 议的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等方式，企图利用南海问题制衡中国，进而精心策划与着力打造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基础、勾连北约的“印太战略”，以两洋为框架钩织制衡中 国的海上包围网。伴随着这一过程，中日围绕海洋问题的战略博弈不断激化与深化，海洋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因素。

海洋问题与中日“安全困境”

中日海洋问题演进背后的动因与逻辑何在？对其进行深入抉发和思考，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今天，具有特殊意义。 

中日两国间的海洋问题，究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日本认为日益强大的近邻中国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具有“不确定性”，即强大了的中国到底会怎样对待日本，并不具有“确定性答案”。日方以上观点并不一定基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因素，而是主要出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考量。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而且实际上也没有强大了就要对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以强凌弱的意识。但日本认为不能把国家安全系于这种“未被证明”的宣示之上，况且国家意志与战略也是易变之物。而且，日本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着先天脆弱性特点。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如在二战中一旦失去海空优势，全盘皆输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同时，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几乎所有的战略物资皆仰赖于海上运输线，一旦海上运输的生命线被切断，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对海外能源的需求增幅巨大；同时，伴随对海外经贸、投资、大量和密集的人员往来，如何确保国人的安全与海外利益，也必然成为国家直面的重大课题。此外，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被国际社会要求对世界和地区的安全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因此，发展海上力量，应对传统及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选项。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即是因应这一时代要求之举。 

而隔海相望的日本由于如前所述的国家安全特质，对此极为敏感，表现出疑虑、焦虑与不安。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别有用心的歪曲与渲染，使海洋问题成为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来源与所谓依据。如前所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自然需求，客观地说中国并没有将来以此制约日本的考量，即便是钓鱼岛主权争端激化之后，中国发展海上力量的战略考量与以此制胜钓鱼岛之间显然极不对称，充其量是面与点的关系。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发展海上力量虽然是一种自然诉求，并未带有制约日本的所谓“故意”，但正如国际关系中的系统效应理论所揭示的，尽管中国是“非故意”的，但在地缘政治中其所产生的系统效应恰恰是日本最在意的海上安全的“软肋”与“痛处”。中国发展海上力量是一种内在逻辑的自然行为，是不可能逆转的；而日本对海上安全的神经质般高度敏感，也恰恰是源于其自然禀赋，很难人为改变。不仅东海，日本对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感受，也都是独特的，因为其间关涉到日本的“死活”。 这样一种缘于“内在逻辑”与“自然禀赋”所形成的“形格势禁”架构，在特定的时空，成为中日“安全困境”的要素之一是自不待言的。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东海、台海、南海、西太平洋、印度洋方向，在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乃至军事方面等多领域，直接的、间接的、双边的、多边的——中日之间围绕海洋问题的博弈，可谓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有时达白热化程度。这意味着海洋问题作为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形成中日“安全困境”的最重要 因素。

纾困之路：中日围绕海洋问题的探索

如前所述，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当时的中日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从战略和长远角度处理钓鱼岛问题，是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的做法，可以说实际上树立了一个处理类似问题的典范，也即，不要因为钓鱼岛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因此，即便中日间海洋问题成不断加剧态势，渐成“安全困境”，两国也对如何解困做出了努力。 

首先，关键节点的灵活处理。 

2008 年中日两国就曾基于把东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的理念，达成了“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即“6.18 共识”。以上共识虽然由于日方“购岛闹剧”未能顺利实施，但毕竟为解决东海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2014 年的北京 APEC 峰会，由于“购岛闹剧”中日关系陷于低谷，两国领导人也中断了正常交往，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华出席峰会面临尴尬局面。对此，通过两国外交高层积极努力，中日之间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以此为基础，安倍顺利出席了北京 APEC 峰会，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安倍，日方认为这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开始。在此之后，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 峰会时，与安倍首相达成改善中日关系的“十项共识”，其中的第八项即为“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双方将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大阪“十项共识”，是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背景下和关键期，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改善、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只是新冠疫情的突然而至，打断了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进程。2020年 11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疫情下访问日本，与日方达成“五点共识”基础上的“六项具体成果”。其中 有两项与东海问题相关，强调即便在疫情下，两国仍然要坚持“举行新一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强化两国外交主管部门和海上执法部门之间沟通交流”，“争取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

由上可知，关键节点上中日两国就海洋问题往往以达成“共识”的方式，使其具有一定“弹性”，从而避免了海洋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死结”。 

其次，诸多机制化交流平台的构建。

近年来，中日之间建立了一些机制化交流平台，其中涉及海洋问题的包括：（1）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该机制是双方涉海事务的综合性沟通协调机制，双方在这一机制下就涉海防务、执法、油气、科考、渔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沟通。这一磋商机制已经持续了 10年，进行了 13轮，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双方就涉海问题及时交换意见，避免误判，并不断寻求可能的合作与解决问题的方向。（2）中日战略对话机制。 该机制是两国外交部门进行高级别战略沟通的重要渠道，于 2005年首次在北京举行，至今已经举办了 15次，为克服两国间包括海洋问题在内的政治障碍、确认两国关系的重要内涵和基本框架发挥了重要作用。（3）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机制。该机制是两国防务、外交部门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双方利用这一对话磋商机制就双边关系、各自国防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致力于促进两国的防务交流。该机制主要包括双方防务领域的首脑互访、军事与海洋执法人员的交流以及舰艇的互访等，为两国逐步建立互信发挥了积极作用。（4）危机管控机制。随着海洋问题的日趋紧张，为防止发生海上“不测事态”，中日两国自2007年即就“海上紧急联络机制”进行磋商，于 2012 年达成三点共识，但由于“购岛闹剧”而未获落实。2013年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 , 日本航空自卫队与中国空军在该空域针锋相对，十分危险。因此，2014年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期间双方原则同意重启该机制磋商，2015年双方同意将该机制更改为“海空联络机制”，2018年李克强总理访日，其间双方就该机制签署了备忘录，并于同年6月8日正式启用。至此，中日两国在危机管控方面共同迈出了第一步。 

最后，探求海洋合作。

 随着中日关系转圜，2018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问中国。其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标志着双方在海洋问题上的务实合作。此外，中日两国还致力于在海洋治理等领域进行合作等。 

除双边合作之外，中日两国还积极探讨在多边框架下的海洋合作。如中国与日本、 韩国、俄罗斯等建立了地区合作框架——西北太平洋地区海洋行动计划（NOWPAP）, 针对东海、黄海、日本海等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大规模海上废油污染等问题进行国际合作。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中日海洋问题的进路

2019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文明上的投射和反映。“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我们审视和处理中日海洋问题提供 了根本性指导方针。 

首先，提升认知水平。 

如上所述, 中日两国在海洋问题上一方面龃龉与冲突不断，但另一方面双方又共同积极寻求解决途径。譬如截至2019年，双方共举行了11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12 次中日战略对话、16次中日安全对话和28次中日外交当局定期磋商会议。这充分说明，双方认识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对海洋问题处理失当，只能是两败俱伤。因此，双方总体上采取了战略克制的做法。这种“斗而不破”，使中日海洋问题呈现博弈与合作兼具的“两义性”形态。这其实从实践角度，反证了中日两国在海洋问题方面实际上共处于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也即“海洋命运共同体”组成的各单元之间其实是对立的统一关系。 

另外，在目前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关系中，因为钓鱼岛主权及海洋权益争议属于“刚性”问题，中日两国均很难让步。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于，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相关对象国的利益关切——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起码在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更加自觉。其一，要认识到中日海洋 问题——主要包括主权权益争议及海上通道，其意义对于两国来说存在着“差异性”，即“岛国”日本与“海陆兼备”的中国相比，其意义与感受是有落差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提高我国在海洋问题上“战略克制”的强度和韧性的自觉，积极构建更多更有效的交流机制，做好沟通说明工作不无意义。其二，对目前难以解决的领土主权等问题， 采取暂时“搁置争议”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对存在的其他问题，应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积极推动解决的态度。一味考虑“时间在我方”——等实力更强大时解决更有利等，未必契合“海洋命运共同体”基本理念。 

其次，加强制度顶层设计。 

海洋问题对中日关系影响深巨，不可能只是技术性、功能性地解决，必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指导下探寻解决之道。其中，将这一理念转化成制度设计、特别是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具体来说，就是要努力创造条件，推动中日两国尽早签署“第五个政治文件”。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在海洋文明中的运用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该文件的指导原则和灵魂，这是思考和解决中日海洋问题的根本路径。“第五个政治文件”的签署需要中日关系的良好氛围，当下受中美关系下滑的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也难言乐观。但两国关系的改善也并非不可为，应密切注视今年参议院选举后岸田政府对华外交的可能调整等。我们应抓住各种机遇，积极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创造良好氛围，争取实现中日“第五个政治文件”的签署，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灵魂铸入该文件，完成这一意义深远的顶层设计。

最后，拓展务实合作空间。 

“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实践特性，要积极拓展中日海洋合作空间并落到实处。（1）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在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洋合作，强化双方防务、海洋执法等部门的交流机制，不断积累互信。继续完善危机管控机制， 包括细化海空联络机制内容，制定和实施可操作性强的具体举措。加强和拓展在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大型海上自然灾害救助等方面的合作。（2）积极探讨东海划界的合理、可行性方案，加强外交协调，逐步减少分歧，积累共识。在“6.18 共识” 的基础上，继续商讨在共同开发、合作开发等方式下，两国在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利 用方面的具体合作方案。双方共同努力，把东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3）积极开拓和深化海洋多领域合作。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在海洋治理、海洋环保、海洋科技、远洋运输等两国优势互补的领域积极开展务实合作，以求互利双赢。 

综上所述，中国期待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经过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使冷战后两国围绕海洋问题逐渐加重的结构性矛盾得以缓解并逐步解决，克服障碍以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性发展并行稳致远。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年我们也看到日美联手不断推展以广域海洋为背景、明显针对中国的所谓“印太战略”，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带来严峻挑战，使中日两国间解决海洋问题的方向与进路被蒙上浓重阴影，增加了不确定性。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希望日本以史为鉴，遵循1972年《中 日联合声明》精神，与中国相向而行，致力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今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在双方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的对华认知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2年 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恢复邦交，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日恢复邦交后，友好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当然，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关系，也体现在日本人对中国认知的积极变化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经历被占领和美国的改造后，通过与美国结盟，被纳入到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当中。正因为如此，日本人的对华认知深受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往往是戴着美国的眼镜观察中国，其对华认知中充斥着反共、冷战、遏制等诸多负面因素。同时，日本战前的旧中国观——甲午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的侮蔑感和优越感，也并未随着战败而彻底消亡。在这种背景下，与诸多西方国家成为日本人“喜欢”的对象形成对照，日本人的对华好感度明显处于较低的位置。 

日本人的对华认知明显向好的方向转化，是在1971年的“乒乓外交”、尼克松宣布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特别是 1972 年田中角荣首相宣布访华和中日两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人的对华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调显示，随着中日实现邦交，“喜欢”中国的日本人超过了“不喜欢”中国的日本人， 二者发生了逆转。由此可见，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特别是日本政府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对于日本人认识中国和增进对华感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 8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2月，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两件大事的相继发生，预示着中日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则给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日国力差距明显，经济互补性很强，日本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日本把中国当作“穷邻居”，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很难想象中国会有朝一日赶超自己；而中国则对“现代化的日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认同，虚心向日本学习和请教，并积极引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在“中 美苏大三角”格局下，中日彼此借重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也是促进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的发展迎来了“蜜月期”，日本人的对华认知和国民感情进一步朝着良性的方向转化，并在 80 年代达到了顶峰。民调显示，在 1978 年之后的十年间，“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大体保持在70% ～ 75%之间，有的年份甚至接近 80%。而同一时期，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人，也一直保持在大体相当的比率。不仅如此，日本还把中国看成可以信赖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领土、台湾以及安全等问题凸显，中日之间政治摩擦频繁，“政冷经热”成为两国关系的新特征。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认知也随之转向负面，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每况愈下。 

1991 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这种情况， 在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甚至“失去的二十年”。另一方面，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步入更加快速的发展轨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攀升。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逐步失去了东亚经济发展“领头雁”的位置，而对于中国来说，过去借鉴和学习的“日本模式”，自然也就没有了吸引力。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中日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化一方面导致日本人自信心受挫和焦虑感上升，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在日本民间尤其具有市场，并且呈现出日益抬头之势。 

日本对华认知转向负面，也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1993 年，长达38 年的“55年体制”终结，此后日本社会党等“革新势力”严重衰微，日本政治出现 “总保守化”“右倾化”发展趋向。这种情况导致日本的反华保守势力难以受到牵制，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降到了最低点。从此，日本各界主张“中日友好”的声音减弱了，甚至对“中日友好”一词产生反感心理。不能不说，冷战结束后，随着中日关系基调从“友好与合作”过渡到“合作与竞争”，两国曾经倡导的“友好时代”宣告结束了。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针对中国的国民感情不断恶化。民调显示，1996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被“没有亲近感”的反超。进入 21 世纪后，后者的比例更是一路攀升，2005 年甚至达到了70% 以上。与此同时，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以及对中国的信赖度也随之降低。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人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评价却不降反升。感情归感情，无论喜不喜欢，中国对于日本来说都越发重要。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当政者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2001 年就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在五年多的执政期间，顽固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政治僵局和冰点。但是，小泉作为日本最高领导人，绝口不提“中国威胁论”，相反却强调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这是因为，此一时期，日本经济形势有所改观，很大程度是仰赖中国经济的带动。特别是 2006 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后，日本在这方面的感受就更加深刻了。 

概而言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尽管中日关系受历史问题等影响而困难重重，日本的对华心态仍然是更多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并愿意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虽然“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不断增多，但从政府层面讲，日本却未在官方文件中公开强调相关论调。不仅如此，日本还在中日两国发表的第四份政治文件——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公开表示并强调“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此一阶段，只有朝鲜被日本视为威胁，而中国只是被当作“关注” 的对象。

然而，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日关系步入战略竞争期，“竞争与合作”取代先前的“合作与竞争”成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基调。在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竞争与对抗色彩日益浓厚，日本的对华认知也更加负面，对华国民感情恶化到了顶点。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中日国力发生了“大逆转”。随之，中日经济从“日本优势时代”过渡到“中国优势时代”；中日关系格局也从近代以来的“日强中弱” 转变为“中强日弱”。中日之间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导致日本对中国产生强烈的疑惧和戒备心理。尤其是，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后，日本无论是对东亚地区形势还是对中国的总体战略判断均发生大幅变化。 

在地区形势方面，日本对东亚格局的认知陷入了担忧中美争霸，亦畏惧中美和解的二难怪圈。一方面，日本认为美国的全球和地区优势均因中国的强势崛起而逐渐消解，这改变了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美国单极霸权。长期以来，日本沉浸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实际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对美国“霸权稳定论”的迷思。如何协助、护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成为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日本深知，“中日关系并不是东亚国际政治方程式的独立变量”，中美关系对地区国际政治的塑造力更大，日本对华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制并从属于中美关系。因此，如何护持日美之间的“特殊关系”，防止中美之间任何可能的和解、共治而导致日本被“G2”越顶或者抛弃，成为日本外交的另一重大课题。 

在对华判断方面，2010年之后，特别是安倍晋三再度上台后，中国的形象在日本从互利共赢、共享繁荣的伙伴，演变为需保持竞争、严加防范的强劲对手。中日经济总量发生逆转后，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发展在日本政府看来已是挑战多过机遇，威胁多过利益；从安全上讲，中国的军力提升及相应外交行为更被日本政府看作是所谓“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坏人典范”。 

除上述政府观点，日本智库对华立场也日渐趋同。自2010年以来，相关主流智库的“中国威胁”看法明显增多。各大智库对中国军事、海洋等方面关注增强，对华戒心和忧虑也逐年上升。 

除了中日国力消长带来的冲击，2010 年以来，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也对日本人的对华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在中日国力发生逆转背景下，钓鱼岛争端超越历史问题，成为此阶段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尤其是，在日本政府的误导和日本媒体的“煽风点火”下，中国形象在日本更加明显急剧下滑。日本政府与媒介通过 “内宣”，片面恶意地污名化中国政府和百姓形象，随之而来的是“厌中”情绪在整个日本社会中的迅速蔓延。近年来，日本民调均显示，八九成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时大多数日本民众都对华抱有好感的情况产生了鲜明对比。也就是说，过去二三十年间，不仅中日国力对比发生了大逆转，事实上与此相伴，日本民 众对中国的感情也发生大逆转。环顾全球，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是最为负面的，这在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数据中有着清楚的反映。 

很显然，上述针对中国的忧惧重重的现实主义思维和消极心态，已成为中日双边关系发展严重的负面资产。在相关心态作祟下，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也凸显出 来——制衡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对华外交乃至整体外交的主线。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威 胁论”和“联华御苏”，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和“联美制华”，日本朝野上下对华认知和总体判断发生质变，中国从“战略互惠”的伙伴变成了“挑战现状”的对手。当前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与戒备，甚至可以说已超过中日关系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综上所述，日本对华认知和对华感情恶化到今天的地步，绝非一朝一夕和一时一事所致。换言之，这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各种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因素，也有两国国力消长带来的深层次因素。 因此，要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任重道远。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开始探讨各领域的合作，以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为契机，日本开始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中日经贸各领域合作启动，环境 ODA 成为了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日环保合作为满足各地“节能优先”和“科学发展”的需要、推动地方产业升级做出了贡献。由于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互补性较强，2006年 5月启动的“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成为了涵盖两国政府、地方城市、科研机构、企业、环保组织的综合性节能环保合作平台，推动了中日间节能环保合作向多元化、多层次、深度合作的转变，中国也从接受环保援助的国家成长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积极开展环保国际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不断深化。展望未来，中日两国加强多主体环保双边合作并将其扩展至其他区域乃至全球，能够为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日本对华环境 ODA 与中日环保合作

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ODA主要集中在铁路、港口、发电站等大型经济基础设施领域。进入 90 年代后，中国针对研究和治理城市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水质与大气污染相关的政策、技术建议等需求增大，这些领域的环境ODA项目也迅速增加。1992年 6月，日本内阁通过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制定了ODA兼顾经济与环境、重视亚洲地区与地球环境问题等基本原则。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 ODA 重视双边环保合作与相关政策的制定、环保监测合作以及环保基础设施的完善。1994年，两国政府签订的《环境保护合作协定》明确了中日环保合作的互利互惠原则。同年，作为两国环保合作的执行机构，“中日环境合作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 

1996年，中日两国举办了首届“中日环境合作综合论坛”, 探讨双方在大气污染与水质污染防治等领域的合作议题。同年成立的“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为两国在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监测、环境信息、环境战略与政策研究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该时期，日本对华 ODA 在加强环保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加大了对环保技术人员培训的投入。 

1997年 9月，《中日面向 21世纪中日环境合作联合公报》发布，提出通过多边和区域环境合作的机制建设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确定推动大连、重庆、贵阳三个环境 示范城市的建设以及利用日元贷款实施一批环境保护项目。环保示范城市的对日合作开启了中日地方城市间合作的序幕。 

1997年12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为目的，确定实施排放权交易、集团共同治理、清洁开发机制（CDM）等“京都机制”。其中，清洁开发机制成为多边框架下中日环保合作的重要模式。由日本提供技术和资金进行落后工艺改造、减少中国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履行《京 都议定书》承诺，也有助于日本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继《京都议定书》后，日本政府1999 年发布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期政策》增加了环保国际合作的政府开发援助预算。同时期，亚洲环保多边合作得以发展，首届中 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于1999 年 1月在首尔召开。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对三国间开展环境政策对话、共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2000 年，日本国会提出环境 ODA 应进一步充实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教育等，特别强调了双方协同推动环保项目的重要性。2001年 1月，日本行政改革将环境厅升级为环境省。同时，ODA统一由外务省负责与相关省厅协调预算与使用等事项。升级后的环境省在当年的《环境白皮书》中指出，日本应将本国环境问题的经验用于亚洲各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同年底，日本内阁通过《环境基本计划》，明确了日本通过ODA 在国际社会环保领域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构筑环境管理的社会能力、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方针。以此为契机，中日之间的环保合作不断向地方城市、企业、市民团体等层次深入。

2003年8月，日本内阁通过的《新ODA 大纲》整体削减了ODA 预算，但该时期的对华ODA进一步向生态环保、环境管理以及促进双边环保技术交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等领域集中，中日双方的环保合作得以进一步深化。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接受援助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对华 ODA 的一般无偿资金援助、日元贷款相继于2006年和2007年不再签订新项目。此后，中日两国在 环保产业寻求市场化合作的模式成为有效推动中日合作的关键。

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与两国环保合作模式的转变

进入 21世纪后，日本国内经济陷入低迷，老龄化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如何减少行政主导、发挥产业界的积极性并构筑后 ODA 时代的中日环保合作新模式，更好地为区域乃至全球环境做出贡献成为双方的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能源自给率最低的，经历了 20世纪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后，“节能”成为日本能源政策的重中之重。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估算，2019 年日本单位GDP能耗约相当于中国的1/4、印度的1/5左右, 是目前全球能源效率较高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节能优先”和“科学发展” 成为评价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中日双方都认识到，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存在较强互补性，两国间的节能环保合作也由ODA这一单方提供援助的方式转变为两国政府、地方城市、科研机构、企业、环保组织等进行多层面综合性合作的方式，旨在实现可持续的双赢合作。2006年 5 月启动的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标志着中日两国的环保合作进入新阶段。 

在东京举办的首届“论坛”为中日之间初期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日本经济产业省之间确认了双方在节能环保领域以及相关政策领域的合作意向。此后，中日环保合作开始向中小企业、民生部门扩展，环保金融服务也开始吸引风险投资等民间资金，日本多家大型综合商社也加入中日环保合作领域。这些都说 明中日环保合作的商业模式正不断向多样化发展，得到了两国市场的高度认可。 

2010年以来，随着中日间节能环保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双方在新能源及资源循环领域、物流领域的合作案例显著增加。同时，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达成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是大气环境整治的重要目标，双方有关领跑者制度、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智慧城市等具体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产学研结合型合作的综合性项目不断增加。此外，在碳交易、环境金融与投资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完善了两国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融资体系。 

2012 年第八届“论坛”后，双方的签约项目数量有所减少，但各类行业团体、协会以及专业机构间的合作呈现增加趋势。在城市管理、新能源汽车、节能服务、垃圾分类等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增加。“论坛”已成为中日两国节能环保合作的最大平台，将两国间的政策理解、地方政府间交流、学术研究机构及企业间交流有机融合，实现 了中日间节能环保合作向多层面综合性合作的转变，增进了两国对环保节能合作的理解互信，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与对接渠道。 

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自 2017 年的第十一届“论坛”以来提上议事日程，环保合作领域的中日伙伴关系日益紧密。2019 年是日本对华ODA实施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日环保领域合作以对华 ODA 援助为开端，不断向由政府、地方、企业、协会、金融、市民等多主体参与的产学研综合性、协同合作转变。第三方市场合作将“论坛”的多主体合作模式从国内环保领域扩展到区域乃至全球环境领域。 

截至2021年底，“论坛”共举办了15届，累计签署了 410 多个合作项目。其中， 中日企业间合作项目所占份额达到 50%，行业协会与专业机构间的合作项目占 23%，产学研综合性合作项目近20%。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ODA 以政府行政部门为主导、企业参与不足等问题，政府行政、企业、协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也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环境管理社会能力，促进政府部门和企业、市民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为双方的环保合作提供充分保障。“论坛”对中国从环保援助接受国向肩负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的大国转型发挥了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中外环保领域的合作向协同、双赢、多主体参与的合作模式转变。

从ODA“毕业”的同时，中国进入自律形成城市环境管理社会能力的阶段。政府、 企业、市民等环境主体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并引进经济机制、地方政府通过循环低碳进行城市建设、企业通过自主投资研发节能减排技术与设备、居民通过绿色出行以及垃圾分类等方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中国的环境管理社会能力不断增强。

新时代中日环保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中日建交之后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发达国家百年经历的诸多环境问题。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本的对华 ODA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时起步，两国间的环保合作从日本对华ODA的环保援助开始，经过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为代表的环保机构的建设和共同运营，已发展成为由各级政府行政机关、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协会组织、市民等各个环境主体共同参与的综合环保合作机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日两国作为亚洲的主要大国，已并肩携手在第三方市场进行环保合作。中日两国分别提出将在 2060 年与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这意味着新一次跨国跨界、相互协作的能源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开始。 

现今，新冠疫情的流行导致全球经济发展受阻，从中吸取教训，向零碳、可持 续韧性社会过渡是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过渡意味着将包括经济、社会、技术、 制度、生活方式在内的整个社会系统转变为碳中立、可持续的模式。可见，全球和区域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是中日环保合作的重要保障。 

展望未来，中日环保合作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应发挥中日各自的优势，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双边与多边合作，共同为全球的绿色发展做出贡献。

 1. 充分利用RCEP 等多边合作机制，促进中日两国环境产业的双向投资与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后，日本多年以来是对华投资的主力，但中国的对日投资尚有待扩大。当前日本政府和各个地方在大力推行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中国也在促进经济的“双循环”，对内对外投资并重，中日两国间的双向投资符合两国的发展需求。同时，中日各界也认识到，利用 RCEP 多边机制开展合作将给两国带来共同利益，双方应抓住 RCEP的机遇积极开展各领域合作。其中，环保产业是创新型、融合型产业，将成为 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关键驱动力。在疫情过后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以环保产业带动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必将成为中日合作的亮点。加强中日环境产业领域各个层面的信息交流与政策协调、在开展双边合作的同时高效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对接两国地方与城市的环境产业、形成产业集聚将有力推动全球环保产业的发展。 

2. 加大环保产业研发领域的合作力度，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深入开展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展望未来，全球绿色能源、电动汽车、污水处理与净化、废弃物处理与再利用、大气污染防治、土壤净化等环保产业都将有长足发展。这些领域中日双方的技术研发优势均较为显著且存在互补性。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球环境技术发明专利数量中，日本位居世界第2位，我国也正迎头赶上，居全球第3位。同时，中日同为环境技术、环保经验的出口国，两国不仅具备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价值观与环保意识，还通过多年的环保合作形成了各级政府、行政机关、企业、居民等多个主体参与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制度与社会基础。在此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能够充分发挥两国在产业与技术领域的互补性，为中日两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更多机会，将有助于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中日两国应进一步将环保产业融入第三方市场合作，构建绿色“一带一路”，共同助力第三方市场的经济恢复与绿色发展。

 3. 充分利用中日两国地方自治的特点开展城市间环境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中日两国各地的地方自治特色显著，也有不同的发展需求和产业优势，中日各城市、地方间加强环境产业合作具有巨大潜力。现在，中日友好城市已经达到250余对，中日地方城市之间的交往和互利合作在各国的经贸、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各个城市在外资引进、产业合作等方面有各自的个性化需要且地方自治特色显著， 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中日地方间发挥各自优势和地区特色，扩大在新能源、节能建筑、绿色消费、低碳、韧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与人才培训等，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从地方层面助力两国环保合作行稳致远。 

4. 将中日环保合作与国际组织外交紧密联系，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在全球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从全球规模看，新冠疫情引发了一场全球卫生和经济危机，这要求各国在多个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多边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疫情蔓延等全球性风险对全球供应链和观光业等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影响。长期来看，保证全球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韧性城市和区域，这不仅需要国内政策，也需要国际协调。

 环保国际合作与经济外交、国际组织外交相辅相成、互相推动。长期以来，日本的经济外交不断从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国际组织合作转型，后疫情时代这一趋势将愈加显著。今后，我国应在强化双边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外交，提升中国作为的环保大国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不可否认，日本的ODA 及其与亚洲各国的环境合作是构成日本亚洲战略的重要部分。日本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的双边与多边环保合作是其为促进经济外交而开展的环保外交、促进其亚洲功能性整合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也导致中日环保合作中存在诸多问题，如中日环保合作的规模还不能满足中国迅速扩大的环保需求；中日间环保技术转移效果不够显著，技术领域的交流有待进一步深入；环保合作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较大，亟需确立持续稳定的合作机制等。 

现今，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融合，正成为带动各国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重要引擎。中日两国作为环境技术和环保经验的出口国，通过加强合作、构建绿色发展体系将有助于解决各自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双方共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经验技术，进一步挖掘多边国际合作潜力，将促进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中发挥示范作用。 

中日两国深入开展多边环保合作还需要更稳定的地区与国际环境。为此，双方应共同努力，既考虑彼此的关切和利益，又兼顾合作与市场的原则，共同提高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的创新能力，构建合理高效的区域环保合作机制，避免受双边政治关系或不同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导致的合作减速或停滞，加快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注：本文选自《国际论坛》第4期，第3—33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国际论坛》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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