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对中医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始于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抵达日本之后。18世纪末，以学术兴趣为出发点的中医研究日渐式微，中西医的地位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因此，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为欧洲人中医研究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来华欧洲耶稣会士和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为主的海外医生，是向欧洲传播中医的主要群体，他们的报告也是德国人获取中医知识的主要来源。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中医西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药、脉学和针灸疗法三个方面。尽管欧洲传播者对中医的一些方面持批评态度，但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耶稣会士和海外医生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力图发掘中医中有价值的内容，并把它们传播到欧洲。他们的著述为德国人接触中医创造了条件；不过，不仅是著述的内容，德国人对中医的关注、研究和接受还受到当时德国社会的影响。

    在药学领域，至19世纪，使用草药仍是德国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因此，尽管同一时期的德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坚持使用本土药物、抵制外来药物的“保守力量”，但来自海外的药用植物仍然吸引了德国医学界的注意力。1656年出版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的《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中国植物学专著。除了欧洲境内的出版物外，通过与耶稣会士和海外医生之间的信息往来，一些德国医学工作者推动了中国药学的引入和在德国的传播。按照所获知的性质和功效，他们研究和探讨了艾草、人参、儿茶、樟脑等异域草药的实际价值，在德国还出现了一些包含或者关于中国药学的著述，比如，1687年发表在“利奥波第那科学院”院刊上的《论人参根》（De RadiceChinensium Gin Sen）等文章。

    中国的脉学在17—18世纪也引起了德国医学工作者的关注。首先，他们协助了相关资料在德国的出版。“利奥波第那科学院”成员塞巴斯蒂安·谢弗尔（Sebastian Scheffer）医生负责了《中医指南》（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的出版工作。德国汉学家、植物学家克里斯蒂安·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积极推动了《中医指南》和《医钥》（Clavis Medica）的出版。1747—1749年，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的德译本得以出版。这三本著述的脉学部分主要来自对中医脉学典籍的翻译，构成了德国脉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不过“由于缺少很好的注解和充分的语言技能”，这些翻译的内容“并不明确”。在对中国脉学的后续探讨中，德国人的解释模式和研究方式主要是以欧洲医学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因此，中国脉学在德国的影响较为有限。

德文版《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脉学内容

    在这一时期同样引起德国医学界关注的还有中国的针灸疗法。荷兰东印度公司传教士赫尔曼·布绍夫（Hermann Buschoff）关于灸法的荷兰语著述《足痛风》（Het Podagra）在德国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在探究灸法具体作用方式的过程中，德国的医学工作者首先积极地探寻了艾草本身的性质、生产以及功效。1676年，本哈德·威廉·吉尔弗斯（Bernhard Wilhelm Geilfuß）医生出版了《灸术》（Disputatio Inauguralis De Moxa）一书。不过吉尔弗斯是从欧洲古典时代存在过的类似疗法出发，认为是火，而不是艾草本身起到了治疗的作用。1677年，“利奥波第那科学院”的成员把布绍夫的书翻译成了德语出版。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德国医生安德列亚斯·克莱耶尔（Andreas Cleyer）关于艾草的文章发表在了“利奥波第那科学院”的院刊上。随着对艾草的了解，关于灸法应用的研究著述也在德国不断出版，例如：《用中国灸术治疗痛风》（Eroberte Gichtdurch die Chinesische Waffen der Moxa）等。这一时期德国对灸法的探讨主要局限于对痛风的治疗，虽然普遍认可灸法的疗效，也不断地尝试着实践这一疗法，但是这些工作并没有引起德国医学工作者对其中医理论背景的探究，他们更多地将灸法视为一种比较温和的外科技术，或者将其直接整合进了对痛风的治疗中。由于缺乏对灸法医学原理的了解，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失败病例，这不仅使灸法本身受到质疑，也导致了其威望的下降。所以，针对灸法，在18世纪上半叶，很多德国医生都表达了负面的观点，相应的研究兴趣在德国也开始下降。

《灸术》封面

    与对灸法的探讨相比，德国医学界对针刺法的研究相对稀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医生威廉·滕莱因（Willem ten Rhijne）1683年出版的关于针灸的拉丁语作品《论关节炎》（Dissertatio de Arthritide）——其中详细描述了针刺法——在德国并没有立即受到关注，直到荷兰医生史蒂芬·布兰卡特（Steven Blankaart）的德文著作《关于足痛风和发作时痛风的准确论述》（Accurate Abhandlungen von dem Podagra und der Lauffenden Gicht）1690年在莱比锡出版。在该书中，布兰卡特摘录翻译了滕莱因关于针灸的论述，由此推动了滕莱因作品及其观点在德国的流行。不过，同滕莱因一样，布兰卡特也没有从中医理论的角度对针灸进行阐释。而后，德国医学界关于针刺法的探讨，多是对滕莱因以及之后德国医生恩格尔贝特·坎普弗尔（Engelbert Kämpfer）《海外珍闻录》（Amoenitatum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carum fasciculi quinque）的引用与复述。不仅整个18世纪都没有对针刺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而且格奥尔格·恩斯特·斯塔尔（Georg Ernst Stahl）、劳伦兹·海斯特（Lorenz Heister）等医学工作者还否定了针刺疗法。

    虽然针对针灸的研究和阐述在18世纪并没有完全停止，但是这种以批评为主导的态度限制了针灸在德国的流行以及德国人对针灸的进一步研究。

《论关节炎》中插图（针刺工具）

    18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人报告中对于中医的评价开始走低，出现了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负面表述。受欧洲范围内负面中国观的影响，德国人对中国的评价也带有了消极色彩。不过，在中医研究方面，尽管批判性的观点在18世纪的德国已经占据了一定地位，而且从对针灸的批评不断扩散到其他方面，但否定的态度并未成为德国中医研究中的主导观点，主观性的评价也没有完全取代对中医的学术探讨。

    整体来看，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中医西传的重点——中药、脉学和针灸，也构成了德国中医研究的主要方面，不过，德国人对针灸更为关注。一方面因为，针灸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在缺乏理论基础的前提下，相比于脉学，更容易应用于临床实践，尽管这种应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只是停留于表面。另一方面，虽然很多中草药以标本等形式传递到了欧洲，但远洋运输而来的中草药样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往往都不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实验研究，而且作为植物，中草药的生长还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制约。因此，自然因素的限制以及德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抵制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在德国的广泛研究与应用。

    16—18世纪德国中医研究的重点，不仅体现了当时德国人中医认识的范围，一些观点和解释还构成了之后德国中医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德国人的知识来源主要局限于耶稣会士和海外医生的著述，缺乏实际的感知以及对中国经典医学文献的研读，因此，这一时期德国的中医研究并不全面系统。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直接接触到了中国医学，同时受到帝国主义时代医学发展和观念思潮的影响，德国的中医研究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袁玮蔓：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为节选，全文载《国际汉学》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