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以路名的符号功能为切入点，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西安路名发展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革”调整期、改革发展期和21世纪增速期四个阶段。研究发现，一方面，城市发展塑造了路名系统的历史层次及独具特色的路名群；另一方面，路名变迁又是城市发展的文本表征，具体表现为紧扣城市规划、折射城市转型、凸显城市发展典型事件和标记城市空间延展四个方面。探究路名变迁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路名的语言特点和文化价值，拓展城市语言景观研究的深度，也能为城市路名规划提供参考，从而助力新时代文化建设。
路名不仅是城市道路的文字标识，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路名变迁能反映城市的发展变化，也是国家和时代发展的风向标。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城市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七十余年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路名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董洪杰等，2018）。因此，以西安作为样本，考察路名变迁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和文化学价值，尤其是能为同样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城市提供路名规划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参考。国内学界的路名研究成果丰硕，早在20世纪90年代，张清常（1996，1997）便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分析了北京街巷命名的文化内涵和系统化问题。此后，牛汝辰（2000）、张日培（2009）、周庆生（2010）、张澈杨、陈石（2014）等从宏观层面论述了路名规划及道路命名的原则。李佩娟（2008）、刘晨红（2009）、么孝颖等（2012）、巨龙等（2015）、喻斌等（2017）、董洪杰等（2020）等则从微观层面以城市路名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路名特征及相关问题，分别涉及到厦门、银川、上海、咸阳、广州、西安等地。总的来说，国内路名研究呈现出调查范围广泛、政策引导性强的特征，但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重描述、轻解读的倾向。自20世纪90年代始，路名规划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重要发展，学者们多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关注道路命名的社会功能。Yeoh（1996）聚焦新加坡，以其殖民历史为背景研究其路名体系，并探索道路命名在新加坡政府构建国家意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Azaryahu（1997）对东柏林的个案研究，分析了柏林路名规划和更替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Faraco&Murphy（1997）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进行调查，分析了当地路名与政治格局的对应关系。Azaryahu&Kook（2002）以三个巴勒斯坦区域的案例研究为基础，探究道路命名与阿拉伯、巴勒斯坦身份认同的关系。Alderman（2003）通过对美国黑人社区的调查，分析了路名对历史人物和政治理念的认同关系。Shoval（2013）则对以色列城市——阿卡城区的道路命名和使用进行系统研究，分析路名规划与该城市旅游业发展、多元文化冲突和城市居民认同的关系。上述研究的调查地多集中在柏林、新加坡等城市化已完成的城市和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宗教冲突区域，对转型过程中的城市路名发展关注较少。本文以城市发展中的路名变迁为主线，调查范围涵盖西安城七区（长安区、新城区、未央区、莲湖区、雁塔区、碑林区、灞桥区），调查过程包括搜集路名、核实路名和验证路名三个环节。路名统计来源有两个：其一是2018年在西安市民政局地名处调研获得的路名数据；其二是对西安路名相关文献1的整理和爬梳。在此基础上，通过最新版《西安CITY城市地图》以及高德、百度和谷歌等电子地图对路名数据进行核实补充，并针对特定问题赴实地调查验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下文在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西安路名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西安市发展规划的文件和相关文献，将西安路名发展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革”调整期、改革发展期和21世纪增速期四个阶段，并从城市工业发展、文化建设和空间延展三个维度梳理城市发展与路名变迁的联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西安城市建设百废待兴。1953年底编制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将西安分成西部电工城、东部纺织城、南部文教区、北部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明城墙内部商住区五个核心功能区。在这一规划指导下，西安进入了由历史名城向西部重点工业城市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路名系统发挥了城市治理“传声筒”的社会功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建设“轻型的精密机械制造与纺织工业城市”目标指导下，西安国棉三、四、五、六厂和西北第一印染厂先后建成，纺织城基地渐成规模，路名的“工业化水平”也随之提高。如纺织城各厂区间多条道路以“一印坡”“三厂坡”“四厂坡”等命名，其中1956年的“纺北路”，最早以“纺”字得名，直观体现了纺织城工业中心地位，也为日后西安纺织城路名群的发展开了先河。同样，随着灞桥热电厂以及旧城南部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工程部门的先后成立，“电厂东路”“电厂西路”“建东街”“建西街”等体现工业化主题的路名也应运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路名成为建设新西安、塑造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182个路名的字频分析显示，除通名外，“强”“新”“结”“团”“福”“建”“劳”等字的选用名列前茅。由这些高频字构建而成的路名共计42个，时代特色突出，其中“建设路”“新庆巷”“自立路”“富强路”“劳动路”“团结中路”等36个路名沿用至今。这些道路主要分布在新城、莲湖和碑林，覆盖了老城区的主体部分，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美好初心和愿景。西安自1950—1952年逐年编制了三份“西安都市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有效推进了城市南郊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西北工会干部学校、陕西省邮电学校等12所高等院校的建设。文化教育规模化、区域化发展催生了具有显著人文特色的路名，如因西北大学而得名的“大学东路”“大学南路”，因文艺团体聚居得名的“文艺北路”等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现。这些路名体现了城市道路命名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城市文本的构建与时代发展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西安以明城墙为主城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城市规划提出城市布局向东、西、南三面拓展，构建放射状道路网。1951—1956年，环城方位共分段修建6条路，分别命名为环城东路北段、环城西路（北段＋南段）、环城南路（东段＋西段）、环城北路东段。1953—1959年，共修建12条主干道，其中城东的“金花路”“长乐路”“万寿路”“兴庆路”，城南“雁塔路”“小寨路”，城西的“丰镐路”“昆明路”等均为代表性主干道名称。这些路名多以历史遗迹和旧有村寨命名，字面上似乎共性不明显，但若从城市空间延展的视角考察，这些历史遗迹和村寨均为当地知名度较高的地标，它们由“城外”进入“城里”的过程也即城市空间向外延展的过程。本文将这类以“地标”的方式反映城市空间延展的路名统称为“地标式路名”，如“万寿路”（万寿寺1）、“兴庆路”（兴庆宫）、“雁塔路”（大雁塔）、“含元路”（含元殿）、“洪庆街”（洪庆街）等均依托古建筑得名，“金花路”（古金花村落）、“长乐路”（长乐坡）、“韩森路”（韩森寨）、“吉祥路”（吉祥村）等则因古村寨得名。调查数据显示，除主干道以外，在1949—1966年共命名“地标式路名”25个，这些原本散落于旧城外的传统村寨、宫殿庙宇在1949年后随着城市发展进入城区管辖范围。西安市规划部门1959年重编城市发展规划，对旧城采取“继续利用，严格限制，积极改造”的方针（高连海，2009）。“文革”时期路名规划以新城、碑林、莲湖为重点，多集于老城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基本延续建国时期的框架，发展重点则聚焦于社会文化领域。该时期社会的变动影响了道路的命名，呈现出以下三种模式。该模式指得名于“文革”前，1966年更名，又于1972年复名的路名群。这类路名变化以1966年和1972年为节点，突出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文化导向的更迭反复。这些被选中更名的路名共同特征显著，多为“地标式路名”，如主干道“万寿路”“长乐路”“丰镐路”“含元路”分别更名为“工农二路”“朝阳路”“抗美路”“丰收路”。字频统计显示，新路名中仅“红”字就出现9次，“工”“农”“新”“卫”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字也均为更名常用字。道路更名的整体特征与当时“又红又专”的社会文化取向相吻合。1972年4月，西安市革委会通知，在地名“革命化”风潮中更名的各街巷恢复“文革”前名称。该模式是指命名于1966年，在1972年或1981年更名并沿用至今的路名群。该模式路名共25条，以“巷”为通名的道路有18条，说明这一时期的交通发展多为小路，属于城市交通的微调，而且这类路名带有鲜明的宣传色彩，如“红旗路”“四新巷”等，作为社会运动的衍生物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风貌的一个侧面。随着社会思潮冷却，道路名称也得以更改，如“先锋四巷”“先锋五巷”更名为“建国四巷”“建国五巷”，“红旗路”更名为“咸宁西路（因古咸宁县得名）等。该模式指得名于1966—1977年且沿用至今的路名群。据统计，这类路名共计53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革”时期的城市发展。1964年开展“三线”建设，推动了航天工业基地以及轻工业企业的发展，与之相关的路名包括“新科路”（得名于新科技产业园）、“卫星路”（得名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东现场”（得名于西安市水泥制管厂的东生产现场）等。同时，社会文化建设持续推进，如“文化巷”“普及巷”“光辉巷”“新民街”“师大路”等路名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延续特征。此外，这一时期引入了以序数排列的命名方式，“团结一路”“团结二路”“青年一巷”“青年二巷”“青年三巷”等。总之，这种模式的路名群没有激进的政治色彩，且涵盖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客观记录了“文革”时期西安市的发展状况，这也正是该类路名群留存至今的主要原因。1980—2000年的二十年间，既是西安的高速发展期，也是转型过渡期。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西安市第二次总体规划（1980—2000年）要求在保持历史文化遗址为原则的基础上在城市东南、西南方向开辟新功能区。该时期城市规划仍以发展工业为主，同时向科技、文化领域延展，尤其是后期高新区、曲江新区等开发区相继建立，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根据《1980—2000年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西安工业发展聚焦三个城市区块，分别是东部纺织城的恢复建设、西南部电子工业区的形成和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辟。随着纺织城迅速发展，“纺一路”“纺建路”“纺南路”等11个“纺织”系列路名（见表1）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三线”工厂和研究所迁入市区，形成了电子工业区，“电子正街”“电子西街”“电子一路”“电子二路”等8条道路也随之得名，这些路名与电子城的发展定位高度匹配，成为西安工业发展的重要符号。为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西安在北郊开辟未央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高精尖无污染工业。由于该区域位于汉代都城（又名凤城）东侧，一改纺织城和电子城反映工业主题的命名习惯，区内道路采取了凸显历史文化特色的命名原则，产生了“开元路（唐代开元年间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未央路（唐代未央宫遗址）”以及“凤”字系列等12条道路。
第二次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以及随后的第三次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均强调科技文教的重要地位，旨在将西安建成科研、高等教育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作为首批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开发区，西安高新区于1993年成立。“高新路”在当年随之通车，此后有24条道路相继建成（见表2）。高新区路名群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是凸显科技主题，如“高新”“科技”系列路名；第二是展现盛唐雄风，如“唐兴路”“唐延路”“光德路”等。随着南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文教路名群。如长安大学北部的“育才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近的“健康东路”和“健康西路”，西安文理学院附近的“博文路”等，这些路名或直接与大学相关，或体现人文精神，具有鲜明的主题性特征。此外，文体设施的建设也催生了一部分路名，如位于原文化馆（今博物馆前身）附近的“文化街”，体育馆附近的“体育馆东路”，体育场附近的“体育场北路”等。1982年，西安成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第三次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提出，逐步将西安建成世界一流的历史名城和旅游胜地。该时期产生的历史文化主题路名共20个，其中一类因临近古迹得名（见表3），如城东的“兴庆路”（兴庆宫）、“半坡路”（半坡遗址），城西的“汉城南路”（汉长安城）、“汉城东路”（汉长安城）、“阿房一路”至“四路”（阿房宫遗址），城南的“含光路”（含光门）、“朱雀大街”（朱雀门）、“环塔路”（大雁塔）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曲江新区相继建成，城市空间进一步外延。《1980—2000年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到：旧城东、西各去10公里，南、北各去3至7公里的范围内为新建区。道路是城市发展的“脉络”，西安新一次的延展使城西的枣园村从城外“进入”城内，随之出现了“枣园北路”“枣园西路”“枣园东路”；同样，“龙首北路”“龙首南路”“龙首东路”因城北龙首村得名；“永宁路”“北陆路”因城南永宁村、北池头村和陆家寨村而得名。此外，环路建设也是城市规模发展的直观体现。从1993年开始建设城市二环，十年后全线贯通。“二环路”的诞生是城市层层扩展的显性符号。2000年之后，西安新兴产业异军突起，经济发展进入新模式。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将科技、旅游、商贸作为先导，计划将西安建成外向型国际化大都市，再现古长安昔日的辉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则强调历史文化的保护、科教和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及西部中心城市建设。和改革开放期相比，21世纪西安开发区及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数目更多，发展更快，规模空前，与之相应的路名也呈现出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特征。以灞桥区为例，21世纪先后创立了浐灞生态区、国际港务区、现代纺织产业园和白鹿原现代农业园区，进而催生了产业主题路名群。如“金”字系列路名多达20个，具有鲜明的金融、商务特色（见表4）。又如“港务大道”“港务西路”“港兴路”等17条道路，多带有“港”字，切合港务区发展主题。再如，“白鹿南路”“樱桃东路”“锦竹路”“农安路”等10条道路，名称中的“樱桃”“风光”“农安”等呼应了白鹿原农业和观光的建设方向。在城市其他区域同样也有类似路名群，如高新区的“瞪羚”系列、“普新”系列路名；航天城的“航天”系列、“神舟”系列路名；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草滩”系列路名等。同时，21世纪以来，西安对纺织城等老工业区进行改造，在原址建立现代纺织产业园。“纺织家族”路名群新增了以新纪元之意命名的“纺新街”“纺元街”及凸显产业园特色的“纺园一路”至“纺园八路”路名群。这些路名群相比改革发展期规模更大、系列性更突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产业园区的发展方向和特征。历史文化的传承贯穿西安城市建设的始终。21世纪兴建的曲江新区，以唐代曲江池遗址为核心，以大雁塔、大唐芙蓉园等历史古迹为主脉向城东南延伸，“芙蓉西路”“芙蓉东路”“曲江池东路”“曲江池西路”“慈恩路”（大慈恩寺）、“寒窑路”（寒窑遗址）等相应路名群随之产生。同样，高新区的“上林苑”“毕原”“定昆池”路名群，灞桥区的“广运潭大道”（广运潭为唐代主要港口）、“米秦路”（米家崖遗址和秦梦街）等均以遗址命名。再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字路名系列新增了“凤吉路”“凤祥路”“凤和路”“凤鸣路”等。21世纪以来，西部大学城、未央大学城和白鹿原大学城等文教科研聚集区相继建成，相应路名群也应运而生，如西部大学城区的“文苑中路”“文苑南路”“书香路”“翰林南路”“学府大街”，未央大学城的“学府东路”“尚苑路”“尚耘路”，白鹿原大学城的“弘知路”“敏行路”“行知路”等，这些路名文教特色鲜明，与大学城建设目标高度匹配。21世纪以来，西安城市空间随着产业园建设持续加速向外延展，“地标式路名”也相应呈现出数量多、区域性强的特征。曲江新区建设覆盖了春临村、北池头村、新开门村、五典坡村等传统村寨，由此产生了“北池头路”“北池头一路”“北池头二路”“新开门街”“新开门北路”“新开门南路”“春临一路”到“春临五路”等路名。这些路名反映了曲江从农郊到城区的转型，成为城市外向型扩展的新地标。同样，高新区的“丈八”系列（5条），浐灞生态区的“香湖湾”系列（3条）和“安邸”系列（5条）等均因村寨而得名。21世纪的地标路名呈现一个新特点，即选择新建筑而非旧村寨，如“通海”系列（5条）和“保三路”“保四路”“综四路”“综五路”分别得名于出入境管理局大楼和综合保税区大楼。这类“地标式路名”群反映了21世纪城市空间延展的规模化和区域化的特征。上面从城市发展的视角梳理了西安路名的重要发展阶段，发现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了风格迥异的路名群。下面则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入手，考察作为记录城市发展的重要文本形式，路名在变迁中如何标写城市发展。纵观七十余年西安路名变迁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路名整体特征与同期城市核心建设目标保持一致，路名发展的政策性导向较为鲜明。1953年西安第一次总体规划（1953—1972年）开启了西安从历史名城向西部重点工业城市的转型，电工城、纺织城、文教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等城市核心功能区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路名。1959年重编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对旧城采取“继续利用，严格限制，积极改造”的方针，“文革”时期路名的三种发展模式是相关政策在路名规划中的体现。西安第二次总体规划（1980—2000年）中“保持明城、彰显唐城”的定位以及“保护周、秦、汉、唐重大遗址”的原则在这一时期的道路命名中均得到了回应。而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中突出的科技、旅游、商贸发展要点与这一时期旅游文化系列路名等都形成了呼应关系。西安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所设定的国家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国家历史文化和西部中心城市等建设目标，在新时期的道路命名上得到了多方面的反映，在产业园区系列路名以及文化系列路名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七十余年来城市道路名称变迁折射了西安工业化的转型和服务产业转型两个重要历程。20世纪50—70年代是西安从历史名城向西部重点工业城市的转型期（薛凤旋，2002）。随着工业区的集中建设，“一印坡”“纱厂后街”“电厂东路”等路名群集中反映了早期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西安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仍是工业化。“工业区”系列、“科技”系列路名陆续出现。这一时期产生的路名总数为249个，其中“科创路”“建工路”等反映工业化主题路名多达37个，占比14.8%。这些路名是西安工业化持续推进的鲜明体现。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21世纪，西安因应新形势，重点推动产业园区建设，以实现从工业化生产型城市向服务产业的转型（邓静、孟庆民，2001）。新兴产业园路名和旅游文化路名的集中出现，总数多达129个，占新世纪路名总数的17%。西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事件经由路名群得以呈现。西安纺织城的建成和发展，是西安城市发展的缩影。在20世纪50年代建设西部工业重镇之初，纺织城道路规划中出现了首个纺字路名——“纺北路”，之后伴随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复兴，“纺”字路成规模出现，直至21世纪后纺织城由传统工业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继而出现了“纺园”系列路名，“纺织家族”路名群70余年的发展历程印证了纺织城的历史阶段，也是西安工业发展的注脚。再如20世纪60年代西安“三线”建设之初，“新科路”“卫星路”“东现场”等路名记录了航天及轻工业的起步，而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诸多“三线”工厂及研究所迁入市区，“电子正街”等“电子”系列路名反映西安电子工业城的形成和发展，标记了西安科技发展的重要历史，成为西安工业发展的重要符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七十年余年中，西安城市空间经历了三次重要拓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向东、西、南三面的初次延伸，20世纪90年代伴随高新区建设而出现的城市规模二次升级，以及21世纪后由新兴产业园区建设带动的第三次更大范围的城区面积扩张。道路是城市空间延展的经纬线，每一次的延展都有相应的路名与之呼应。路名标记城市空间延展呈现出表层与深层共进的双轨模式。表层模式即能由路名字面含义获知城市规模的扩大，如“环城路”“二环路”“三环路”及XX一路、XX二路等数字序号路名，清晰地记录了城市空间的环环扩大；深层模式即以“地标式路名”标记外向型空间增长。散落旧城外农村的历史遗迹和村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城外”进入“城里”，实现了农郊到城区的转型，而这些地标式遗迹和村寨则以路名的方式保存下来，成为城市发展的文本记录，从深层标记了城市发展的轨迹。作为城市语言景观的重要形式，路名既是城市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记录城市发展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城市发展塑造了路名系统的历史层次及独具特色的路名群；另一方面，路名变迁又是城市发展的文本表征，既反映了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演进，又标写了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以路名的符号功能为切入点，分析城市发展与路名变迁在城市工业发展、文化建设和空间延展三个维度上的联动关系，不仅有助于厘清路名的历史层次，深入认识路名的语言特点和文化价值，拓展城市语言景观研究的深度，而且也能为城市路名规划提供参考，从而助力新时代城市文化建设。同时，语言景观产生于特定社会空间中，并与空间形成符号互动关系（Scollon，2003；Jaworskietal.，2010；张天伟，2020）。今后路名研究应从地理符号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交际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探索路名生成机制、路名标牌的展示方式、空间设置格局以及路名与社会成员互动产生的符号意义，推动路名研究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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