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文化研究：界说、类型与范式
《外国文学》
主编 金 莉
声音文化研究：界说、类型与范式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刘 岩
选自《外国文学》2021年第6期
关键词
关键词：声音；文化研究；声音研究定义；声音类型；声音研究范式
在人类的感觉器官中，听觉和视觉经常被拿来做比较：倾听使人置身事中，而观看则使人形成看事的角度；听觉主要是时间概念，而视觉则是空间概念；听觉有关情感，视觉有关智识等（Sterne, “Sonic Imaginations”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人类主要通过口头传颂和口头转述的方式记录和传承需要让后人铭记的事件，但当文字出现并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而成为记载历史和传播思想的主要渠道之后，人们对于视觉的重视越来越突出，识字能力甚至与人类启蒙、文明和进步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于是，“不识字为殖民行为提供了借口”（Rath ）。但随着近年声音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展开，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逐渐被消除，人们越来越关注声音环境的变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影响，关注声音和听觉在文学文化中的表征方式及意义，“将视觉视为本质上具现代属性的感觉器官，而听觉是某种前现代或反现代的感觉模式，这一对立应该被更细腻的研究方法取而代之”（Erlmann）。
如果说加拿大音乐家谢弗（R. Murray Schafer）在1970年代提出“声景” （soundscape）的概念时，关注的重点在于声音（抑或噪音）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性破 坏，那么在过去二十年间，西方学界对于声音和听觉展开的跨学科和多学科探讨，已经涉及到包括声音技术、声音体验、声音控制、声音编辑、数字存储、艺术表征、美学阐释等人类文明的诸多层面，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 2012年出版的两部声音研究文集：其一是由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艺术史教授斯特恩（Jonathan Sterne）主编的《声音研究读本》（The Sound Studies Reader），其二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平奇（Trevor Pinch）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科学史专家拜斯特菲尔德（Karin Bijsterveld）联合主编的《牛津声音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und Studies）。这两部文集共汇集68篇有关声音和听觉的研究文献，从不同视角深入探究人与以声音为核心特征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两部由业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文集，足以奠定声音研究在学界的跨学科地位。对于众多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针对声音景观所做的任何探索，均应该最终有助于了解该景观所处的社会和文化”（Thompson ），这意味着对于声音所做的研究不仅需要观照其物质性的客观存在方式，而且也必须体察其生产和实践方式，即声音在何种条件下得以生产并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还应考察听者的不同倾听行为，理解声音的传递如何制约人类经验与行为及其文学表达。上述议题皆超越了声音技术手段，而试图领悟声音背后的诸多文化政治命题。
加拿大音乐家谢弗（R. Murray Sch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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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说
声音文化研究旨在针对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中的各种声音做出文化政治阐释，既观照文本中各种声音的生产过程，也涉及听者对不同声音的感知、领悟和体验。由于“声音文化”（sound culture，英文中也有“acoustic culture”“ auditory culture”“ aural culture”“ sonic culture”等说法）意指声音携带的特定文化场域和文化特性，蕴含着声音物质性之外的文化维度，因此，声音并非可以用音质、音量、音频等技术手段得以简 单记录和鉴别，这一理念已被众多学者所接受。与许多西方批评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可能遭遇概念意指的错位相类似，声音文化研究在我国引发了有关“声音”和“听觉”孰重孰轻的争论。
有学者主张将该术语译为“听觉文化研究”，而非直译为“声音文化研究”，因为“听觉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被社会、历史、文化所塑造的人类听觉自身；声音问题的文化负载，来自于听觉主体性的投射。很多情况下，当人们谈声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听觉的文化范畴里谈而不自知”。作者特别声明：“这不是为了与‘视觉文化研究’ 的说法相‘对仗’，而是出于在研究话语建构上的深层考虑”（王敦 153）。文章所言的 “研究话语建构”，无外乎是提醒使用者在从事声音研究时，不能忘记听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应该考虑听觉经验是如何被塑造的”。但是，人们熟知的“视觉文化研究”在英文中的表述是“visual culture studies”，其中的“visual”是形容词，表示“与视觉相关”，直接修饰随后的“文化”一词，这意味着“visual culture studies”是有关“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的研究。而在“sound culture studies”这一表述中，“sound”是名词，因此该表述可以触发两种不同的理解：
其一，“sound culture studies”意味着studies on sound culture，指对于声音文化所做的研究。由于有关声音的研究必须“将声音置于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张聪），因此，声音研究的重要内涵就是其文化特质。当然，有关声音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研究与其相关的文化语境，这将在本文后面继续展开讨论。
其二，“sound culture studies”是针对“声音”（sound）所做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在这个理解上，“sound”成为“ culture studies”的研究对象，而并非修饰后面的“文化”一词。文化研究是上世纪50和60年代出现于西方思想界和批评界的理论范式，它将文化产品视为产生于社会力量场域的文本，受制于不均衡的权力流动（During）。因此，它关注文本的生产和消费环节中所有涉及文化政治的命题。本文的界定和范式分析即是在这一维度下所做的阐发。
使用“声音文化研究”的表述，并非忽视倾听、听者及其作用，这一点从研究者对“声音”的定义和理解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谢弗最早提出“声景”概念的时候，他开篇就指出“噪音污染”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其著作第四部分专门讨论人类对声音的控制技术，而且提醒读者“耳朵有时会捉弄大脑”，这被他称之为“声音幻觉”（aural illusion）的现象在文学中有很多表现，谢弗本人就举例了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对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想象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对尸体声音的描写。文学书写并非对作者亲耳所闻的声音做出真实记录，而充满作家的文学想象， 甚至是作家为了营造某种特殊氛围而有意为之，需要结合具体场景进行具体分析。25年后，汤普森（Emily Thompson）沿用并发展了“声景”的概念，在著作引言中明确指出，“声景既是物质环境，也是体察环境的方式；它既是世界，也是为理解该世界而建构的文化”。这一界定已经把物质意义的声音和人的感知联系在了一起，其意义在于：第一，研究声音就必然涉及听声音的人；第二，声音的意义与人的感知有关；第三，对声音的理解有赖于不同文化语境。既然“声景”的概念本身已经将声音和听声音的人都纳入其内涵，那么，将“sound culture studies”强行译作“听觉文化研究”已经没有太大必要，反而因突出听者的主体地位而掩盖声音研究中的其他可能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声音生产环节的忽视。理解声音，并不应该将注意力仅仅放在声音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上，还应该考虑声音是如何获得了目前的样态，即声音的生产过程、导致其发生的各方面条件以及决定声音产品形式的诸多因素。
国内外许多学者均指出了“倾听”（listening）在声音研究中的重要性，我国学者傅修延教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听觉叙事”（auditory narratology）的理论术语，从多方面论述了听觉叙事的研究范式。的确，“声音是我们接触和理解世界的手段，既然研究听觉，就必然牵涉倾听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听觉文化是围绕着倾听者而展开的”（张聪）。更有国外学者说，“没有耳朵倾听，就没有声音”（Novak and Sakakeeny）。这样的认知似乎将声音和听者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声音与听者之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正如“物”的存在不以是否“观看”为前提，自然界中 “声音”的存在也不以“倾听”为前提，不管人们“倾听”与否，声音仍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声音”在“倾听”者的感知、阐释和理解中被赋予了意义。与此同时，人类发出的声音还有交流的目的和意图，这有别于人类听到的自然界的其他声音。在约翰逊（Richard Johnson）阐发的文化批评模式中，文化意义的生产基于生产过程的模式、文本阐释的模式以及鲜活的文化（lived culture）模式，这三个模式分别聚焦生产、文本以及受众，从不同角度分析文化产品的意义。这一思路对声音研究有所启示：在声音研究中，同样有声音的产出、声音文本以及声音的受众（即听者）这三个环节，不同聚焦点均会对声音的意义有所发现。在声音的产出环节，发声的目的、途径和手段决定意义，声音文本的形态和特质也与意义相关，与此同时，听者的背景和所处语境同样会影响声音意义的传达和理解，继而进一步激发鲜活的文化形态。“声音研究通过分析声音实践以及分析描述声音实践的话语和机制，重新理解人类世界中声音的作用以及人类在声音世界的行为”（Sterne, “Sonic Imaginations”）。针对不同的声音类型和声音实践方式，声音文化研究将采纳不同的研究范式。
类型
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渗透有声音的痕迹，研究声音不可避免地需要将注意力放置在更大的语境中，以理解声音的生产、传播及接受机制。从地球最初的自然声景到后工业时代的机器声响，再到声音控制和声音设计，谢弗在著作中的追溯以时间为线索，试图还原声音出现的不同历史背景。如此看来，声音携带着鲜明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印记，对声音的研究就是要了解其背后的复杂语境，尤其是对声音传递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形态有所洞察。谢弗及其团队在做“世界声景项目”研究时，曾根据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文献的记载，将声音语料划分为六大类、45小类、多达百余种具体的声音类型，并根据时长、音频、波动、驱力等四个方面的差别，细致分析了这些声音的物理性特质并以符号形式加以记录和区分。但在文学文化研究中，文本呈现的声音与谢弗的分类不能完全吻合，笔者在综合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以下几种常见的声音类型：
第一，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声。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地球上就充满各种声音：风的凌厉、海的澎湃、溪水的潺潺流淌、植物的飒飒舞动，还有鸟啼、犬吠、马嘶、鹿鸣、狮吼、狼嚎，这些“天籁之声”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客。无数中外诗人吟咏过自然界的美妙声音：《诗经》中“关关雎鸠”与青年男女之间的琴瑟和鸣相得益彰，济慈（John Keats）则在夜莺的歌声中寄托了对爱情和人生的期许；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乌鸦》（“The Raven”）充溢着诗人对早逝恋人的追思和呼唤，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和《致云雀》（“To a Skylark”）则弥漫着诗人阳光、乐观的浪漫激情。普希金歌颂时而低沉、时而喧闹的大海，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记录一年四季不同景观的瓦尔登湖，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诗中的树林在雪夜静谧安宁，而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卡列班居住的岛上却“充满 了各种声音和悦耳的乐调，使人听了愉快”。由于自然界充满各种声响，因此也有学者用“有声的景观”（sonoric landscape）来描述大自然的这一面貌，并主张对声音的体验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智识和精神上的（Leppert）。
第二，人类制造的生活之音。人类活动为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添加了和弦，这其中包括人类从事社会生产过程中制造的劳动之声、供人类移动所需的交通工具之声、供人类生活所需的日常生活之声，也包括为人类社会良好运作而使用并规定的声音符号。例如：在中世纪，教堂的钟声在村镇远近皆闻，成为召唤或规约居民日常生活的时间秩序，同时夹杂着各种“手工噪音”（加里奥）。人类的劳动之声在工业革命时 期被机器发出的轰鸣声取代，机器声开始成为城市的主旋律，“自19世纪起，资产阶级精英已经极大拥护工业声响，将之视为进步之声”（Bijsterveld）。不过，当王尔德（Oscar Wilde）于1882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讲时，他听到的“美国之声”却不能令人悦耳：“美国是最为吵闹的国家，早上不是被夜莺的歌声唤醒，而是被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吵醒”，他继而判断说，“这样持续的喧闹注定会最终摧毁音乐感官”。人类制造的生活之音直接关乎人类生活，发出声音的器物以及声音形态体现并记录了人类活动的重要内容，也因此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同阶段。
第三，人类发出的言说之声。人类的声音用于言说思想、表达情感和相互交流，但出于复杂的原因，人们常常会顾左右而言他，有时言不由衷，有时又词不达意，词语与意义之间的张力一直是文学理论家探索的命题。“学会咯咯痴笑、放声大笑、尖声叫喊、说话、唱歌，也听他人发出这些声音，对声音的这些物质和声学体验是自然而普遍的，但是，这些体验均发生在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之中”（Novak and Sakakeeny），因此，人的话语也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去理解和体会。此外，声音也是重要的隐喻：“声音是真理和自我存在的担保人，由此，声音表达自我、身份以及拥有声音这一主体地位”。正因如此，女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消音便成为女性缺乏主体地位的重要象征。古希腊神话中塞壬的歌声是危险的象征，是对男性的英雄品德提出的考验；而女性主义理论家则用美杜莎的笑声反叛父权文化禁锢女性表达的传统（Cixous）；安吉罗（Maya Angelou）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的主人公从沉默不语到开口说话，正是非洲裔女性对抗性别和种族 双重歧视命运的写照。
第四，人类创造的美学之声。人类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还创造性地生产出了具有美学功能的声音，主要表现为音乐和具有音乐特质的文学形式。不同形式的音乐不仅为人类提供审美愉悦，而且也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对于18世纪中产阶级女性而言，“音乐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是家庭、求爱和其他社交仪式的中心。可以说，这成为她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将她们同时跟社会下层阶级的人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区分开来”（加里奥 ）。而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朗诵文学作品时的 抑扬顿挫、戏剧舞台上由声音塑造的人物以及由音响渲染的剧场环境，这些都是人类创造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声音，其意义和作用需要结合具体的文本类型加以分析。在小说这一文类中，声音还体现在作家叙事的角度，不同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会直接影响文本的形式和文本意义的传递。
第五，复制与编辑后的声音。人类发明了各种复制和编辑声音的技术，可以使声音得以记录、控制和传播，前文提到的两部文集均收录了有关声音技术的研究文章。这些技术手段一方面使声音可以穿越时空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营造了一个声音环境，如随身听里播放的流行歌曲、电视里重复播出的各类广告、购物商场循环外放的促销信息、萦绕咖啡馆的抒情音乐、傍晚城市广场舞人群中回响的伴舞乐曲等，即“让人的身份、气息和光晕只凝聚为一个可以被不断叠加、编排和合成的新的场所空间幻觉” （周志强，《声音与“听觉中心主义”》）。这样的空间幻觉受制于声音操控者的意图，身处其中的人的情绪和感受也会相应受其影响，这是生活在消费社会的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声音环境。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声音合成和模拟成为可能，未来社会中的人将生活在什么样的声音环境之中，又将怎样受制于声音技术的操控，这些也应该成为声音研究的议题。
声音是人和动物的器官所发出的，是生产或制造出来的，是受制于声音技术的， 也是在文学文化产品中加以表征的，更是被赋予了文化和政治意义的，也同时是被 文化习俗所规约的。对于声音的研究，也因此不得不借助多学科的方法论资源，并 将声音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之中加以审视和研究，才能充分了解其意 义和作用。
范式
对声音现象所做的上述分类决定了声音研究可以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如社会学、人类学、医学和生理学、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大众媒介等。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对声音的研究着重在于探索声音的不同意义。前文说到，声音文化研究是针对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中的声音所做的文化政治阐释，这意味着有关种族、阶级、性别等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均能体现在声音研究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情感、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的探索。
第一，情感之维。情感是文学最为根本的要素，也是人类相互沟通的重要手段。文学作品通过声音传递人物和作家的情感，作家对自然环境中声音景观的描写也蕴含着不同的情感因素，因此，声音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情感。但值得注意的是，“情感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对象“情感”不只是一组概念，它几乎相当于‘文学性’本身，弥漫于构成文学形式的所有元素”（金雯），其中，由各种声音组成的声音景观正是传达情感的重要媒介。对于梭罗而言，湖水的脉动、鸟雀的鸣叫以及安静的垂钓人， 构成了瓦尔登湖的独特风景：“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 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梭罗对瓦尔登湖的赞美体现了他想简单生活的愿望：“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因此，他能够在宁静的心态中看到瓦尔登湖美丽的“表情”。此外，声音还能够唤起人们对过去经历的回忆，无论是有关家庭的个人记忆，还是有关民族的集体记忆，抑或是对于故乡和亲 人的牵挂，这种“听觉怀旧”（auditory nostalgia）时而会通过声音将过去的记忆穿越 时空重温于现在的人物心中，时而也可以通过不断重复而修复内心的创伤。音乐的作用与此相仿，代际群体往往有不同的音乐记忆，欣赏同一类型的音乐是身份认同的标志之一，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年轻时曾经常听的流行音乐是对青春的祭奠。在文学作品中，声音是通过语言传达的，作者常常借助叙述者的视角描述讲话者的神态和语气，这些手段有助于读者在想象中还原说话者的声音样貌，体会其声音背后的情感表达。但是，在通过阅读文字来想象和还原声音的过程中，经验差异和认知差异会导致读者对声音的理解有可能与作家的初衷发生错位，因此，研究声音对情感的唤起，必须结合声音的生发语境以及听者的文化背景而展开。
第二，文化之维。此处的“文化”并非泛指文化现象，而是遵循文化批评家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所做的三重定义：理想型的（ideal），即人类完善自我的状态或过程；文献式的（documentary），即以文献形式记载的人类思想和经验；社会的（social），即人类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由于声音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携带着一系列文化印记，使听者通过声音的特质了解其来源和属性。“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很好地彰显其在美国早期生活在何处：大声嚷嚷的人生活在边缘地带，小声说话 的人和爱发牢骚的人是人群中的危险，那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声音充满野性和野蛮的味道，除非这些声音在向上帝低声祈祷”（Rath）。在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不同地域的人所说的方言和乡音同样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会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甚至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指标。就一个社会而言，声音还可以彰显社会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形式和生产方式，即斯特恩所言的“现代生活的‘旋涡’”：“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工业的兴起；科学的发展与繁荣、变化的宇宙形态、大规模人口迁徙（尤其是移民和城市化）、新的集体和集团权力、社会运动、阶级斗争以及中产阶级崛起、大众媒介、民族国家、官僚机制；对进步的信念、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主义议题、 世界市场；以及针对变化的永恒性做出反思”（Sterne, Audible Past）。在这个意义上讲，声音就意味着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人类社会结构直接相联系。但是，由于听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可能与声音出现的环境有所区别，所以，“如今若听到达达的马蹄声，我们也许会想到那种身着优雅丝质长裙，外套精美罩衫，乘坐四轮马车的那样一种已经消失的绅士淑女。然而在马随处可见的彼时，那种声音并不能像魔法般唤起饱含乡愁的图景”（加里奥）。对声音的阐释因此可以反映听者所处的 文化语境以及听者本人的文化背景，受制于听者的文化体验和审美认知。
第三，政治之维。声音的历史痕迹及声音的生产和控制都折射出文化政治的作用及影响，一方面是文化政治的规范和立场影响声音的传达，因为“一旦‘声音’脱离了它所依存的政治文化语境，就变成了空无一物的东西”（周志强，《“听觉文化”与文化研究的陷阱》），这意味着声音承载的历史印记中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另一方面，声音技术和声音编辑等科技手段对声音的操控也有可能构成某种形式的监控，在空间意义上拓展福柯所说的“全景视狱”而成为“全景声狱”（panaudicon；阿特金森），这意味着声音变成具有规训性质的权力运作，对空间环境进行改造，对身体和人的行为实施约束。在公共场合和消费场所，经过复制和编辑的声音反复而持续的出现，往往会对消费者起到引导和暗示作用，这一点可以综合运用媒介学、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资源进行深入研究。1999 年，伦敦市长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曾发起成立“周围环境噪音战略计划”（Ambient Noise Strategy，简称 ANS），研究如何应对现 代都市的声音（噪音）空间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减少道路建设和交通噪音以及改善房 屋设计以降低噪音等（LaBelle）。由政府发起并推进的声音控制计划在应对现代城市噪音方面起到的规范作用不容小觑，这将有计划地改善人类的居住环境，使之尽量少地受到城市声音的侵扰。此外，声音研究的政治之维还表现在人类的发声能 够表明政治立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边缘人群身上。文学文化作品对人物声音的呈现 是其境遇的外在化表征，因此，仔细辨析人物的声音特征，可以了解说话者的阶级、性
别和族裔身份，了解其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这有助于理解人物的历史命运。汤婷婷 （Maxine Hong Kingston）作品中那个“无名的女人”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她以这样的方 式表达对旧体制的抗争；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的主人公是聋哑人，这一设定有效强化了作品的孤独主题。 “从文学到歌剧再到好莱坞经典电影，女性声音不断被塑造为过剩且无力的声音，受到权威男性声音的控制”（Novak and Sakakeeny），这一发现印证了父权文化中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同样，读者或听者因其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会对声音文本做出差异化的解读，从而对作品表达的政治立场产生认同或质疑。长度超过800页的《剑桥非裔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汇集了 28 篇研究非裔美国文学的专论，排在首篇的文章题为“一个传统的声音：黑人居民的灵魂之 歌”，作者强调了非裔美国文学的口语性（orality）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与奴隶贩运史时 期黑人未受教育的经历有关，更是“黑人在新世界进行文学想象的基础”（Irele），蕴含着“非洲迁移者的文化身份”。可以想象，非裔美国人正是在带有“黑人性” （blackness）特征的灵歌、祈祷文、民俗传说和黑人口语等文学形式中，在布鲁斯、爵士和说唱等音乐形式中，持续表达着自己的独特境遇和政治诉求。非裔美国文学的这些口语性特征，无论在形式、结构还是内容上，都因此传达出强烈的族裔身份立场。
上述情感之维、文化之维和政治之维，在声音文化研究中相互交织，并非截然分割和对立，而构成相互支撑的声音阐释范式。声音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可以征引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资源，并集中关注以下学术议题：
第一，声音的气质类型。声音文化研究可以分辨不同的声音类型及其发生机制，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有与声音（sound）有关的现象加以分类，分析其气质特点，从而更好地了解人类所处的声音环境（sonic/acoustic/aural environment）。
第二，声音的文化意义。声音文化研究可以考察不同声音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探寻人类活动如何影响了声音的生 产和传播，从而通过声音了解人类社会的形态和进程，理解声音的多维度意义。
第三，声音的控制技术。声音文化研究可以通过分析各种声音控制技术考察声音在录制、复制和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还可以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声音的模拟和生成，研究声音在智能时代的文学文化产品中的表征形式及意义。
第四，“听”的行为及其结果。声音文化研究也可以将关注点聚焦于听者身上，分析“倾听”（listen）、“听见”（hear）、“偷听”（ eavesdrop; overhear）、“幻听”（auditory illusion/hallucination）等不同的“听”的行为对所听内容的接受和理解。
第五，声音的理解和阐释。声音文化研究分析听者的文化背景（国家、性别和族裔身份以及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等）以及听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如何影响了他们对声音的理解，从而导致对同一声音做出不同的阐释，重新思考文化研究中的情感、记忆和创伤等议题。
第六，人类语言的意义。声 音文化研究还可以聚焦人类制造的声音或发出的声音（voice），后者的本意是用语言 进行交流，交流过程中沉默（silence）和停顿（pause）的意味以及言说的话语策略都会影响听者对言语的接受和理解。
第七，文学的声音形态。声音文化研究考察人类文明早期文学的口头形态以及随后发展出的多元文学表达形式，包括口述史、诗歌的韵律 及朗诵、戏剧文本在舞台上演出时声音的传递以及不同叙事声音（narrative voice）对文本形态及其意义产生的影响。声音文化研究还可以解释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如何将文字转化为对声音的想象，从而调动所有感觉器官进行审美体验。
第八，音乐的审美价值。声音文化研究可以将音乐纳入研究对象，分析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所构成的旋律和和声如何传递感情和情绪，研究音乐对于人的教育、启蒙和审美作用，同时也可以研究文学文化作品中音乐在推进情节、塑造人物、烘托气氛等方面的功能。由此可见，声音文化研究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各种声音实践和听的行为都可被纳入其范畴，它更可以审视种族、阶级、性别等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文化政治的视角理解声音背后的人类经验、文化特质和文学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