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第一套中小学教材的题材有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影响教材的内容与性质，反映出当时语文课的定位及对后来语文课程的影响，弄清楚这些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作为第一套教材，它在新中国语文教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不仅拥有共和国“第一套”的桂冠，还因为它的“显著特点是思想政治性强，选文与练习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是相联系的”（石鸥，2015），这成为后来的语文教材的普遍特点。课文是教材的基石，是教材的骨架。它承载着课程大纲的规定与要求。依托于它，所有的教材语言才活了起来，才构成了一个个具有独立传情达意作用的鲜活的语篇单位。构成课文最基础的原料是题材。“狭义的题材则是指某一作品所具体描绘的生活现象 , 即经过作者选择、提炼、加工 , 用以表现作品的思想和主题的一组完整的生活材料。”（胡敬署等，1991）语言、题材、课文、教材，四者就是这样在要素与语篇、材料与思想、部件与整体、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上形成了决定性的依存关系。本研究希望通过计量分析，客观再现新中国第一套语文教材的真实面貌，超越印象式的评价与定性，从而对教材做出全面分析，进而为探讨题材对教材语言性质与状况的影响打下基础。

这里选用的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语文教材，包括刘松涛、悳頫、黄雁星、项若愚等人编著的小学教材《国语课本》（“初级小学”8册、“高级小学”4册）和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杜子劲、马祖武等人编的初级中学教材《语文课本》（6册）。没包括高级中学教材。

在时隔70年的今天，要收齐同一版同一印次的教材殊为不易，不仅是因为教材处于不断修订改编中，也不仅是总社出纸样各地分印的灵活机制，而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万事待举，旧承新创，承与创交叉进行，依据不同，对起始迄止的判断就不同。在我们收集的18册教材中，小学教材中“原版”与“再版”相去最远的是第8册（小学四年级下册），版权的信息是：“1948年3月华北新华书店原版、1952年2月第四次修订原版、1952年5月北京再版。”（刘松涛等，1952）初中教材中相去最远的是第14册（初中一年级下册），版权页的信息是：“1950年6月新华书店原版、1952年1月第三次修订原版、1952年6月北京初版。”（宋云彬等，1952）

如果按下面说法中的“1951年”算，本研究所选的刘本教材、宋本教材可能还算不上是“第一套教材”。

1951年，人教社开始编写出版教材。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采取选用、改编老解放区教材、苏联教材编译本和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比较流行的教材的方式，编写出版了全国通用的第一套教材。（吴履平，2010）

其实，上面那句话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只能采取选用、改编”的说明。“选用”意味着已有书在，“改编”还要看修改的份量与程度如何。另一文献的说明似乎更为贴切：“1952年开始，人民出版社改编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全部以‘语文’命名的教科书。”（石鸥，2015）从“全部命名为‘语文’”的角度来说，1952年出版的确算是“第一套”，因之前小学教材的名称是《国语课本》。

其实，改书名或改封面或个别课文的变更，都还只能算是幅度很小的修改。

“第一套”的历史往前追溯，可以找得到更早的版本：1950年8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杜子劲、马祖武编辑，叶圣陶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是新中国最早以‘语文’命名的教科书，当时的小学课本仍然称为‘国语’。（石鸥，2015）

这里就将“新中国最早”教材的定名时间提前到了1950年8月。

再往前追求，还可以看到更早的情况。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成员有蒋仲仁、傅彬然、宋云彬、朱文叔、孙起孟、叶蠖生、王子野、孟建、金灿然、丁晓先、王诚、杜子劲、王一铭、王绮等。1949年5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召开小学教育会议。会议规定小学教科书由华北教育部集中编审，各地分散印行。国语须用政府审定或指定的课本。当时，‘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其修订的教科书一方面通过新华书店出版供应华北区，另一方面通过纸型与样张，供‘西北、华中、上海’等地翻印。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部分语文教科书也以其为原版修订。（石鸥，2015）

这套华北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蓝本是1948年十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1-8册），也就是在第六次修订稿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石鸥，2015）

这里的说明就将我们选用的18册教材中的“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与“中央政府教科书编审机构”、“华北新华书店”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的编者与“编审委员”、“选用”与“原版”、“国语课本”与“语文课本”、“纸型与样张”与“翻印”等等的关系，都梳理清楚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语文教材应是来源于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审定出版的教材。

一篇近年发表的文献对“新中国第一套”教材有了更确定的说明：

在人教社成立之前，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领导下编写的新版课本已经出版并印行。

新编小学语文课本的版次是：1948年3月华北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0月第二次修订原版、1950年11月北京初版。原编者是：刘松涛、悳（同“德”）頫、黄雁星、项若愚。

新编初中语文课本的版次是：1950年6月新华书店原版、1950年10月第一次修订原版、1950年12月北京初版。编者是：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杜子劲、马祖武。助编者是：胡墨林、何汝芬、张苑香、平润斋、王一铭、王绮。（刘真福，2018）

这里的“之前”“已经”，显示了教材发行的来龙去脉。这时“选用”与“改编”并存。“选用”是基础，“改编”是持续的进行时。“选用”，表明本研究所收集的异于一时、散在各地的18册教材确属“新中国第一套”教材无疑，保证了教材计量研究对象在语料上的确定；而持续做的或多或少的“改编”，使得我们在更详尽的论述中，有必要将样本教材一一列出每册的版权信息，显示出原版与修订版、版次与印次、出版者与修订者的变化轨迹，以显示复杂的新旧更叠情况。之所以要如此重视样本教材的准确，是因为在教材题材的计量研究中，题材中的每一点事与人、时间与空间、材料与观点，都会进入统计范围，都会影响到结论的周全与正确。

刘松涛等编著的《国语课本》共12册，有课文500篇；宋云彬等编纂的初中《语文课本》共6册，有课文135篇。本研究就是针对这635篇课文来进行的。

按课文记人叙事、写景状情、说理论道的内容，可分出以下10个题材领域：“家庭生活”“学习教育”“社会活动”“经济建设”“军事活动”“道德情操”“政治思想”“科学艺术”“动物植物”“自然界自然物”。

（1）“家庭生活”类共有54篇，占课文总数的8.5%。该类包括儿童自己、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家庭成员及其日常起居生活。在年级分布上表现出与其他类明显不同的特点，就是全部出现在前8册，即出现在小学一至四年级之间，特别是集中出现在一年级，第1册有17篇，第2册有19篇，占了总数的2/3。小学一年级第1册的17篇课文题目是：《人》《手》《一人两手》《做工》《哥哥》《爸爸》《我家里》《个个有事做》《种地送粪》《在家里做事》《小春学种菜》《量布》《扫地》《不喝生水》《画三样东西》《做两样东西》《小工人》。从这些课文可以看到反映的都是儿童的真实家庭生活。中低年级小学生学习的课文，内容上有两个特点很有时代性。一是农民家的儿童生活。当时中国人口的90%还是农村人口，反映出鲜明的农村家庭生活，如“种地”“种菜”“砍柴”“送粪”“拾粪”“喂猪”“摘棉花”“纺棉花”等。另一特点就是提倡讲究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提高健康水平，所倡行禁绝的内容都明显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与环境水平，如“不喝生水”“剪指甲”“讲卫生”“眼卫生”“种牛痘”“沙眼”“生疮”“换牙”“感冒”“痢疾”“消灭虱子”“嗽口”“看护病人”等。

（2）“学习教育”类。该题材的课文数量最多，共有104篇，占课文总数的16.38%。

包括学校的学习、体育、娱乐，偏重于知识学习与成长方面的事。教材紧扣学生的特点，在小学生的启蒙到中年级、高年级，再到初中生，都紧紧围绕学生的“学习”“知识”“能力”，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灵活多变的角度，引领学生进入了人生求知的新生活，进入知识的海洋中。如小学低学级的讲授内容有“上课”“下课”“开班级”“卫生值日”“笔”“纸”“学语文”“学算术”“识字牌”“请假条”“便条”“收据”“黑板报”等。小学中年级的讲授内容有“演讲稿”“演讲会”“信件”“报告”“日记”“开会”“发票”“暑假学习计划”“记录”“电报”“标点符号”“介绍信”“借书”等。小学高年级的讲授内容有“墙报”“读书会”“记叙比赛”“修改文章”“建议书”“读书笔记”等。

初中阶段有关学习方法学习内容的课文大幅减少，只有7篇课文，可内容却大幅加深，如：“语文数学体育三门课的关系”（《三门功课》七上第1课）、“书的好处”（《书·读书》[七上第16课]）、“如何选择性地读书”（《给颜黎民的信》[七上第17课]）、“写作主题的提炼”（《二十世纪年代记》[九下第9课]）、“伟大领袖的求学生涯”（《毛主席同志的青年时代》（［七下第1课］）《列宁在学校里》）（［七下第2课］）等。

从这些内容的延伸可以看到，这套教材是相当贴近中小学生实际生活的。那就是针对学生不同成长阶段，围绕学生的成长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知识营养。教材在全方位提供学校教育、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还特别注意另外两类教育：一是道德品质教育，如“懂礼貌”“守时”；二是国情教育，从“国徽”“国旗”“领袖”开始的国情教育。这些在下面的“道德情操”类、“政治思想”类会做进一步论述。

（3）“社会活动”类共有67篇课文，占课文总数的10.55%。

社会活动类包括村庄、集市、机关、城市等方面的事情。在不同年级有明显不同的内容。如小学低年级主要有“集市”“赶集”“互相帮助”“送公粮”“长工生活”“劳动致富”；小学中年级主要有“苏联代表团访问农村”“义务劳动”“黄河抢险”“坐火车”“换工队”“合作社”“纪念大会”“提灯会”；小学高年级主要有“武松打武”“耕牛”“会种瓜的农民”“农村商店”；初中主要有“矿工生活”“贫苦农民”“西门豹治巫”。

“社会生活”类中最主要的内容都与“土地改革”“翻身解放”“农民摆脱贫困”有关。如《分土地》（一上第42课）、《东北》（二下第10课）、《长工的话》（二下第38课）、《发财致富靠劳动》（二下第40课）、《换工队》（四上第22课）、《西庄合作社》（四上第23课）、《土地还家（秧歌剧）（一）（二）》（五下第23、24课）、《“牛牵来了！”》（六上第8课）、《一个佃户的自述》（八上第15课）、《三黑和土地》（八上第16课）。“土改”在小学一年级课文中就出现了，如《分土地》这篇课文只有四句话：“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分土地。家家有地种，人人都欢喜。”分土地给农民，实现耕田有其田，是中国现代革命战争、社会变革中最主要的一项内容，教材在编纂中紧扣当时的社会革命现实，写入了小学一年级第1册教材，把学生对社会的认知与感情培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4）“经济建设”类。这一类有70篇课文，占课文总数的11.02%。

经济建设类包括农场、工厂、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等经济方面的事情。这时的经济建设基本没有商业、金融、贸易等内容，仅有的三篇与“集市”“赶集”“合作社”有关，放在了“社会生活”类的题材中，故这里指的主要是农业与工业生产。农业自然是一个重头，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大量出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种地”“春耕”“收麦”“打麦”“栽树”“养牲口”“挖井”“秋收”“拨工”“选种”“上粪”。也有传统工业，如“煤矿”“治水”“筑路”等，但整个工作还处于修废用旧、恢复生产、增产节约阶段，如《劳动模范李顺达》（三上第27课）、《铁工厂参观记》（三上第34课）、《死车的复活》（八下第16课）。而对新的工业生产形式与生产工具则表示出了欢欣鼓舞般的期待，如《农民代表参观华北农业机械总厂》（三下第21课）、《田桂英》（四上第4课，女火车司机）、《拖拉机下乡》（四下第24课）、《国营广北农场》（四下第25课）、《铁路员工》（四下第27课）、《拖拉机》（五下第25课）、《农民代表看工展》（五下第26课）、《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七上第18课）、《拖拉机开进高家村》（七下第8课）、《通北农场访问记》（九下第8课）。《农民代表看工展》课文中列出的新的支农产品有“肥料”“种子”“农产品”等类。在“钢铁机械”类中，列出的农机产品就有磨麦机、拖拉机、播种机、铡草机、水泵等。课文写道，农民参观者对这些事物“每一种他们都看不厌，问不完。四百多份农业机械的介绍书一下子就全要光了”。

这些新型农具中最让当代农民喜欢的当属拖拉机。整个教材中与“拖拉机”有关的课文竟多达21篇。它们是《草原上幸福的生活》（三上第29课）、《苏联建设图片展览会》（三上第30课）、《拖拉机下乡》（四下第24课）、《国营广北农场》（四下第25课）、《演讲的材料》（五下第11课）、《拖拉机》（五下第25课）、《农民代表看工展》（五下第26课）、《女孩子们驾驶的拖拉机队（一）》（六下第21课）、《女孩子们驾驶的拖拉机队（二）》（六下第22课）、《女孩子们驾驶的拖拉机队（三）》（六下第23课）、《女孩子们驾驶的拖拉机队（四）》（六下第24课）、《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七上第18课）、《拖拉机开进高家村》（七下第8课）、《开荒速写》（七下第9课）、《苏联的一分钟和美国的一分钟》（八上第18课）、《伟大而质朴的人物》（九下第2课）、《泰尔曼集体农场》（九下第7课）、《通北农场访问记》（九下第8课）、《二十世纪年代记》（九下第9课）、《战争之后》（九下第10课）、《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九下第13课）。这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现象。不少课文中“拖拉机”与“拖拉机手”都是作为主角出现，如在《通北农场访问记》课文中“拖拉机”出现了21次，出现10次以上的有5篇。更有显示意义的是在很多篇课文中拖拉机只是作为语境，作为语境中一分子出现的现象，甚至是在选取什么样的材料来做演讲时，拖拉机都作为例子出现了（《演讲的材料》五下第11课）。拖拉机可谓是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与农业生产工具。在拖拉机如此广泛出现的背景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无论是苏联国内大规模机械化农场的示范作用，还是作为苏联支援中国的新型工厂的新产品，拖拉机都在其中居于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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