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历史上，法语经历了从中古法语、古典法语到现代法语的演变过程（Rey2012：1408-1412）。其中，17-18世纪的古典法语承担了重要的文化功能，包括准确地阐释新知识、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维护现代民族意识等。在启蒙时代早期，古典法语已经是法国通用语言，并以报刊、书籍等形式构建了一个内在统一的“法语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Française des Lettres）（Fumaroli 2004：466）。这是从语言文化史角度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分析。与传统思想史或概念史的方法不同，语言文化史关注的是更深层、更稳定的语言因素，包括词汇、语法和表述风格，也包括法语弱化拉丁语霸权，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等问题。

  本文将以语言文化史的视野，从三个方面阐释古典法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对于启蒙运动的价值。其一是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分析法语完善的进程。中世纪后期，法国各地的方言开启了激烈的语言竞争，法语最终取代其他方言，成为法国的学术语言和日常语言。其二是从民族文化独立的角度分析法语与拉丁语的竞争。自16世纪起，法语开始试图改变拉丁语主导法国文化表达的状况。这个目的与法国王权的愿望是一致的，所以法语获得了广泛支持。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签署《维莱科特雷法令》（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规定用法语撰写法律；1629年路易十三将法语使用范围扩及教会法庭（Loyer 2007：102）。这是古典法语成为法国通用语言的两个重要事件。17世纪后期，法语在与拉丁语的竞争中最终获得了法国文化的阐释权。其三是将法语当作一种分析方法，开拓启蒙运动的研究范畴。在启蒙时代，法语与新知识之间有一种即时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法语在词汇、发音、语法和表现力上具备了稳定的风格，并承担起阐释时代精神的功能；另一方面，启蒙时代的知识进步又创造了很多新词汇，法语由此获得了相对于古典语言的绝对优势，并真正成为一门“知识语言”（langue du savoir）（Rey et al.2007：229）。

  语言文化史在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上扩大了法国启蒙运动的边界。启蒙精神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追求，强调自由、平等、公正、宽容等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有民族性的内涵，也就是重视民族文化的塑造，而法语在构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问题上与启蒙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在语言文化史的意义上，古典法语的完善问题应该被纳入启蒙研究领域。与之相关的是，16—17世纪的语法学家应被视为启蒙运动的先驱。

02

  法语本来是法国北部奥依语（Oïl）的分支语系，主要流行于巴黎地区，与法国其他方言长时间并存，包括奥克语（Oc）、巴斯克语（Basque）、布列塔尼语（Breton）、弗拉芒语（Flamand）等（Beaune 1985：291）。自13世纪起，由于巴黎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提升，法语在使用范围上逐渐超越了其他方言。16-17世纪，法语规则更加完备，但要成为法国通用语言，它还要克服拉丁语在法国文化中的垄断性。

  17世纪后期的古今之争是这一进程的重要事件。这场争论前后有三个阶段，包括1676年的碑文之争（Querelle des Inscriptions），1687年关于《路易大帝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的争论，以及1715年关于《荷马史诗》翻译风格的争论。期间，古典派与现代派在多个领域展开辩论。古典派认为现代人的成就无法超越古代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现代派在批评这一观点的同时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重视法语对于民族文化的意义。在现代学术界，古今之争被视为开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事件，但考虑到其具体内容，古今之争也是一个语言学事件，因为上述争论均涉及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对比。碑文之争只有一个主题，即如何平衡法语与拉丁语的关系。鉴于此，Fumaroli（2015：63）认为古今之争始于1667年拉布罗尔（Louis Le Laboureur）出版的《论法语相对于拉丁语的优势》（Avantages de la Langue Françoise sur la Latine）。

  其中，碑文之争源于为路易十四颂扬功绩的字体选择问题。篆刻与奖章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Médailles）是法国王权附属机构，负责制作拉丁语的铭文和奖章，以此颂扬国王的功业。1676年路易十四征服了荷兰，该机构计划修建一座凯旋门，但篆刻字体引起了争论：一派支持用拉丁语，他们希望国王与凯撒、奥古斯都一样在拉丁语国度获得荣耀；另一派坚持用法语，因为法语对于维护政治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篆刻与奖章学院的意见是一致的，也就是用拉丁语撰写碑文，对之阻挠的是法兰西学士院（Académie française）。该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制定法语规则，“使之纯粹、优雅、胜任文艺与科学的表达要求”（Kylousek 2014：7）。在篆刻字体上，法兰西学士院内部意见不统一，40名院士分成两派，四分之三的人支持法语。夏庞第耶（F.Charpentier）提出碑文字体不必用拉丁语，因为“法语已能满足各类表述的要求”（Naves 1967：73）。这一观点引起了极大争议。卢卡斯（P.Lucas）在克莱蒙中学（Collège de Clermont，1682年更名为路易大帝中学）用拉丁语演说，贬低法语的作用（Gillot 1914：436）。小塔勒芒（Tallemant le Jeune）撰文反驳卢卡斯，并在学士院会议上当众宣读；1683年，夏庞第耶又出版《论法语的卓越性》（De l’Excellence de la Langue Françoise），论述法语相比于其他语言的优势，“几乎所有科学都能用法语讲授”（Goujet 1741：15，16，17）。由于观点各异，这个纪念碑最终没有动工。在之后十余年里，法国文化界在这个问题上仍旧势不两立。

  碑文之争之所以无果而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拉丁语是当时法国的主流语言，在学习科学、哲学、宗教、历史之前要通晓拉丁语，“它是人类知识的前提，不懂拉丁语会被认为是无教养”（Dupont-Ferrier 1922：130）。1666-1669年，《学者报》（Journal des Scavans）推介的新书中拉丁语类占53.9%，同一时期进入法国的外国科学书籍中拉丁语类占77%（Labbe 2004：35）。另一方面，法语虽然在语言学意义上具备了完整的体系，但在现实中仍然受制于拉丁语。在碑文之争前的百余年里，法国人崇拜古典风格，并通过翻译古人作品模仿他们的表述。17世纪末，巴黎成为“翻译古代作品的作坊”，个人单靠翻译就能获得最高荣誉，柏多（J.Baudoin）即凭借出色的译法入选首批法兰西学士院院士（Lecoq 2001：13）。

  对于构建古典法语体系而言，过度模仿其他语言有很多弊端。其中之一是法语词汇来源芜杂，拼写规则混乱，“一个字母有几个发音，一个发音对应几个字母，一个词有多种写法，septembre可以写成setembre，docteur写成doteur”（Goujet 1741：102）。另一个弊端是法语语法混乱，一个句子往往有多种表述方式（同上：99-100）。

  尽管无果而终，但碑文之争并非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古典法语进步的结果。自16世纪，一批语法学家致力于完善法语规则，构建统一的语音与意义综合体，削弱拉丁语的垄断地位，以语言学的方式维护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意识。但拉丁语的支持者力量强大，他们并不想拉丁语的地位受到削弱。1636年，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库罗（M.Cureau）提出一个观点：“法语能够应付所有的写作题材”；国王法律顾问贝罗（J.Belot）对此不予认同，并批评法国人因自身的偏见和浅薄而轻视拉丁语：“科学之门向所有人开放是危险的，用粗俗的语言研究科学也是危险的”（同上：21）。16-17世纪，此类争论经常出现。

  在此过程中，得益于语法学家的努力，法语的优势越来越大。杜布瓦（J.Dubois）、德拉拉梅（P.de la Ramée）和杜马塞（C.Du Marsais）等制定了新的拼写法（Irailh 1761：112-113）。德拉拉梅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用法语而非拉丁语向法国人讲授科学。此外，他还规范了动词变位，并首次引入辅音v和j，以此区分元音u与i（Goujet 1741：43）。马修（A.Matthieu）的《关于法语的谈话》（Devis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影响很大，艾田（H.Etienne）受亨利三世委托写作《法语优越性》（La Précellence du Langage François）时继承了马修的观点。相比而言，更重要的是1647年Vaugelas出版的《法语评述》（Remarques de M.de Vaugelas sur la Langue Françoise），他阐明了法语中的陈旧句式和不当词汇，并制定语法规则，使之具备广泛传播的可能（Vaugelas 1738：17）。

  其中，奠定古典法语基础的是词汇拼写规则的变化。之前由于法语是巴黎地区的方言，在拉丁语和其他方言的影响下，很多词汇采用词源拼写法，过于依赖拉丁语、希腊语、古法语、凯尔特语的构词形式。这意味着法语缺乏独立的表意系统，也就无法准确描述法国的风俗状况。为了克服这个问题，语音拼写法受到重视。1670年，拉尔提格尔（A.Lartigaut）在《法语正确读音原理》（Principes Infaillibles&Règles Assurées de la Juste Pronci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oise）中予以完善，法语词汇拼写不再完全受制于其他语言。

  除此之外，另一个进步是语法规则初步成形。1664年朗塞洛（C.Lancelot）与阿诺尔（A.Arnauld）合作完成《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enérale et Raisonnée），除规范法语音节之外，还把词汇分门别类，一类代表思维对象，包括名词、形容词、冠词、分词、代词、副词、介词等，另一类涉及思维方式，包括动词、叹词、连词等。在众多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布菲（C.Buffier）的《法语语法新编》（Grammaire Française sur un Plan Nouveau），刊行后获得认可，“那些试图为法语制定规则的人不会发现比这更权威的作品，不但有益于外国人学习法语，也有益于法国人”（Dupont-Ferrier 1922：137）。1709年，《法语语法新编》成为路易大帝中学的教学用书，路易十四要求法兰西学士院参考这部作品和《波尔-罗亚尔修道院逻辑学》（Logique de Port-royal）进一步修订语法规则（Goujet 1741：130）。

  法兰西学士院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6-17世纪之交，拉丁语在法国是学术语言、外交语言，而法语处在弱势地位。这种状况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构建。鉴于此，时任首相黎塞留筹建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制定法语规则，使之超越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等外来语，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通用语言。1694年《法兰西学士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出版，1718年发行修订版。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语言学事件，法语在语法、发音、词汇和文体等方面具备了统一风格。

  经过多方面努力，法语从中世纪拉丁语文化中的方言变成阐释法国文化的通用语言，既能从整体意义上阐释时代精神的变化，也能在日常领域表达人的情感和理性。巴黎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是当时法国探索新知识的重要机构，在欧洲学术界影响巨大。在其成立后，各类文件都用拉丁语起草，但1699年后改用法语（Bots&Waquet 1997：147）。这个改变对于法语在法国乃至欧洲的传播具有表率意义，到18世纪法国主要报刊已不再使用拉丁语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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