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2期

主编 王克非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 王晓路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a：505）中对英文 translation 专门列出其几何学含义，汉译为“平移”，即“一个对象从空间的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移动过程，其中没有旋转也不发生大小或形状的变化”。这个出自几何学的界定，其实是翻译的理想境界，即在不同语言的转换中，保持转换的表意符号在语义指涉和文化内涵上等值。但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是将转换的词语在音、形、意等方面与原文表层贴近，而是经由翻译所引介的表述方式、知识形态以及思想性内容会在客观上激发对原有认知模式的重新思考，形成新的“认知体系” （Bullock & Stallybrass 1977：110）。因此认知模式的突破与语言文化之间的接触和借鉴密切相关。其实这一点也是阐释学的基础，加达默尔（1994：16-17）就认为：“每一个人首先是一种语言的圈子，这种语言的圈子同其他语言圈子发生接触，从而出现越来越多的语言圈子。语言就像以往那样不断地在词汇和语法中出现，而且永远伴随着内部无限的对话，这种对话在 每一个讲话者与他的谈话对象之间不断发展。这就是解释学的基本因素”。

  因此，翻译不可能是不同词语之间的“平移”，或只是“将某一语言的词语置换为另 一不同的语言” （Guralnik 1979：1511），它需要处理不同文化语言中的词与物、言与意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还需探求在不同文化空间中构建共享认知模式的可能性。福柯（2001）的 重要观点之一就是将词与物的关系定义为一种知识构型的过程，因为“它旨在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同上：10）。所以，钱钟书（1990：13）认为“所谓‘名’，皆字；而字，非皆名，亦非即名。这反映了知识无限性与不可知论的界定难点所在，也反映了事物的真质特殊性，非笔舌所易传”。因而，作为知性活动的翻译是一种促使认知模式和知识谱系发生扩延的建构方式。 

罗素 （图片来自知乎）

  按照罗素（1983：502）的分类，“一般所说的知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第二类是关于事实之间的一般关连的知识”。而每一个文化区域的群体在其发展阶段中，都会通过文字符号将经验汇集为命名系统并成为局部知识的起点，亦即“从我们称为经验的认知的积累中，就渐渐地出现了经验的统一”（加达默尔1994：63）。重要的是，每一种局部知识的扩延也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有关，即在交往史中会形成经验的借鉴和知识的增量，并在此基础上改变知识形态和表述方式，而其中的借鉴主要是作为知性活动的翻译所起到的独特作 用。换言之，翻译的有效介入改变着阶段性的语言命名及言说系统，“翻译不仅重塑其他的文献、文学、作者，解释作者，……翻译还是一种工具，提供教育、资讯并带来政治以及文学价值的变化”（Barnstone 1993：123）。

  所以，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洞悉语言符号背后所必然附加的认知方式、文化以及思想性要素，同时研究这一介入形式如何带来对固有认知模式的突破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知识与思想变动。所以，语言本身并非纯粹的符号系统，而是与思想世界直接相连。例如，最古老且延续至今的汉字系统就是对中国思想持续影响并持续呈现的话语方式，“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古代中国文字的象形性，还应 该注意的是这种象形性绵延不绝地使用及其对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老子》曾说‘始制有名’，语言文字是把面前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看的一套话语系统，每一种语言和文字都以一种既定的方式来描述和划分宇宙，使生活在这套话语中的人在学会语言文字时就自然接受了它所呈现的世界”（葛兆光1998： 117）。所以，语言连带知识和思想，往往形成历史文化的一种合力，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翻译在其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引发知识的变动，知识的变动则不断推进思想的变动，由此形成认知模式的持续扩延。“知识的储备是思想 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同上：29）。

  在知识、思想、文化的发生学轨迹中，翻译引入的概念其实是认知模式和知识谱系的激发点，其附带的知识和思想性要素得以进入某一认知体系并与其产生深度融合。因此，在知识学的意义上，“语言乃是对事物之知识得以产生和得以不断继续增长的介质（medium）。命名程序（Akt der Benennung）乃是明确限定这一程序（Art der Bestimmung）的不可或缺的预备程序和条件，而科学的独特的工作即就是在于这一种明确限定之行为之上”（卡西尔 2004：23）。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翻译专业主要设立在外语院系或翻译学院中，其培养方式是在研习某一两门外语的基础上，着力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训练、总结或归纳相关转换技巧。这一点在一些翻译教材、翻译比赛、译文鉴赏分析等方面有集中反映。而原有的研究方式也包括对翻译家的传记式研究，即通过对某翻译家成果的梳理，归纳出某种独特的翻译经验。此外是对翻译史的梳理，即将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翻译活动以及相关成果加以总结，构成某种史实的呈现。这 一方式在大学本科或专业硕士的教学中依然有必要，但学术研究应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阶段。 

  作为一种具有学理性的知性行为，翻译研究需要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上升至知识学意义上的探讨，尤其需要重视理解与阐释的跨文化视角，深入研究翻译对于引入新知的作用，包括该新知融入原有认知结构的方式以及形成新的理解与阐释方式的有效性。这就关乎认知范围、知识形态以及表述方式，其中也必然涉及历史意识、语言哲学、社会文化史及思想史。正是这一过程构成了翻译研究的学理性价值。在学术史意义上，这一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需要多角度把握区域语言、文化史、思想史经由翻译逐渐扩展的认知模式和知识谱系在翻译介入中的变迁，其中尤其需要关注融合性的文化事件；第二，挖掘翻译本身 在知识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塑形中的学术意义，其中尤其需要清理外来文化经由翻译与本土文化和思想所产生的碰撞、借鉴和融合的激发点，包括重要的话语形态、知识样式、思想观点、术语、理论以及方法论等，其关键是“导致基础的创造和更新的转换的问题”（福柯1998：4）。由此，翻译研究也必然是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然而，在过往的翻译论述中，上述重要的研究主旨和学理却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本文以欧洲中世纪和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些相关情况为例加以说明。

中世纪贵族 （图片来自搜狐）

  从欧洲历史来看，由于历史地理和宗教活动的复杂性，其文化往往是教会与政治的混合体，“神职人员和教士、修女成为文化方面的领导者，而中世纪早期的国王和贵族们则成为政治方面的领导者。这种分工促成了西方文化的发展” （本内特、霍利斯特2007：70）。但在精神世界方面，很长时期内是由教义统摄并规定人们的认知范围与陈述方式，其中拉丁文起到了某种统一的语言命名与解释性功能。拉丁文在欧洲历史中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其使用范围有一个逐渐扩展至西欧、南欧以及北非地中海沿岸的过程，同时这一语言又不断与地方语相结合，而且在整个中世纪都以宗教和学术权威语言的形式存在，故影响深远。其中，学界大量采用拉丁文进行翻译也是欧洲中世纪学术文化的典型特征，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学界都能通过拉丁文来理解并运用古典时期的罗马学问，对于古希腊的学问，他们没有那么熟悉，但也能通过拉丁文译本来了解，在中世纪早期也是如此”（乔丹2019：132）。这一经由拉丁文形成的宗教、学术以及博物学命名系统是欧洲文化史和学术史中非常独特的现象。研究拉丁语文化史的法国学者瓦克（2016：1-2）特别指出：“当历史学家普遍强调各地方言的展现， 以及通过它们可以区分国家、建立民族时，我个人对文学界的研究却揭示另一个事实：有一个知识统一的欧洲，直到相当早期的年代，知识都以拉丁文发表”。但自中世纪以来，人的自然存在日益向社会存在过渡，由此，商业活动的频繁带来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大范围瘟疫等事件，这使得教义信仰发生 了动摇。而地理大发现时期更是促使人们必须按照现实经验解释世界，新的命名大量涌现。因此，原有的认知和表述均受到颠覆，其中翻译的作用十分明显。 

  为打破教会对认知与知识的垄断，欧洲各国先后都有一个以本民族语言来翻译《圣经》的过程，形成了最为复杂的“圣经翻译”（Biblical translation）史。《圣经·旧约》本身就涉及希伯来文和阿拉米文，而《新约》又涉及希腊文。《圣经》翻译先后经历了希伯来文、阿拉米文、希腊文、科普特文、拉丁文等，而后是 欧洲各民族语言，最终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版本。依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b：209-210）的认定，这些重要的版本包括405 年哲罗姆的拉丁文标准本、1611年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任命54位学者翻译的英文钦定本、19世纪据此版本的修订本以及1901年美国的标准本等等。《圣经》翻译实际上是一个欧洲乃至北美历史文化不断重组并反映在各民族语言文化之中的调和过程。对《圣经》的民族语言翻译不仅是建构民族同一性的重要手段，也是欧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

  除《圣经》外，一些重要典籍的翻译也陆续展开，多语种的重要性上升了，“掌握多门语言知识也值得倡 导，因为这种做法便利于掌握更多的学术——它受到推崇，但并非因为它本身被 当作一种可取的成就，而是作为获得关于事物 33 的更深入的知识的一种手段”（默顿 2012：108）。在当时印刷业的促进下，各类典籍的翻译也使得欧洲民族语言、文化和文学艺术以及科技得以快速发展，其中就包括对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其他区域科技材料的翻译（Goyens et al. 2008）。至17世纪，一些以探索知识为宗旨的专业机构先后成立，其中典型的有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协会（The Royal Society）等，以确保知识探索的合法性并发挥新知的引领作用。“皇家学会诞生于该世纪中期，在鼓励和刺激科学进步方面，它比任何其他直接因素所起的作用都大一些”（默顿2012：123）。这些专业机构的建制无疑显示了认知与知识形 态变化所引发的思想巨变。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的加快也带来了语言地位和主体 性哲学以及实验科学的兴起。例如19世纪欧洲思想史就与英、法、德的科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见梅尔茨 2016）。只是，翻译在这些重要事件中的思想激发功能和学术史中的意义在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工业革命史以及欧洲文化史和思想史中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世界以及现代进程都与文化交流和翻译密不可分。中外文化交流在早期阶段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或接触区（contact zone）（范发迪 2018：3），其中长城在关口内外的附加经济功能特别重要。另外，法国汉学 家谢和耐（2010：167）还特别指出：“华南与长江流域各城市在六朝时代（222-589年）接待 愈来愈多的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同时华北各城市也形成外来商人区域，这些商人来自中亚绿洲以及位于锡尔河与目前印度、伊朗边界之间的地区。其中有吐鲁番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大夏人、白沙瓦人、东伊朗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人等”。

  由于往来人员复杂，语言混用的现象也格外突出，例如中原地区西北部除匈奴、突厥、楼兰语等语言之外，也有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在内等语言在宗教中心、商旅沿线、中转市镇以及关口等地区混用（Hung 2005）。在众多混杂的人员往来和商品交流中，翻译无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活动。这些历史性的文化交流及 翻译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一些汉学家注意到了其中翻译的作用和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例如莱顿大学教授许理和（2017：287）特别指出：“大多数法师抵达中国时，不懂汉语或知之甚少。……据我们所知，译经的主要工作并不是由多少已经汉化的外国僧人完成的，而是由通晓几种语言的中国人完成 的”。谢和耐（2010：232）也特别说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并不限于佛教这一丰富多彩的领域。印度的世俗科学也深入到中国。唐代上半叶，来自印度的学者出入于长安与洛阳。7-8世纪，看来已译出大量‘婆罗门教’经文，内中涉及天文学、星相学、数学、医学等。但中国数学反过来也影响印度数学”。所 以，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中的作用也是难以替代的。而外来文化、思想指向与本土经验的结合往往会促使知识谱系的扩容与叠加。

  中国古代知识谱系与其历史条件所形成的认知模式有关，其知识形态的分类主要是围绕经世致用展开的，其中包括从儒学到杂学等20余种大类。中国古代学术史在各历史时期的侧重点与其内外条件、语言及思想发展一致，即先秦诸子、汉代经学及黄老术、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教与经学统一、宋元明理学以及清代实学等（林尹2006）。这一轨迹也包含了外来文化经由翻译与中国学术产生的结合。钱穆（2011）在其《国学概论》中就将佛经的翻译与诠释作为学术思想加以讨论，因为作为文化事件并经翻译使佛教进入中国的影响是持久的，除了语言、信仰以及叙述模式的巨大影响之外，也包括对宇宙本原的思考以及推导出实现人性圆满境界的分析方式等（葛兆光1998：552）。其次，中国对于技术类实学的引介除上述与印度的交往之外，还有西方的影响，所以谢和耐（2010： 499）对此特别加以说明：“虽然在哲学领域方面，西方影响极为零散，而且只是 在1900年左右自从译著问世之后才开始产生直接影响，但在科学技术方面，吸收情况出现得更早：曾进行漫长的比较工作，将外国成果纳入中国传统之中，其开端起码可上溯到利玛窦时代，即17世纪初”。

  然而，中国囿于自身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知识谱系在近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首先是由翻译引入的社会现代性问题，亦即经由翻译而来的“源于19 世纪欧洲思想的最为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德里克2005：1）。中国近代史学者罗志田（2019：21）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那是一个不得不变革的时代，也就是一个学习的时代。近代的历史，大约就是一个在外力冲击下从被迫转变到主动改革的进程”。于是，固有认知和表达的局限迫使当时的知识界借用外来思想与话语方式。

  柳诒徵（1988：798-799）对那个时期的翻译活动有明确说明，“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 嗣译斯密亚丹之《原富》、穆勒约翰之《名学》、斯宾塞尔之《群学肄言》、孟德斯鸠之《法意》、甄克思之《社会通诠》等书，悉本信、达、雅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于是华人始知西方哲学、计学、名学、群学、法学之深邃，非徒制造技术之轶于吾土。是为近世文化之大关键”。

  概言之，中国知识界当时对西方大规模的译介形成了某种“被译介的现代性”或“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刘禾 2002：7）。一些重要著作的翻译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惠 顿（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 Martin）汉译，由恭亲王奏折，“权力”、“主权”等词语均源自这部译著，影响很大。例如其中right一词的处理就是将中文“权势”的负面含义隐去，同时将“利”从商业语义中剥离，设置出“权利”的某种普遍性含义（刘禾2009： 163-172）。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此外，还包括英国传教士合信（B. Hobson）所著的解剖学《全体新论》（A New Theory of the Body）（1851 年在广东出版）等关于现代医学和科技的若干论著（见增田涉 2011）。

  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翻译经济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以及西洋小说所引入的文化精神。除了重要文本的引介和翻译之外，还包括博物学，例如当时到广州的一些英国博物学者对中国植物展开的收集、命名等“文化与物质的实作”（ cultural and material practice）（范发迪 2018：5）。中国特殊的海拔和气候 所拥有的动植物带也构成了近代知识探索中的重要环节。其中典型的就有19世纪到中国的法国人谭卫道（J. David）对大小熊猫以及大量动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以及19 世纪末到中国西部的英国人威尔逊（E. Wilson）对植物的考察、收集和采样等活动。当时的西方人士对收集博物采用拉丁或其他西文命名，形成了中国动植物所特有的西文学名现象。这一过程构成了近代博物学史、科学帝国主义以及特定的中西关系。这一大范围的社会现代性活动中还包括19世纪开启的公立教育、现代医学等，这些都与翻译活动交织在一起。对当时的大量译述，“梁启超制有详细的《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二年序刊）”（增田涉2011： 3）分别加以说明。

  由翻译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人文学术及审美现代性，包括早期利玛窦、理雅各等传教士基于语文学（philology）翻译活动所开创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潮流（见 Honey 2001）。在合力作用下，现代高等教育、学科领域以及人文学术各分支研究得以全面展开，例如语言学、文学以及翻译研究等； 其中人文学术的相关议题、理论、范畴、术语以及陈述方式等全部都与翻译活动直接相关，而现代高等教育尤为突出，“要说‘西化’，最为彻底的，也是最为成功的，当推大学教育。学科设置、课程教授、论文写作、学位评定等一环扣一环” （陈平原1998：18）。中国学术逐渐进入全球学术同一认知结构中，形成学术生 产、知识传播与审美现代性等一系列议题。

  总之，近代认知模式的扩容、知识谱系的叠加、现代知识生产的建制等不仅与翻译相关，而且说明翻译的历史文化功能值得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而这一研究必须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看到翻译对思想文化的强劲塑形以及这一持续变迁的思想文化所形成的现代精神。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问题就是，眼光已经向外，却不能只重外不重内；历史太悠久，也无法仅知变不知常。想要 ‘进入’世界，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其实就是要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也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罗志田2019：144）。虽然翻译研究在上世纪末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译文如何在世界上传播，译文如何参与形成文学经典，译文读者可能起何种作用等”（格洛登等2011：1408），但依然需要将翻译研究深入到知识学和思想史层面，以有效的跨学科视角对文化史和思想史中的翻译现象进行持续的跟进和耐心的挖掘。我们认为，翻译研究的学理性在于确切把握翻译对思想与文化变迁的介入和激发，惟有在中国学术史中有效纳入知识学意义上的翻译视角，将这一重要的人文学术活动置入历史的多重世界中予以还原并视之为人文学术的推动力，翻译研究才能做到真实与透彻。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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