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移民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区域与全球发展》总第21期 

  陈晔  康腾

1998年，联合国发布的《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将国际移民定为“所有更改其常住国的人”。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将其定义为，“离开本人祖籍国或常住国，跨越国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永久性地或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于另一国家的人”。我国的对外移民是指除我国派驻国外的外交人员和我国派驻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兵之外、所有在我国出生并在我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生活一年以上的人口。人口迁移是世界性问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开放程度增大，跨国迁移将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国际移民现象已成为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013年，全球有2.32亿人移民海外。我国在2016年6月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2016年9月，国际移民组织正式加入联合国体系。在2018年初发布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一条重要的事项就是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我国对外移民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不同时期移民的动因、类型、规模及其影响各有特点。移民动因包括经济原因和非经济原因，经济原因可细分为“华自（自由职业）”“华商”“华农”“华工”等。其中，“华商”“华自”为主动移出，而“华工”“华农”则大都被迫移出。战乱或朝代更替是最主要的非经济原因，流向南洋人数最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进入21世纪，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大批海外华人华侨返回国内的情况，即“海归潮”。

对现有移民状况的认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移民问题的基础。目前，绝大部分研究都基于存量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移民统计数据，而非流量数据，使用存量数据难以真实反映国际移民的趋势以及之间的关系。2014年，《科学》（Science）上刊登了亚伯（Abel）和桑德（Sander）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Quantifying Glob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量化国际移民流量》），他们利用存量数据，估算出国际移民的流量数据，并借助生物学的方法将国际移民的流向趋势进行展示。他们研究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不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国际移民的数量并非一直持续增加，而是存在一定波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流量而非存量数据，研究我国移民现状及影响因素，从新的视角发现许多被存量数据掩盖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本文接下来在第二部分做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对我国对外移民的历史状况和现状进行介绍；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介绍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最后为结论与建议。

在移民文献中，杨（Young，1928）首先对影响移民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他认为，移入人口数量与移入地的“吸引力”成正相关，与移出地和移入地的距离成负相关，即国际移民引力模型。齐普夫（Zipf，1946）和斯托弗（Stouffer，1940），对移入地的“吸引力”和距离的内涵进行充实。安德森（Anderson，1955）以美国国内的人口流动情况证实引力模型的结论。此后，国际移民引力模型成为研究国际移民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基于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博尔哈斯（Borjas）（1987）从收入差异的角度分析海外移民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对动因进行研究，发现海外移民需要一定前期资金，只有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进行。卢尔（Lewer）和贝里（Berg，2008）用1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的数据对1991—2000年移民情况进行实证，发现引力模型相当有说服力。梅达（Mayda，2010）对1980—1995年14个OECD国家移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理、文化和年龄结构对海外移民的影响巨大。巴克豪斯（Backhaus）等人加入气候因素发现，气温上升，会催生海外移民。波普拉韦（Poprawe，2015）在原有的模型基础上，加入政治腐败因素，发现政治腐败容易导致国民移民海外。贝托利（Bertoli）和莫拉加（Moraga，2013）借用多边贸易的思想对国际移民进行研究，发现两国之间的移民状况不但受到两国之间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第三国政策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移民人数的增长，学术界对我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也不断向纵深发展。朱国宏（1994）对我国对外移民历史情况进行研究。在实证方面，董桂才和马云缠（2016）首次构建我国对外移民引力模型，利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移民统计数据库的存量数据，分析我国对外移民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同时对1990—2013年我国对外移民的地区和国别分布进行详细梳理。秦（Qin）和朱（Zhu，2018）的研究发现，每当雾霾天出现时，人们在百度搜索引擎检索“移民”的数量就会增加，说明空气污染会影响我国海外移民。张晓毅和刘文（2019）的研究发现，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集约边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路阳（2019）对国际移民新趋向以及我国国际移民治理进行研究。凌敏（2020）对我国海外移民回流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人口流动数据是研究国际移民的基础，除了欧洲内部移民外，现有的全球性多边移民数据基本都为存量数据，其不足之处显而易见。亚伯和桑德（2014）借助国际移民的存量数据，对国际移民的流量数据进行估算，并借助生物学方法将各国间双边国际移民流量趋势展现出来。本文通过借助亚伯和桑德（2014）估算出来的国际移民流量数据，得以有效避免存量数据的不足。

我国对外移民的历史源远流长，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在中国古代，皇帝将臣民送到边境，去拓展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在全球化进程的早期，明代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对外移民成为标志性事件。19世纪，我国的对外移民主要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去东南亚以及美洲大陆做“苦力”（coolies）的经济移民。当前，东南亚仍是中国移民最集中的地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当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华人群体。19世纪中期和晚期，我国移民的去向则更加多元。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西欧、大洋洲和北美洲成为我国移民向往的目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对我国采取孤立政策，我国大陆对外移民几乎中断。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相关政策的放开，通过各种途径，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根据国际移民署的数据，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口移出国。

改革开放是影响我国对外移民的关键因素。《公民出境和入境管制法》明确了我国公民在国际移民方面的合法权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为改革开放之初，很多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出国与亲人团聚，还有不少人通过留学移民海外。第二次移民潮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此时期，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吸纳我国的技术移民。第三次移民潮是自21世纪以来，其特点为精英移民，包括大量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也包括出国学成后被发达国家吸引转化为移民的留学生，还出现了环境移民、蓝领移民和教育移民等新移民群体。近年来，中国国际移民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移出移民存量为934.25万人，移入移民存量为84.89万人，“移民赤字”约为849.4万人，已上升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自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海外华人华侨返回国内的情况，即“海归潮”。这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叶落归根愿望等“拉力”以及国外经济下行、移民政策紧缩、种族歧视等“推力”有关。

1990至2010年期间，我国海外移民流量及地区分布如表1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出，在这之后的20年中，我国对外移民流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1990至2005年，对外移民量流量持续增加，2000年前后增长尤其明显，从91.28万人猛增至239.77万人。2005年后，情况发生逆转，对外移民人数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有关。我国对外移民在地域上的变化不大，亚洲（尤其是中亚）、美洲（尤其是北美）一直是我国对外移民的重点地区，其次是欧洲、大洋洲和非洲。

中国对外移民流量的国别或地区分布总体比较集中，相对稳定。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新西兰等国，一直是我国对外移民重要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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