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称新冠疫情为“大流行”（Pandemic）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与主权国家都无法忽视的重大历史性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危机不仅使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甚至连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条件领先全球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危如累卵。而随着各国防疫工作的展开，全球产业链遭到中断、全球贸易急剧萎缩，各国又纷纷出台财政刺激政策以延缓经济颓势，进而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同时，新冠疫情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过程，加快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的步伐。政治经济版图的变动，不仅严重冲击了全球治理体系，而且阻碍了全球治理的发展。 

  作为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近年来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人类活动与互联网的关系日趋紧密，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网络空间作为人类活动的新空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事实上进一步加速了人类历史与网络空间发展的融合，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暴露出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不足。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借鉴要素分析法厘清新冠疫情冲击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与全球治理的五大要素，即治理价值、治理规制、治理主体、治理对象以及治理结果一样，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亦是包括上述五大要素在内的一系列复杂议题的综合体系。其核心要素就是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因为全球治理需要组织与制度来发挥其效用，同时全球治理实践也有助于组织与制度的完善。在分析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实践启示则是文章的最后落脚点，因为好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不仅需要应对疫情这样的全球性挑战，而且也应当助力类似全球性危机的预防、处置和复原，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一、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发展的新机遇 

  新冠疫情及其后续效应将长期影响国家治理和国际政治格局，并且对于当前并不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对于网络空间来说，尽管此次疫情催生出一系列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领域的难题和障碍，但也为国际社会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希望。

（一）治理需求推动新合作 

  数字经济发展与网络安全都是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目标诉求。新冠疫情导致世界经济几近休克，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与活力却得到充分展现。为此，联合国在疫情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倡议与报告，旨在促进各方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2020 年 6 月 11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公布了“数字合作路线图”以促进包容性数字经济的发展，确保数字技术以平等和安全的方式惠及所有人。“路线图”不仅有助于各方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共识，也体现了联合国在全球数字合作及互联网治理政策领域的重大动向。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还发布了《强调弥合数字鸿沟的需求》《各国如何利用贸易便利化来战胜新冠病毒》等多份报告 , 分别阐述了新冠疫情对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分析了在疫情背景下维持企业、政府、消费者之间正常经济活动的可能性，从而为国际社会恢复数字经济提供参考。 

  在网络安全层面，国际电信联盟（ITU）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帮助各国度过危机，同时呼吁各方重视数字化发展的公平问题。2020 年 3 月 19 日，ITU 发布了《国家应急电信计划指南》，用于帮助各国制定应急计划以应对由疫情所引起的紧急情况，以此促进通信设施的可用性与稳定性。随后，ITU 秘书长赵厚麟于 3 月 23 日宣布将在疫情期间启动一个全球平台，以协助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确保网络保持适应能力，并向所有人提供电信服务。此外，ITU 在 9 月份发布的《2020 年宽带状况：解决数字不平等问题十年行动》报告中强调，新冠疫情表明人类日常生活的许多基本方面越来越依赖于数字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为管控围绕新冠疫情产生的仇恨言论、虚假信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2020 年 5 月 21 日，联合国全球传播部主导发起了“核实”全球倡议。“核实”倡议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注册成为“信息志愿者”，分享可靠的信息以确保家庭和社区的安全和交流。 该倡议还将与联合国机构及其在各国的驻地办事处、网络“红人”、公民社会、商业和媒体组织合作，发布可信、准确的内容，并与社交媒体平台合作，根除关于新冠病毒的仇恨和有害言论。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为各国以及国际组织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来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创新。对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来说，新冠疫情不仅突出了国际合作在数字经济和确保全球网络互联方面的重要性，还再次强调了国际合作在应对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与全球性危机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治理议题突出新重点 

  新冠疫情凸显出安全、发展、内容监管等治理议题和领域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个人网络安全问题。新兴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场景的拓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人的网络安全风险或者说脆弱性。然而，国际社会对新兴技术的监管，以及各国保护机制的建设还不充分，尤其是疫情期间个人隐私、个人信息面临的威胁更是凸显了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对个人网络安全的重视不足。个人在网络犯罪活动面前的脆弱性，不仅揭示了当前网络安全产业界与政府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时面临供给不足的情况，也意味着网络安全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缺位。 

  安全与发展问题。当前，如何利用数字技术阻止疫情蔓延、达成网络空间的治理共识、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到了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和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产业将会在世界范围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人们对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的巨大需求也将大大拓展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3 但同时，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监管之间的平衡等问题也将成为网络空间治理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管控虚假信息。疫情期间各国传统媒体和数字化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虚假信息甚至是仇恨言论，这一方面恶化了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交媒体平台、互联网公司等私营部门，以及国家政府在网络内容管理方面仍存在不足。更为重要的是，主权国家之间围绕疫情在网络平台上的互相攻讦或将成为引发网络空间大国矛盾的又一导火索，从而加剧网络空间的不稳定性。为此，打击虚假信息应成为引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重视且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领域。 

  公共危机与网络安全问题的融合。新冠疫情不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网络安全问题首次与公共安全问题相融合。由于网络空间与经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系，疫情之下网络安全事件的影响也更为直观和现实，其造成的威胁和挑战超出单纯的公共危机或网络安全问题。而且，由此造成的次生危机甚至比二者的简单叠加更为严峻，值得国际社会重点关注。 

（三）治理手段拥抱新技术 

  新兴技术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脱颖而出，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防控疫情、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疫苗研发等方面发挥巨大效用。同时，新兴技术的应用显示出在数字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巨大优势与积极前景。具体来说，首先，在抗击疫情、保障民生和恢复社会运转方面，新兴科技企业提出了更为高效、便捷、安全和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也为后疫情时期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次，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对新兴技术的优势与应用将有更多认识，对数字化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场景将更为适应，这将有助于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然而，有美国学者将中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进行疫情防控的举措称作“数字威权主义”（Digital Authoritarianism），也有智库将此次疫情视作中国利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优势推进其地区倡议——“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Road）的抓手。事实上，近年来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对华政策中充满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意味，这不仅会加剧其对华政策的零和思维趋势、削弱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合作关系，长此以往还将抑制新兴技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全球技术版图的前景更加不确定。 

  所幸，上述将新兴技术意识形态化和地缘政治化的观点与政策举措，并不能阻止国际社会拥抱新兴技术，各方反而加强在了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例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于 2020 年 5 月发布的关于新冠肺炎的第 61 号政策简报中强调，政府有必要在开发和采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新技术方面发挥引导作用，以确保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各国应当制定有效的数字政府战略。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推出了科技创新系统（STI）和具有包容性的科技创新政策，这对于推动各国在全球危机时期加强科技合作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也为可持续的科技创新投资以及科技创新政策提供了支持。而在抗击疫情方面颇有成效的中国也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的科技项目合作，例如，中国与阿根廷的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就进行了深度合作，拓展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场景。

  不得不承认，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在抗击疫情和为治理赋能方面展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而这将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的进一步发展，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手段。

二、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尽管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在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危机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当前网络空间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都呈现新的特点。

（一）网络空间大国竞争削弱国际合作意愿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中、美、俄等国在网络空间中的关系不断受到国家安全、新兴技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越来越激烈的对抗态势。照此趋势看来，网络空间将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和工具，这不仅削弱了网络空间的稳定性，也成为各方合作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巨大障碍。事实上，网络空间大国之间的博弈在疫情之前已经对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网络空间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还由此形成了新的竞争领域，进一步扩大各国在网络空间中的分歧与矛盾。 

  首先，网络空间大国关系在新冠疫情催化下摩擦加剧，合作空间急剧缩小。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中美关系本已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包括双边贸易、美国对华科技“冷战”等。疫情暴发之后，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就共同防控疫情做出建设性表态，反而在疫情与党争相叠加的背景下率先掀起了对华污名化。此外，欧美对俄罗斯、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所谓“虚假宣传活动”进行了大肆渲染，个别国家甚至通过将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来转嫁国内矛盾、转移公众视线。2020 年 5 月，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更新的《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叙事和虚假信息的简短评估》报告中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行为体正努力转嫁责任，利用这场大流行来宣传自己的政府体系，并提升自己的海外形象，这一努力仍在继续。”上述举措不仅对疫情防控毫无裨益，还加剧了一些国家从政府到民间的对立、敌视情绪，进而破坏各方开展合作的基础。 

  其次，美国将新冠疫情政治化并冠之以“大国竞争”的话语，使得网络空间的稳定状态受到极大挑战。2020 年 5 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与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共同发布声明，提醒美国相关机构注意中国针对新冠病毒研究的网络行动。同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CSC）在其关于新冠大流行的白皮书中强调，“新冠大流行与网络安全危机一样都是全球性的，而且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国家正在利用此次危机对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网络进行攻击，因此需要通过‘全政府’手段加以应对。”10 月，美国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提出《防止新冠病毒研究遭受黑客袭扰法案》（Defend COVID Research fromHackers Act），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作通过网络窃取疫苗研究信息的主要域外国家，并将授权总统通过制裁、禁令等措施对相关行为者进行回击。美国政府和国会将新冠疫情与当前的国家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相结合，从话语上强化了美国网络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同时也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卷入美国所炮制的“战略竞争”氛围中。

（二）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变化增加复杂性 

  在全球都面临医疗卫生、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问题的综合挑战时，各国的经济和社会运转也在各类防疫措施的推动下与网络空间越来越紧密地融合。然而，对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依赖程度越高，其面对网络安全问题时的脆弱性也会越高。疫情下的网络犯罪活动正是利用各种人为和客观存在的漏洞进行大肆攻击，而且在与当前的社会公共危机结合后，其影响力和破坏力远超以往。 

  归结起来，当前网络犯罪活动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犯罪分子伪装成的钓鱼短信和邮件，对目标终端植入电脑病毒或木马程序，从而大范围收集个人信息或窃取用户的资产。第二，因各类线上活动急剧增加，海量的信息和数据成为黑客攻击的重点对象，导致疫情期间的数据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第三，在抗击新冠病毒第一线的医院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成为黑客袭击的目标，面临着勒索软件和黑客攻击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威胁。此外，因疫情而激增的在线活动给信息基础设施的稳定性和连续运行带来了巨大压力，针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恶意网络活动也变得更为危险。需要注意的是，恶意网络活动与社会公共危机结合后产生的问题与后果，远超以往人们对网络犯罪活动的认知。恶意网络活动不仅对网络安全造成影响，还对现实中的危机起到催化和刺激作用，进而加重公共危机的破坏力，刺激民众的恐慌情绪，造成更大范围的治理问题。 

  除了网络安全议题的新变化之外，还应注意全球 ICT 供应链完整性面临的挑战。新冠疫情暴发后，经济全球化面临新一轮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带来的压力，一些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声音高涨，对供应链全球化的风险认知有所加强并加紧推动供应链本土化进程。而且，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在逆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紧缩政策，使原本严峻的疫情形势雪上加霜。例如，在中美高科技“脱钩”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因抗疫不力而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急需提振一落千丈的就业和国内经济，因此提出了声势浩大的产业链回迁计划。2020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抛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试图打造“去中国化”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生产链，涵盖商贸、投资、能源、医疗卫生、数字经济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疫情与逆全球化的叠加效应对全球 ICT 供应链的冲击不可小觑，尤其在美国对ICT 供应链采取更为保守立场的政策前景下。2020 年 10 月，美国国会网络空间日光浴委员会发布了可信任的 ICT 供应链白皮书，其中建议美国当局在面对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所谓“反竞争行为”时，应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包括美国及合作伙伴的公司在内的可信任供应链的全球竞争力。美国在全球产业链方面的动作十分激烈且涉及范围广泛，包括数字经济和 ICT 产业等对网络空间稳定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域。而在疫情影响下，保护供应链安全的国家安全意义被快速放大，事实上加速了美国分化全球 ICT 产业链的进程。同时，这一过程也将迟滞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部署进程，进而削弱 ICT 产业与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拉动作用。

（三）疫情凸显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不足 

  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治理机制效用不足的问题凸显，再加上各国对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降低，由此更阻碍了全球治理机制效用的发挥。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组织并未能在第一时间形成抗疫合作的统一战线。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国家甚至利用因疫情加剧的国际关系紧张，挑战联合国与全球治理的权威。2020 年 5 月 29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将向该组织缴纳的会费调配至别处。上述举措不仅无益于美国国内的抗疫进展，更影响了全球治理机制效用的发挥。但仍需注意的是，民族国家对多边机构和多边合作失去信心，陷入孤独抗疫甚至彼此排斥的状态，这跟多边和全球机制的治理失效脱不了关系。

  就网络空间来说，治理机制的缺位导致新冠疫情的冲击效应无法得到管控。在疫情暴发初期，网络安全问题混合着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全球范围集中暴发。然而，国际社会缺少对此类网络空间治理问题的响应和处置机制，联合国、G20 等多边机制也未能就新冠疫情引发的网络安全问题与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进行充分、有效地协调与合作。加之，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和对华战略威胁认知的引导下，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强调“单边主义”和“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对网络空间多边机制的投入也大幅减少。在缺少国际合作意愿与大国引领的情况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应对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造成冲击的能力愈发捉襟见肘。 

  此外，现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在疫情冲击下也较难取得进展。例如，在疫情期间联合国同时授权开启第六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和第一届开放式工作组（OEWG），但其进程都因疫情而受到一定影响。毫无疑问，“双轨制进程”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对网络安全的重视，但 UNGGE 和 OEWG 不论是在议题设置还是在参与成员方面都高度重合，不仅可能造成“新平台讨论旧问题”的现象，OEWG 进程甚至可能成为同期 UNGGE 进程的“非正式会议”和“游说场所”。

（四）疫情映衬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滞后性 

  就网络空间来说，信息通信技术的更新迭代本就超前于政策和管理举措。当前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步伐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滞后性已经对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形成良好秩序造成严重制约，随着网络空间治理议题日益复杂化和政治化，这一滞后性造成的负面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效力愈加怀疑，同时，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近期加紧出台多项政策举措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网络安全问题，并在疫情推动下加快推出新兴技术的发展战略。 

  在2020年2月间，欧盟连续发布三份重要的数字战略文件：《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人工智能白皮书》和《欧洲数据战略》；2020 年 7 月 14 日，欧洲议会发布《欧洲数字主权》报告，欧洲追求技术主权和数据主权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欧盟近年来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采取“外紧内松”的策略，试图建立欧盟数字单一市场，并引领国际数字流动和保护规则。经历疫情洗礼的欧盟对坚持“主权欧洲”道路的信念将愈发坚定，在加强欧盟的经济主权、技术主权和数据主权等方面也将表现得更为积极和主动，究其原因：首先，新冠疫情凸显出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其次，疫情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在技术和数据资源掌控力上的短板。 

  对美国来说，特朗普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积极推行以美国自身利益为主导的国际治理议程。在 2020 年 5 月，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共同发布了《G7 科技部长关于新冠肺炎的声明》（G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ers’ Declarationon COVID-19），声明中提到七国将发起“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倡议（GlobalPartnership on AI），并强调该倡议致力于以符合人权、基本自由和共同民主价值观，以负责任和以人为本的方式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显然，美国试图通过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商用进程进行塑造，以此将不符合西方价值判断的国家排除在外。此举一方面说明美国在先进技术的研发和商用领域的布局已逐步展开；从另一方面来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滞后性十分明显，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优先构建相关技术领域的规则制定机制，将进一步削弱多边机制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效用。

三、对未来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启示

  当前，新冠疫情大流行还未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各国对网络空间的依赖在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需求大大提高，其中数据传输、个人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发展、新兴技术运用的伦理问题等都是需要关注和重视的治理领域。然而，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许多议题的推进受到阻碍。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考虑后疫情时代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突破方向，探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对解决全球危机有何助益，并思考我国如何更好地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首先，从应对类似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挑战来看，未来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重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复原力建设。疫情中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与稳定对经济和社会的有序运行来说至关重要，对全球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和效率来说也十分关键。因此，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必须就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复原力建设提出更为详细和有效的路线图，以帮助各国减轻网络攻击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并且能帮助各方尽快从危机中恢复。

  第二，加快网络犯罪预防和应对机制的谈判和落实。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网络犯罪活动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失超出人们的想象。国际社会应当高度重视网络犯罪活动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促进各国尽快就如何处置跨境网络犯罪、个人信息泄露和网络侵权等问题达成共识，以减少网络安全风险并及时处置由此引发的大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扩大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共识。新冠疫情之下，网络空间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相关的治理需求也在主体、机制和议题层面呈现出更加异质化的趋势。1同时，大国合作意愿的下降增大了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难度。未来，如何在多边机制内争取更大范围的治理意愿和共识是国际社会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当务之急。 

  其次，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应当在全球公共危机预防、处置和复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更好地发挥新兴技术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经过此次疫情，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在防控疫情与提升治理能力发展方面的作用得以凸显。未来，在预防和处置由病毒传播、气候变化、网络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自然和人为灾害引起的公共危机时，可以通过新兴技术来强化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以此加强各利益攸关方应对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并帮助国际社会形成更为高效的危机处置机制。 

  第二，助力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信息交流。2017 年世卫组织就发布了《WHO 有效沟通的战略框架》，强调了有效沟通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关键作用。同时该框架也指出，当前的在线信息传递仍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在紧急时刻及时为有关方面提供指导和建议。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在信息传递中仍然存在障碍。未来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应当将加强国际社会就全球性的新问题、新危机和公共事件的信息交流与传递作为目标，提升世卫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在应对国际公共危机时的有效性。 

  第三，致力于打击“虚假信息”，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与稳定。在新冠疫情期间，中、美、俄、欧等网络空间大国都饱受虚假信息的困扰。虽然联合国致力于消除谣言、虚假新闻以及引起仇恨和分裂的信息，从而推动传播准确信息，传递希望与促进团结，但联合国同时认识到，不可靠的信息阻碍了全球团结抗击新冠疫情。未来，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应当更加注重打击虚假信息传播，增强网络信息的可信度、真实性，实现网络空间的稳定和平与健康发展。 

  最后，我国在后疫情时代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大力倡导“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将新兴技术和数字经济意识形态化、地缘政治化。2020 年 9 月 8 日，中国在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时提出全球数字治理应遵循的“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安全发展、坚守公平正义”三原则。与此同时，美国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单边措施对中国数字企业进行制裁，导致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面临巨大威胁。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继续倡导数字经济治理的多边主义原则、平衡安全与发展、大国与小国共商共建的指导思想，反对个别国家出于一己私利而将数字经济，乃至整个网络空间视作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抵御美国在网络空间对我国进行的围堵。今年 5 月，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提出要从两方面对华进行围堵，即提高与各组织机构、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关系的弹性，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这三大领域对中国发起挑战。对此，在疫情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时期，我国应当更加注重国际合作，加强与欧洲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打破美国打造对华包围圈的企图。 

  第三，加快国内治理能力的数字化转型，稳固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新冠疫情对我国国内的治理能力是一次重大考验，但客观上也推动了我国国内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例如，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各级政府得以对疫情进行精细化防控，同时也提高了政务活动的智慧管理水平；此外，伴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有序恢复，因疫情而加速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也将迈入新阶段，数据成为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活动的新的基础设施，推动我国进一步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在国内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上，我国参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议题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时就更有发言权，也能为国际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新冠疫情无疑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乃至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冲击。对于网络空间来说，疫情的影响不仅来自于物理世界大国关系的趋紧态势，也来自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缺位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人们须从此全球危机中认识到，网络空间正面临日趋严峻的安全问题、由产业链分化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以及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危机叠加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疫情拓展了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并且催生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合作动力和新议题领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推进提供了新机遇。此外，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带来的挑战为今后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设置了新角色，也对我国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出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