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论坛》2020年第6期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共和党在任者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JoeBiden）之间的竞争。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经济影响等因素，拜登在全美和多个关键州选前民调中显现出一定优势，但美国舆论乃至民主党内部仍存在一些杂音与忧虑。一方面，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吸引了史上数量最多且极具多样性的参选人，拜登原本表现不佳，只是在2月29日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得到非洲裔选民支持并胜出后才快速锁定提名。有观点认为，从拜登身上很难读到民主党的未来，其高龄且因长期从政而固化的建制派精英形象极可能无法对年轻选民构成足够吸引力。事实上，高龄、建制派、白人、传统温和派立场等拜登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的确难以代表近年来民主党的发展方向。有民调显示，表示将投票给拜登的群体中有67%给出的理由为反对特朗普。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其高龄等原因，外界普遍对拜登若当选后能否完整履职、会否在2024年连任等前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虑，其副手人选因而才得到了格外关注。这些在美国总统政治上并不寻常的情况都意味着，即便拜登当选，其胜利也难以被解释为是拜登及其民主党本身获得了足够支持，甚至其上台之后也必然在党内整合与政策平衡上面对不小压力。

党内竞争激烈与提名人毫无悬念之间的反差，拜登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比较优势与固化劣势之间的张力，以及拜登可能当选后将要面对的执政难题，这些矛盾所揭示出的是当前民主党自身在转型中的挑战与困境。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挑战与困境不但不会因为总统选举的胜负而彻底解决，反而会持续塑造未来民主党乃至两党政治前景，且在拜登当选的可能性下更会直接牵动美国内外事务上的某些重大选择。那么，美国民主党经历过并正在处于怎样的发展逻辑？在现实中面临着哪些挑战与困境？这些态势对民主党政治前景以及两党政治走向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从“茶党”到“特朗普化”即共和党政治发展已成为观察美国政治的重要切入点，关于民主党政治发展的讨论却颇为有限，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尝试做一些补充。

自1856年共和党参与总统竞选以来，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主导美国政治，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党争极化态势。虽然共同构成两党体制，但就各自内部政党生态而言，两党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格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国两党显现出一种“非对称政治”（asymmetric politics），即共和党倾向于以理念为中心，而民主党更为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聚合与平衡。当然，理念与利益是相对的，很难彻底割裂开来，只能反映出某一党在主要政治逻辑或关键聚合力上的侧重。

民主党平衡利益的特性至少可追溯到所谓“第五政党体系”和“第六政党体系”。“第五政党体系”也被称为是“新政体系”，即由于20世纪30年代小罗斯福政府期间推进的“新政”而为民主党构筑起来的较长时间主导华盛顿政治的“新政联盟”（NewDeal Coalition）时期。在可以容纳支持政府对经济干预、实现救济、复兴与改革等理念的广泛选民群体的联盟框架下，民主党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党，蓝领中下层群体、工会组织开启了投票给民主党的长期偏好，非洲裔群体从历史中走来的共和党传统也开始加速松动。随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间道路”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的上台预示着“新政联盟”的瓦解，受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的蓝领群体也转而放弃了民主党。然而，共和党并未彻底建立起新的稳定的选民联盟，从而为后续民主党的回潮留下了空间。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期间，民主党以“新边疆”“伟大社会”等计划延续“新政”以及“公平施政”等改革，并推动了《民权法案》等族裔平权的重大进展。在一系列举措的驱动下，民主党重获蓝领的支持，进一步强化了非洲裔的坚定选票，但同步地将南方各州的政治舞台逐渐拱手让给共和党，进而形成了所谓“第六政党体系”。有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8年期间民主党选民中的22%是非洲裔，这个数字在1952年到1960年期间仅为6%；而南方白人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比例在同期却从8%成长为32%。

由此可见，民主党在两大政党体系中的政策调整构成了需要平衡利益的基本格局，即在持有自由派立场的白人支持者之外扩展出的蓝领中下层群体和非洲裔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群体虽然存在一定重叠，但在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上却分属阶层与族裔这两个不同逻辑，而且两个群体之间还夹带着种族矛盾这一嵌入美国国家历史中的深层次困点。很显然，经济与社会政策调整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对蓝领而言最为关键，对更多处于中下层的非洲裔也会具有一定效果；但相比之下，非洲裔政党归属的最大驱动力还是具有价值观倾向的平权诉求，而平权本身却又存在引发蓝领白人不安甚至不满的可能性。在这种微妙互动的约束之下，由于不同的经济状况与两党政策选择，蓝领中下层群体在两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摇摆态势，进而也导致了中西部“铁锈带”各州的政党倾向在区域主义意义上的历史性摆动。与此同时，非洲裔群体在民权运动之后基本上固化为民主党基本盘。其解释可能是：这种固化支持来自一种所谓的“族裔化社会限制”（racialized social constraint），即支持民主党已成为作为非洲裔群体普通一份子的身份归属标志。在群体归属的限制下，即便非洲裔选民在经济利益等维度上没有得到满意回应或者对民主党候选人有所不满，他们也只会更少参与投票，但这也足以对民主党造成不可低估的压力。

于是，面对两个不同逻辑的选民群体，如何平衡并实现聚合、形成全国性选民联盟，逐渐成为民主党能否获得更多政治力量乃至能否执政的关键所在。自“第六政党体系”以来，民主党的两次稳定执政即克林顿政府与奥巴马政府都得益于殊途同归地在这两个关键选民群体之间成功实现了某种平衡与聚合。

民主党在克林顿时期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政策议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严重“滞胀”，凯恩斯主义遭遇极大质疑，持有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主张的“里根共和党”大行其道，并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大选中获得了蓝领中下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关键支持而得以持续执政。面对共和党的胜利，民主党内部强调发展经济、控制政府支出、提供所谓“就业福利”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ts）逐渐崛起，并以1992年克林顿的当选作为关键节点。一方面，来自南方州阿肯色的克林顿代表着所谓“南方传统”，得以维持非洲裔的关键支持，甚至克林顿一度被称为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另一方面，克林顿所奉行的“第三条道路”赢得了蓝领中下层尤其是白人的支持。这两方面的优势促使民主党回到了再次平衡两大群体的多数联盟状态，进而重返执政。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实现此次转型的主要根源在于将经济政策向着较为温和的方向调整，从而既回应了蓝领中下层的利益诉求，也以对非洲裔保守理念的回应强化了该群体对克林顿及其民主党人的支持。随后，由于克林顿执政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与财政盈余，“新民主党”确定了与“进步主义民主党”（Progressive Democrats）并驾齐驱甚至更具优势的党内地位。

拜登与特朗普所获选票差距早已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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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虽然2000年大选的制度扭曲并中断了民主党执政，但小布什政府期间的“反恐泥潭”与金融危机也刺激了民主党再次实现平衡的可能性。2008年，强调政府监管、维持社会福利支出、承诺全民医疗改革的奥巴马成功构筑起足以平衡蓝领中下层与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新的所谓“奥巴马联盟”（Obama Coalition），并以此带领民主党重返白宫。奥巴马虽然受到“新民主党”的影响，但其政策议程（如政府直接拨款的经济刺激计划、强化金融规制等）也明显具有强烈的进步主义色彩。一方面，对于蓝领中下层而言，面对当时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与民生的重大影响，倒向民主党而非继续支持共和党已成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虽然扩大政府职能、增加支出等自由派立场未必符合非洲裔理念，但奥巴马自身的非洲裔身份足以确保其在非洲裔群体中获得历史性的高支持度与高投票率。换言之，奥巴马得以有效地同时获得蓝领中下层和非洲裔的支持、形成多数联盟的最大原因是其在特定金融危机背景下所能发挥的特有“桥梁”定位。当然，经济危机和奥巴马个人化因素的双重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联盟的不可持续。2012年奥巴马实现连任时，其选民票、选举人团票以及获胜州数等指标罕见地同步缩水，这与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流失密切相关。而这一态势发展到2016年，不但蓝领白人持续流失并部分倒戈共和党，非洲裔选民也由于奥巴马的“缺席”和希拉里的吸引力“赤字”而投票率下降，进而成功聚合了蓝领与非洲裔的“奥巴马联盟”彻底瓦解，最终导致民主党的败选。

必须看到，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其非洲裔的身份也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在族裔议题上的极端化动员，助长了特朗普在2016年以“本土主义”政策议程对蓝领中下层白人的吸引，加速了“奥巴马联盟”解体。相比于当年里根通过经济政策调整相关群体利益来构建联盟的历史经验，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议程与其说是含有某些经济政策选项，不如说是更多侧重于强调“白人至上”的族裔标签来构建一个基于所谓“身份政治”的白人群体联盟，这对民主党及其构成新联盟的努力形成了极大挑战。

自2016年败选之后，关于能否或如何夺回在蓝领中下层中的关键支持成为民主党所面对的重大议题。但无论如何，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仍旧重拾了尝试平衡并聚合蓝领与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传统逻辑。一方面，总统候选人拜登因其“新民主党”温和理念以及相关背景得到蓝领群体的一定支持，并在中西部“铁锈带”享有某些优势；另一方面，拜登凭借其曾任奥巴马副总统的身份初步得到了非洲裔的支持。但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支持显然是交易型的，尤其在2020年5月底全美因“弗洛伊德事件”而爆发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之后，拜登在压力下不得不通过选择一位非洲裔副手即加州国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方式来回应并尽可能稳固非洲裔选民。

客观而言，拜登及其民主党平衡两个群体的努力可能意义有限。对于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而言，他们在2016年对特朗普的支持是受到“白人至上”价值观驱动的，而2020年在疫情及其对经济拖累等因素的影响下才可能出现某些转向民主党的情况。这一可能变化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且并未显现出足以中断共和党通过操作族裔议题在该群体中获得优势的趋势。对于非洲裔而言，如果只有哈里斯等非洲裔候选人才能有效动员非洲裔选民，民主党政治精英本身在身份意义上也将面对着较大压力。这也意味着，2020年民主党努力实现的联盟无论能否在实际选票上占优乃至胜出，其本质上都无法彻底理顺当前民主党转型中所面对的挑战与困境，进而也极可能不会形成较长的延续性与有效性。

图片来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从历史上看，民主党始终致力于在不同群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其本质即在阶层与族裔两个逻辑之间寻求平衡。但必须看到的是，随着全球化在经济和人口维度上给美国带来严峻挑战，用阶层逻辑涵盖族裔逻辑，通过经济与社会政策调整来满足各阶层不同诉求的做法已愈发无法实现民主党构建多数联盟的目标。作为对选民结构更为敏感的民主党而言，当前美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引发的相关趋势已在选民构成、政治生态乃至代际更新等方面加剧了民主党转型中的挑战与困境。

第一，人口结构在各维度的变化正在增加民主党平衡与聚合利益群体的难度。自“新政联盟”以来，美国人口结构的最大变化来自于族裔比重的上升及其构成的碎片化，即拉美裔的持续激增，其原因与移民以及各族裔出生率差异有关。1960年时拉美裔仅占全美人口的3.5%，到2015年已增至17.6%，而在2020年大选年之前的估算已可达18%以上。历史同期比较，在非洲裔从10.5%微幅上升至12%的同时，白人从85.2%下降到58%。随着拉美裔在人口规模上的激增，其选民比重也相应上升。针对2020年大选选民结构的预测显示，拉美裔将达到13.3%，首次在大选中超过了非洲裔（12.5%）成为占比最大的少数族裔选民群体。

拉美裔在人口和选民意义上迅速增长的现实与前景，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非洲裔的重要性，进而给民主党带来了较大挑战。不同于非洲裔选民大多数倒向民主党的几乎固化态势，拉美裔由于某些特殊历史原因以及天主教信仰所带来的保守价值观而存在一定的跨党性。一般而言，拉美裔中的共和党支持者基本可以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而拉美裔选民在总统选举中也保持了对共和党较为稳定的支持比例。自1980年以来，拉美裔选民在大选中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比例保持在21%到40%的区间之内，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也拿到28%的拉美裔选票。事实上，鉴于拉美裔选民在两党政治中的可塑性，共和党阵营也将如何吸引更多拉美裔作为重要关切议题。甚至，相比于民主党阵营，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拉美裔政治人物已成为能够代表共和党未来的新面孔。这些变化都在挑战着民主党人在少数族裔选民中总体上保持的历史优势。

与族裔结构快速变化同步的是在经济与阶层意义上的人口分布变动。当剖析2016年大选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时，所谓“中产阶层”的减少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大被视为解释民怨情绪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中产阶层”的确呈现出整体缩水的态势，从1971年的61%降至2016年的52%，而富人（14%增至19%）和穷人（25%增至29%）相应增加，自然也强化了收入不平等与贫富差距。具体而言，“中产阶层”中缩水最多的部分来自受到经济全球化与高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影响的蓝领群体。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美国制造业在197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就可达1940万个，而到2010年却减少到1150万个。相应而言，制造业所提供的蓝领工作岗位在1970年时占到美国全部工作岗位的四分之一，而在2016年时仅能维持13%甚至更低。这一变化无疑降低了民主党吸引蓝领群体的重要性。同步促使蓝领群体缩水的另一个原因即美国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的上升。2017年，美国25岁以上人口中的90%至少完成了高中教育，而在20世纪40年代却只有25%。1940年时美国男性与女性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分别为5.5%和3.8%，而在2019年这组数字则分别上升至35.4%和36.6%。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并不倾向于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作，但制造业却需要受一定甚至较好教育者运行复杂的机械设备。这一矛盾进一步导致了受教育程度低的蓝领群体更加难以就业，进而被挤入失业率更高的低收入群体范畴。如今，美国接受小时工资的蓝领群体中80%不具备大学学历，进而蓝领群体或“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也被明确定义为“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制造业等劳动力导向产业的就业群体”。蓝领群体的整体缩水及其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现实直接增加了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为重要选民群体的民主党稳固蓝领选民的难度。

与此同时，族裔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蓝领群体当中：1970年时白人在蓝领群体中占88.7%，非洲裔占10.4%；而到2016年，白人比重下降到58.7%，拉美裔占22%、非洲占13.3%。这就意味着，白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白人在有限的蓝领就业市场中正在遭遇拉美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的竞争乃至挤压，其处境更加艰难、更加难以认同更为代表少数族裔群体利益的民主党。

第二，民主党选民构成的变化导致其党内政治立场与政策议程的分歧。在上述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下，民主党自身的选民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关键重构。其一是多元族裔化趋势明显。2017年非拉美裔白人选民为59%，20年前的这个数字则是75%。同时期内，非洲裔、拉美裔、亚裔以及其他族裔整体从24%升至39%。也有数据显示，非白人民主党支持者在2013年到2018年期间已占据全部民主党人的43%。其二是年轻化趋势加剧。2001年到2006年即21世纪初的情况为18岁到29岁的群体占17%，在2013年到2018年期间则升至21%；而30岁到49岁的群体从38%下降至32%。同时间段比较，在2001年到2006年时，18岁到29岁选民中支持民主党者为38%，2013年到2016年其比例上升为49%。其三是受高等教育者增加。2001年到2006年期间受过与未受过高等教育者比重分别为27%和73%，而2013年到2018年期间则分别变动为35%和65%。

选民构成的变化直接塑造了民主党内部不同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民主党整体上呈现出进一步自由派甚至激进派倾向。按照民调显示，自称自由派群体在民主党选民中的比例从2003年的29%上升至2019年的46%，相应地温和派从43%下降至39%、保守派从24%降至14%。在自由派抬头的情况下，民主党整体上在移民、同性婚姻、族裔权利等议题上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激进态度。比如，持有“移民强化美国国家实力”观点者1994年时在民主党内有32%、共和党内有30%，而在2019年则变为极具分歧性的83%和38%。另一方面，支持民主党的少数族裔仍倾向于相对温和乃至保守立场。如果按照不同族裔的政治立场自由化程度对比，支持民主党的白人中自由派立场者从30%上升至55%，而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变化相对微弱：分别为25%至29%以及25%至37%。换言之，正是由于白人受高等教育程度增长率明显高于非洲裔和拉美裔，民主党内部的白人群体驱动了民主党整体的自由化趋势，而非洲裔和拉美裔则仍以更为温和或保守立场给自由化趋势减速。支持民主党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虽然在加征公司税、严格枪支管控、气候变化治理、支持工会发挥更大作用等议题上更为趋于一致，但在安乐死、大麻合法化、胚胎干细胞研究、政府主导的医疗体系、堕胎合法化、杀人犯死刑、同性婚姻、限制军费等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程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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