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

——基于61个国家的定性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学界相关研究以中国主位视角为主，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位视角出发的研究较为有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程度差别明显，其影响因素与复杂机制有待深入分析。本文引入政府决策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将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视为一个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决策过程，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个角度选取了经济差距、国家治理能力、学者发声、主流媒体报道倾向和政治体制相似度等五种因素作为条件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因素组合。研究结果表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都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参与度产生影响，但是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解释高政策参与的结果，有学者发声支持与不同因素组合所形成的三条路径能够解释近一半的高参与度案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沿线国家高参与度的三种解释路径的类型：不利条件下的学者发声、中性条件下的学者发声和有利条件下的学者发声。

中小国家要价行为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风险——以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为例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多是中小国家，在这些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的主要方式之一。但中国的这些投资项目面临着一系列风险，既有研究成果尽管从总体上分析了这些风险图景，但是忽视了参与国对中国施行的要价行为及由此导致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投资损益风险。中小国家总是在中国与其他大国的竞争压力之下进行对外行为选择，同时中小国家本身也具有自主性，能够判断自身的利益和选择实现利益的方式，这为中小国家对中国施行要价行为提供了可能性。要价行为理论认为具有强自主性的中小国家，在大国受到来自其他大国的战略制约时，会对该大国施行要价行为。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政府对东海岸铁路计划体现出的矛盾态度，正是他施行要价行为的表现。要价行为是对中小国家在强自主性和强体系压力之下的外交行为的理论概括，该理论为预判“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项目投资风险提供了参考。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异动状况引人瞩目。一些右翼政府和政党为转嫁国内压力，将病毒传播政治化，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排外的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事件，具体表现在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口的污名化，推行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以及制造针对特定群体的阴谋论等。逆全球化潮流是这场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深刻背景，世界各地不断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各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使得民族主义成为显著的政治思潮，并在疫情期间迅速蔓延。从深层次看，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不平等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相互构建，从根本上形成了疫情期间政治异动的根源。应对这一异常的世界政治新动向，需要我们以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平为支撑点，坚持多边主义的政治共识，减轻民族主义敌对排外情绪的消极影响，并将环境可持续性、人口公平和人道主义团结置于重建和复兴方案的核心，才有可能形成修复政治、阻击疫情的决定性力量。

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

发展与演变

【内容提要】 2020年初，美国国务卿访问中亚，随后美国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这标志着美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其中，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C5+1机制，该机制的目标在于：改善中亚地区的经济环境、保障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自成立以来，C5+1机制大致经历了初创期、发展缓慢期与调整转型期三个时段，这一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特征，也受到阿富汗安全形势、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中亚周边大国关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结合C5+1机制的发展过程，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C5+1在美国介入中亚事务中的重要性将不断提升，美国利用该机制遏制域外国家的意图将会增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也将提高，阿富汗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将进一步强化。

国际组织自主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联合国——聚焦2019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内容提要】自主性是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核心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仍主要强调其作为主权国家弥合分歧实现合作的平台的作用，对其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关注十分有限。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是观察联合国自主性的重要案例。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主性概念发展的学术讨论，将国际组织自主性定义为基于自身政策偏好，调动其权威和资源寻求对特定议题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能力，并进一步构建了行动、意愿和结果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针对行动维度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机制设计三方面分析此次峰会中联合国的自主性行动；其次从议题与国际组织互动的视角指出气候议题在联合国议程优先性的凸显、治理真空的扩张、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气候议题的偏好推动了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行动意愿的提升；最后，针对峰会结果对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和展望。

区域安全组织何以瓦解

【内容提要】区域安全组织是特定地区范围内的安全导向型国际组织，以区域安全作为首要关切且协调成员国行动。区域安全组织的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有些得以存续且不断巩固，有些逐渐衰落甚至走向瓦解。现有关于区域安全组织为何瓦解的研究没有从本质上解释其中的因果机制，需要搭建理解这种经验困惑的分析框架。区域安全组织的瓦解受到组织与成员的安全利益契合度以及组织的环境调适力两个变量的共同作用，安全利益契合度低导致组织不能满足成员的个体安全需求，成员国对于组织采取消极规避甚至退出战略；组织的环境调适力弱使得组织难以适应国际及区域安全体系环境的变迁，组织采取现状战略并导致其逐渐衰落；主导国因素是其中的干预变量，对于以上变量的作用发挥着重要影响。文章以东南亚条约组织、北约以及五国联防组织为案例，检验这个理论假设的解释力。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及预测区域安全组织的未来走向。

新冠疫情跨国扩散背景下的西方对华污名化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来，西方借机对华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污名化浪潮。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多点暴发，对华污名化经历了从道德性指责到政治性攻击的演进历程，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动机政治化、内容复杂化等特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借助文化霸权和话语权力，妄图通过对华污名化将中国塑造为疫情的“罪魁祸首”，以此争取国内外支持，达到对华打压与遏制的政治目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面前，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运动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破坏力：世界各地的亚裔成为种族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中美两国关系愈加趋向紧张；中国的外交处境更加艰难。对此，中国应从污名生成的机制入手，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应对舆论危机的能力与韧性，在去污名化过程中做到有情、有理、有力、有节，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与人文关怀。

俄罗斯的“欧佩克+”政策：

从积极参与到消极应对

【内容提要】俄罗斯在参与“欧佩克+”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政策反差。在该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俄罗斯在与沙特的外交博弈中逐渐掌握了议题设定的主导权，通过对沙特与伊朗矛盾的直接介入为“欧佩克+”的诞生扫清了障碍，并最终促成了“欧佩克+”的长期化与机制化，是建立“欧佩克+”的重要推动者。在该机制的运行过程中，该国又竭力规避“欧佩克+”的减产义务，并在减产份额的制订上先后与沙特爆发了多轮冲突。“页岩革命”背景下国际石油供应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俄罗斯与沙特竞合关系的有限转变与该国利益关注点的改变，是这一政策反差出现的主要原因。伴随着美国加入减产联盟与市场新格局的形成，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环境在短期内得到了一定改善；但从长远角度看，缺少增产空间将成为困扰该国能源话语权提升的主要阻碍。加强在中东等石油产区的政治存在，使用非市场手段提升自身在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或许将成为该国未来能源外交的突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