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抗争、奋发图强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一历史的逻辑发展，它带来了中西思想文化的深刻碰撞和交流，是一次再造民族精神的文化革新运动，对推动中国文明进步和走向现代世界，功不可没。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弘扬五四精神，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于5月25-26日在杭州举办了“百年五四  融通中外——第二届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专题研讨会”。会议由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参加研讨，数十位学者旁听。

《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王克非教授主持开幕式，阐明会议主旨。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金一斌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蒋承勇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黄华新教授分别致辞。金一斌教授指出，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运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推动了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今天举办纪念五四运动的中外文化交流研讨会极具时代意义。蒋承勇教授认为，“百年五四  融通中外”，核心在于“融通”，并援引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他回顾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倡导世界层面的文明交流互鉴，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不断进步。黄华新教授致辞中高度肯定研讨会的意义，希望通过纪念五四，促进中外融通，并推动浙江人文学科的发展。

会议分四个专场报告时段。第一时段注重文明互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著名翻译理论学者谢天振教授主持。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蒋承勇以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例，阐述了五四以降新文学对外来文化接受的俄苏“情结”。他认为，从文学跨文化传播角度看，由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情势的原因，五四开始我国偏重于接受具有强烈民主主义精神和社会变革意识的俄国现实主义，因为它呼应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具有更适合中国新文学建设发展的特质。他呼吁以史为鉴，指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当考虑非母语国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期待，做到有的放矢。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张西平以五四以来的儒家文化与启蒙运动为题，论述儒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在更为宏大的文化场域揭示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文学评论》原主编陆建德研究员用“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总结中外文化的融通现象。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译介具有复杂的互文关系。不论是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还是现代汉语从日文引进大量词汇，都充分说明了中外文化的融通性。外国文学的译介在文学、语言、心灵等方面为现代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时段注重五四翻译，由蒋承勇教授主持。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许钧在发言中检视了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主张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把握五四运动的精神和翻译活动的本质，指出翻译活动的先锋性、启蒙性、革命性与文化性，认为不能只关注翻译的表面，更要注重其背后的力量与动机。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和《东方翻译》主编谢天振提出重写翻译史的三点思考：第一，由于翻译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跨学科等诸多特点，因此对翻译史的梳理和描述也必须具备上述“跨越性”特点。第二，鉴于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翻译活动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面貌和多元面貌。第三，应通过翻译史的编写揭示翻译思想、理念的变迁和发展。

浙江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吴笛在发言中阐释了五四时期鲁迅的“直译”及其对文言文意译的具有进步意义的颠覆，是强调直接从西方语言文化中输入新的语言表达形式，促使语言文学的形式革新，达到改变国人思维方式、文化启蒙和深化思想解放的目的。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东风教授从翻译学角度梳理了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将此期马克思主义翻译与传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接触期，零散式译介为主。第二阶段为五四前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介期，主要译介日本学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评介。第三阶段为1918年后共产主义思想的翻译期，译介内容转向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著作，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第三时段注重译介影响，由王东风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克非以鲁迅的文学翻译语言为例，探讨五四以来的翻译借鉴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影响。他将鲁迅五四时期的译作语言与20世纪30年代的加以比较，分析其词汇、句式等层面的具体表现，特别是虚词的使用和典型句式的仿借，认为鲁迅在译作中充分借鉴西方语言表达形式，是他一贯拿来主义的做法和理念，也是五四时期语言开放、思想解放的体现。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教授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借助翻译文学表达了“先锋性”的主张和观点。“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先锋的姿态，通过人道主义话语、“人的文学”观念、白话文运动等，以文学的方式凸显和实践了新文化运动“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将新文化运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翻译文学不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的思想和文学资源、白话文的试验场，也是“五四”新文学特质的体现，因而具有先锋性质。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教授注意到今年在美国举行了多场纪念五四的学术研讨会，这是因为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若干高等学府均与五四运动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培养了胡适、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他通过列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观点进一步审视了西方学者视域中的中国五四文学传统。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长、青年长江学者屈文生教授分析了五四时期的中西法律翻译与交流。他认为自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的法律汉译和外译均旨在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和法权会议上向各国表明中国已按清末商约将法律制度改同西法一律，倒逼各国履行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允诺。这种法律翻译之于五四具有不亚于文学翻译的时代意义，二者均旨在革故鼎新，转变旧有制度、思想，契合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

第四时段注重五四时期中国与东欧、日本的文学交流，由查明建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丁超教授指出，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我国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译介尤为突出，东欧民族文学及文化的汉译流布成为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其中折射的异域民族境遇和反抗精神，朴素的家国情怀，对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的追求，文学艺术创造实践等等，构成了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相关联的独特外来因素，为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现代提供了外部经验和重要借鉴，推动了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互识互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林温霜教授以波兰为例考察了清末民初期刊中的东欧国家受欺凌史书写，探讨其反映的中国社会观念、社会思想变化及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关联。林温霜教授认为，中国知识界希冀借外国亡国史达到警示国人、救亡图存的效果。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亡国史是晚清爱国“史鉴”的一种，无论在文学叙事还是史学论述中均推动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勃兴。

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特聘教授林敏洁认为，如果说日本是五四前后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那么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文人志士则是中日文化沟通的桥梁。当今时代，我们应以推动“文化走出去”为己任，借鉴域外鲁迅传播经验，加强对于各国鲁迅作品译本的研究评价工作，加强与域外鲁迅研究者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弘扬鲁迅及五四精神。

会议最后由许钧教授做总结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本次研讨会，认为研讨涵盖了五个方面：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和思想，其中鲁迅是关键词，传播与融通、译介与交流是主题。他认为，关于五四中外文化交流的话题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有待进一步发掘。最后，他还结合当今世界形势，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仅仅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够的，唯有价值观的建立、思想的解放才能让中华民族不断进步、勇攀新高。

本次会议群英荟萃，专家学者覆盖哲学、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汉语、英语、法语、俄语、日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等多个语种。专家们的发言从历史、文学、翻译等多种角度阐发“交流”与“融通”，或总揽全局，或以微见著，高屋建瓴、发人深省，既回顾了百年前的风云激荡，又结合了当今的奋发图强，还展望了未来的伟大复兴。会场气氛热烈，参会教师认真听取专家发言，积极参与延伸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会议响应了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对《外语教学与研究》专栏建设及刊物创新，对当今中国对五四运动和文化交流的再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